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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布罗·婉容（1906年11月13日—1946年6月20日），字慕鸿，幼年曾有植莲一名，满洲正白旗人，达斡尔族，出生于北京东城的鼓楼南帽儿胡同，[1]祖籍内蒙古东布特哈莽鼐屯（今黑龙江省讷河县龙河乡新生活村）。[2]“婉容”二字及她的字“慕鸿”语出《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婉容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她出身旗人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西式教育。[3]与溥仪成婚后，起初感情恩爱，后因种种波折逐步降温。在随溥仪寓居天津期间，婉容也曾以“皇后”身份为灾民捐款，受到舆论的称赞。[2]溥仪出逃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婉容被封为伪满洲国的皇后。由于遭到溥仪的厌弃，婉容逐渐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后来更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崩溃。伪满洲国垮台后，婉容被游击队俘虏，最终死于吉林省延吉的监狱中，尸骨下落不明。[4]
出身名门
1906年11月1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北京，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是郭布罗氏莽鼐支的第八代。据《黑水郭氏家乘》载，“郭布罗氏者……自清初隶旗籍，代有闻人，文事武功，俱称于世”，意即婉容先祖中曾有多人为清廷效命疆场，建立殊勋。[5]据伪满洲国所编《满洲绅士录》记载，荣源曾先后出任北洋考察商务官郎中、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兵部行走、光绪皇帝陵工监修等职。[2]婉容的生母爱新觉罗氏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毓长的第四女，人称“四格格”，在生下婉容时因产褥热而故；继母爱新觉罗·恒馨，则是宗室大臣毓朗的次女。[2]
在被溥仪选为皇后之前，婉容曾随父母在天津租界居住多年。荣源为人十分开明，对子女的教育一视同仁，在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为其聘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后来还安排婉容到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就读，并为她先后聘请了美国人英格拉姆（中文名任萨姆）姐妹担任英文教师。[3]据她的弟弟润麒回忆，婉容学过英语，会弹钢琴，还能跳舞，喜爱爵士音乐。[6]
成为皇后
1921年（民国十年）6月1日，溥仪的生身父亲载沣在醇王府主持了溥仪订婚事项的商讨会，众人先后推选出七名皇后候选人，其中就有婉容。当这七名女子的照片被摆在溥仪面前时，溥仪先是圈定了文绣，但立刻招致端康太妃（即光绪帝瑾妃）的反对，溥仪在重选时选中了婉容。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10日，溥仪传旨将婉容定为皇后。[2]
起初，溥仪对于这位他所圈选的皇后颇有好感，婉容还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来自养心殿的电话，与溥仪絮絮长谈。[7]1922年（民国十一年）11月30日，溥仪在乾清宫升座，宣旨遣使护送皇后册文前往婉容家中。在经过了一系列繁文缛节之后，婉容终于与溥仪成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2]
宫中生活
入主储秀宫后，婉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与溥仪不谋而合，二人都热衷于西方的“新式教育”。在溥仪的首肯下，婉容在宫中有两位来自教会学校的师傅，负责给她教授英文、历史、艺术以及世界各地的情况，内务府给她们的报酬则是“每人月薪洋三百元”的高薪。在宫中，婉容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信，落款也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伊丽莎白”。[2]
1923年（民国十二年）6月27日，宫中发生了太监纵火的事件，自此以后，溥仪担心受到太监谋害，甚至到了不敢安心睡觉的程度。[8]为了安心，溥仪睡觉时，便让婉容坐在旁边给他守夜，直到他决定将绝大多数太监遣散出宫为止。[9]
在宫中，婉容的日常生活由骑自行车、打网球、玩相机、养鹦鹉、弹钢琴等种种爱好构成，每天为此要用去一二百两银子的生活费。[2]然而由于溥仪很少到婉容的寝宫“合房”，婉容心中的郁闷依旧难以排解，进而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对此溥仪并不阻止，还派了一位名叫赵荣陞的太监专门服侍婉容抽大烟。据赵荣陞回忆，婉容每顿饭后要吸八个烟泡，每次时长都在二十多分钟。侍候婉容抽烟时，太监要“跪在地上，皇后（婉容）左边吸四口，在她倒过身子的时候，把烟具随着捧过去，再服侍她右边吸四口”。[10]
寓居天津
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进入紫禁城。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带着二十几名警察来到内廷，逼迫溥仪的小朝廷接受修改后的“优待条件”，且当天就要离开紫禁城。面对威胁，文绣同意退让，婉容却态度强硬。[11]但在枪炮面前，逊清小朝廷无力改变被驱逐出宫的现实，在经过一番波折后，婉容随溥仪回到了她熟悉的天津。[8]
从寓居天津起，直到文绣与溥仪离婚前，婉容和溥仪的感情还是比较融洽的。据婉容的贴身侍女崔慧梅回忆，“溥仪爷”与婉容经常自己驾驶小汽车兜圈子，或者去散散步、看电影、听戏，溥仪还常常赏赐婉容一些小玩意儿。[2]二人在天津租界尽情追求、享受时尚的西式生活。[12]
另据婉容儿时的好姐妹舒芸回忆，婉容当时经常约她一起乘车到各处游览，也去过万国赛马会、西湖饭店舞厅。远离了高耸的宫墙，婉容的生活空间自由、宽广了许多。[13]
然而随着文绣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8月因与溥仪感情破裂而公开离婚，婉容与溥仪的感情也变得冷淡和疏远。溥仪将对文绣离婚一事的仇恨，几乎全部加罪于婉容头上，溥仪晚年在自传中也承认，由于文绣的事情，他很少和婉容说话，对二人间的感情亦不上心。[8]而在溥仪这本自传的最初版（即《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溥仪的说法更为直接：“婉容固然是在当时，总算是得到了所谓的‘胜利’，而拔去了她所认为的‘眼中钉’，但是我对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坏似一天。”[14]
出逃伪满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谋划下从天津潜逃至东北，此后不久，婉容也在肃亲王的女儿川岛芳子（爱新觉罗·显玗）的诱骗之下，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11月28日抵达大连。她住在清朝遗臣王季烈的家中，没多久便听到了两个关于溥仪的谣言：一说溥仪被日本人软禁起来了；另一种说溥仪被日本人杀害了。婉容听到消息后歇斯底里，要求与溥仪见面，川岛芳子被婉容闹得无法应付，只得到旅顺去找日本人工藤忠，工藤忠又买通了日本宪兵，才允许婉容在旅顺和溥仪见上一面。[15]
1931年（民国二十年）12月，婉容和溥仪一同移居旅顺的肃亲王府，在大连的星海公园，婉容问东问西，跟溥仪说笑不停，从沙滩的这头溜到那头，捡起来的许多贝壳、石子，自己拿不动了，还撒娇让溥仪想办法。[16]但对于溥仪而言，婉容的存在与感情无关，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他需要的，是婉容承担起“执政夫人”乃至“皇后”的责任。[17]
随着时间推移，婉容也逐渐看清了伪满洲国的本质，她对“满洲国”傀儡皇后的身份既不认同，又无力摆脱。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大连，婉容派人化妆成古董商，秘密会见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顾维钧帮助她逃离东北，但最终没有成功。[18]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8月到9月，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也曾托她把自己带到日本，但此事被溥仪的三妹爱新觉罗·韫颖察觉，韫颖写信告知溥仪，婉容的这次逃跑计划也成为了泡影，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17]
陷入疯狂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9日，溥仪在吉林长春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的身份也随之产生了变化。起初的两年里，婉容的物质生活还算惬意，日本人为她在长春修建了园林，还在千里之外的汤岗子为溥仪夫妇修造了一座温泉（尽管二人从未有机会享用）。[2]但婉容与溥仪的感情并没有因为离开天津而好转，无处发泄时，她只能在自己的屋中砸东西泄愤，这也是婉容后来精神失常的发端。[2]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举行了即位大典，婉容却没有露面的机会。平时参加仪式或接见外宾，溥仪也不让婉容参加。这种政治上的垄断，加上日本人对溥仪一家的人身束缚，彻底击垮了婉容，导致她彻底陷入精神崩溃。[19]溥仪后来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发言时，称此时的婉容“尽管做了最后一次争取自由的搏斗，但她已经没有了退路”[2]。婉容每日以泪洗面，除了睡觉就是抽大烟、看杂志，房间里缭绕着鸦片的烟雾。[6]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后，溥仪与婉容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一说是因为婉容私通侍卫，详见“出轨侍卫”部分）。据溥仪的护军王庆元回忆，“1934年‘康德登极’前后，溥仪和婉容还有时在一起交流片刻，饮食也由茶、膳房统一安排。1935年以后，虽仍然同居一楼，但不相往来了。婉容的饮食，也由她的侍奉太监和老妈子制作了。”[2]溥仪还“将婉容用手铐脚镣锁住，囚禁起来”，旁人从房边经过时，常听到从屋内传出的铁链拖地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后，溥仪才给婉容拆掉镣铐。[20]
溥仪也曾下定决心“废后”。他授意婉容的老师陈曾寿辞去“皇后师傅”一职时说：“将来皇后必废，于师傅有碍……这是保全（陈曾寿）之意”。当时婉容要求最后见陈曾寿一面，但遭溥仪拒绝。事后婉容一连哭了几个昼夜，甚至自己剪去头发，溥仪却始终不理不睬。[21]然而日本人担心伪满洲国的宫廷秘闻被公开，会影响溥仪作为伪满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始终不准许溥仪“废后”。无奈之下，溥仪干脆将婉容打入冷宫近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婉容的病情逐渐加重，她不知道梳洗打扮，给饭就吃，给烟就吸，从花容月貌的皇后，变成了蓬头垢面的疯女人。到最后，婉容的两条腿已经不会走路，眼睛也几乎失明。常年被关在屋中，使她的双眼不能见光，看人的时候需要用折扇挡住脸，从扇子的骨缝中望过去。[2]
香消玉殒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匆匆宣读了“退位诏书”，决心出逃日本。在路上，溥仪将婉容等人扔在了通化市临江县的大栗子沟车站。在溥仪侍从赵荫茂、严桐江等人的照料下，婉容等人在大栗子沟躲藏了一个月，直到苏联红军进驻。[2]从苏联人口中得知溥仪已被俘虏后，婉容提出要给溥仪写一封信，但此时的她已经拿不动笔，只得由太监代为执笔。在信中，婉容向溥仪报了平安，希望能与溥仪早日团圆——这是婉容写给溥仪的最后一封信。[22]
不久后，苏联红军将李玉琴（溥仪的“福贵人”）、嵯娥浩（溥杰的妻子，日本华族）以及剩下的少数仆人，伴同婉容一起押送到吉林省临江市，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鉴于他们的身份特殊，民主联军便将这些人转送到了通化市公安局集中收容管理。被关押期间，李玉琴和嵯娥浩共同照顾婉容的生活起居，使婉容的精神状态大有好转。然而到了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4月，李玉琴被释放，嵯娥浩也于同年6月被转送到牡丹江，婉容身边再没有人时常照顾和陪伴，她的病情也急转直下。[23]
在狱中孤独一人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十天后，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6月20日，末代皇后婉容在吉林省延吉市的江北监狱中默默死去，年仅41岁。她的尸体被监狱的看守草草埋葬于延吉市的南山，具体的位置无人知晓。[23]
政府支持的大婚
清末民初时，为了促成清帝和平退位，民国临时政府与清廷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件》，给予了清帝诸多特权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出于遵守优待条件，约束各方人士的目的，对于溥仪和婉容的婚礼，除了夫妻双方的家庭外，民国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24]
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16日晚，清皇室通过电话，得知皇后婉容定于17日上午八时由津乘专车回京后，一面派遣内臣备车到火车站迎接，一面致函京兆地方的军警机关，请他们选派军警沿途保护。民国政府不但照办，而且为表尊重，还派出了两队军警，在荣源的府邸旁守卫，直到大婚结束才撤退。[24]
依照传统，婉容在大婚前还要接受三项重要的礼节，即纳采礼、大征礼和亲迎礼。因为行礼队伍要行经紫禁城至皇后府邸之间的诸多交通要道，需要民国政府予以支持。总统徐世昌在内务府确定日程并行文呈递后，当即承诺尽全力给予帮助。[24]据溥仪回忆，大婚当日，民国政府在东华门、婉容宅邸等地派驻了六百一十名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维持秩序，宪兵司令部除派出八十四名官兵外，还抽调了许多官兵沿途站岗放哨，警察厅也派出了七百四十七名官兵维持秩序。[8]
除此之外，民国政府还向清廷支援了军乐队，与皇室乐队一起充当起演奏礼乐的重任。正如庄士敦所言，民国政府参与溥仪大婚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尊重民国与皇室之间协议的优待条例，以如同对待一个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君主一般的礼节，对待溥仪和他的婚礼。[25]
与文绣的争斗
早在入宫时，婉容就因溥仪免除了文绣的跪迎之礼而颇有情绪。再加上溥仪并不常到婉容宫中，婉容更是怀疑文绣争宠或是从中作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二人之间的嫌隙也因此种下。[2]
被赶出紫禁城之前，婉容和文绣常有书信往来，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这些书信中也有体现。例如下面这封婉容写给文绣的信：
爱莲（文绣的别号）女士惠鉴:
昨接来函，知you之兰楮现以(已)痊愈，甚欣慰之。至诸君勿怕me错误，是于(与)君互相立誓，彼此切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切可明言等，若有何获罪之处，还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耳。
请罪人植莲（婉容的别号）启[11]
在天津时，因为比在宫中更为自由，婉容和文绣的矛盾也更为多样。例如婉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溥仪给文绣买了，婉容就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这种竞赛式的购买，使得溥仪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8]
但后来文绣因为不赞成溥仪轻信日本人，逐渐失去了溥仪的信任，在与婉容的“争宠”中也落于下风。婉容经常让溥仪发誓不爱文绣，连扶乩（中国民间的一种迷信活动）也要求一个“万岁（溥仪）与端氏（文绣）并无真心实意”的“吉利语”。[2]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后，也会时不时给予文绣歧视，或施以虐待。[26]
昔日恩爱
虽然婉容的感情最终以悲剧收场，但她与溥仪在天津时，也曾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恩爱生活。根据档案记载，1926年（民国十五年）2月20日，溥仪赏给婉容“新照相片四张”，5月6日赏给婉容“黄丝围巾一件”；8月5日又赏给婉容带宝石头的唱机一件，这些都是在“依例节赏”之外的馈赠。[2]
婉容的侍女崔慧梅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一段溥仪给婉容送礼物的往事。有一次溥仪独自逛街，买了一块钻石手表送给婉容，还找人在表的背后刻了一行英文字“I LOVE YOU”。第二天，溥仪让太监去商店取表，太监发现背后多了一行英文字，职员只告诉了太监拼读的发音，却没有解释意思。这个太监拿着手表回来后，便急不可待地喊道：“皇上，皇上，您买的I LOVE YOU牌子手表十分标致，奴才已带回来了！”溥仪因自己的秘密被拆穿而脸红，婉容则十分开心。[2]
对于婉容的家人，溥仪也都给予礼遇。1929年（民国十八年）9月，婉容的外婆（毓朗的福晋）病重，溥仪先后于5日、12日、13日多次亲往探望，26日婉容外婆病逝后，溥仪又给他们家拨了一笔治丧的费用。[2]
即便是婉容的朋友，溥仪也非常包容。在天津时，其他的满清遗老旧臣在见溥仪时，都要恭恭敬敬地行君臣叩拜大礼，但婉容的朋友舒芸等人却并不受要求和限制。据舒芸自述，她每次见溥仪时“只请蹲安，溥仪伸出双手，连道‘劳驾！’态度相当谦逊”。[27]
捐珍珠赈灾
1931年夏，长江沿岸数省发生水灾，主持赈灾的国民党监察院委员朱子桥为筹措资金向溥仪寻求支持，溥仪捐出了坐落于天津日本租界的一座楼房，婉容也献出了自己心爱的一串珍珠。此事经各大城市报纸报道，一时间传为美谈。《大公报》在对于此事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婉容捐献的这串珍珠，称“此珠串计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并称赞婉容“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足为末俗矜式。”[2]
出轨侍卫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在谈到他为何对婉容如此绝情时是这样写的：“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只知道她后来染上了吸毒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8]溥仪这里所说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就是大众熟悉的“婉容私通侍卫”一事。
据溥仪的二妹爱新觉罗·韫龢称，事情发生时她正在英国，“回国后过了一些时候，溥仪才告诉我……婉容临产之前，溥仪将天津的德国大夫——白大夫请去，专门打胎。打下就死了，死后烧了。”[22]溥仪身边的随侍李国雄的回忆和韫龢所述相近，他称“婉容曾诞下一女，死尸被婉容的哥哥送到西院南大墙护军宿舍附近的锅炉房，扔进炉膛里烧了。”[28]
然而也有婉容身边的近侍都曾公开发表文章，就此事为婉容鸣冤。崔慧梅就曾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发文称，伪满洲国的“内宫”除了“皇上”和太监，根本没有男人可以进入，而且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婉容根本没有机会与人偷情。[2]虽然崔慧梅当时并不在婉容身旁，许多地方可信度有限，但她的文章发表后颇具影响，王庆元（溥仪的护军）在看到崔慧梅的文章后，也写了一篇题为《不为呼冤为正名》的文章。在文中，王庆元不但支持了崔慧梅的说法，还称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哪怕是上楼下楼都要有太监开道，除了溥仪之外的一切男人都要回避，入夜后至少要有两名以上陪寝人员呆在寝宫中，还有一名太监专门记录婉容的夜间活动，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2]
人物评价
爱新觉罗·溥仪：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8]
李玉琴（溥仪妻子）：她是一个无罪的不幸的女人，是封建道德牺牲品……我不能忘却婉容的可怜下场，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造成了婉容的悲惨结局。现在，她的尸骨在哪里呢？还没有她的哪个亲人去寻找。[29]
贾英华（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主席）：婉容不该被遗忘，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悲惨命运值得同情，还因为她的生命历程囊括了颇为重要的历史内含。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她既是旧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的妇女界代表人物，又是身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和摧残的孱弱女子。[2]
家族成员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41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末代皇后婉容的宫中生活 — historychina.net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
- 参考 27
- 参考 28
- 参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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