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

邓峰，1922年出生，山西省介休县三佳村人。1962年12月任临县县长，1964年任临县县委代书记，1965年任临县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压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6年后历任任吕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梁地委常委、秘书长。1983年离休，1993年6月病逝。

邓峰，介休县三佳村人，1922年出生，1962年12月任临县县长，1965年任县委书记。在临县至今传颂着他的事迹，“邓峰是个好书记，红薯片片救了命”，一句临县家喻户晓的俗语，正是发自临县人民内心，对一位已故县委书记的怀念和称颂。他用实际行动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调研察情，谋划发展

1962年12月，邓峰被从介休调临县任县长，当时临县是晋中地区最贫困的县，在不少人看来，简直就是“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可是他一接到调令，二话没说，自行带了行李辗转颠簸了12个小时，带着满身的尘土来到临县。

当时的临县，自然条件恶劣，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外出流浪讨吃要饭的人也很多，是远近闻名的“讨吃县”。邓峰到临县后马上投入到工作中，深入基层，蹲点调研，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跑遍了临县的山山沟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写出了《临县低产的主客观原因》的报告，充分揭示了低产的实质问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省委认为报告抓住了临县贫穷的实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批转各地学习。

邓峰同志经常驻村蹲点，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疾苦。1964年冬，他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贫问困活动，把县委常委分在一个小队，队长由青年骨干担任，全县共分了七个小队，他们走村串户，问寒问暖，足迹遍布全县，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给困难群众，使党和人民心连心。

面对临县的贫穷落后，他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他到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后，感触颇深，结合临县实际，写了一篇《以大寨精神为准绳、林县经验为镜子，快马加鞭绘制临县新版图》的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即：临县比林县，面貌不一般；千差万差是县委革命化差；快马加鞭迎头赶上，进行了详实的阐述，在“三干会”上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表示要下决心改变临县贫穷面貌。他最后说:“焦裕禄死后，要兰考人民把他埋在兰考沙丘里，我死后，希望把我埋在紫金山上”，邓书记的决心和计划，赢得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

心怀群众，赢得民心

1965年，临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连续180天无雨，使本来就贫困的临县更加艰难。尽管全县人民积极抗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因灾情十分严重，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迫在眉捷。当时担任代书记的邓峰一方面稳定民心，“只要邓峰有饭吃，临县人民保证不饿肚子”。另一方面，召开各类会议积极发动群众以工代赈，以足够的信心与灾情做斗争。同时，全县抽调40多名采购员专职到河南、四川等地采购署干、萝卜丝、面粉、粉渣等代食品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全县设30个代食品发放点，除沿川勉强能通车的直接送外，多数地方不能通车，中转存放数量还很大。邓峰三五天就到该县副食品公司了解一次情况，当他知道外地采购回来的食物存放困难时，决定将这些中转代食品放进临县人民大礼堂这个开会场所。有人担心开会没有地方，邓峰坚决地说：“会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开，广场上开、地里开，代食品坏了，群众吃什么。”在上级的支持下，这一年，临县调进了2500余万公斤救灾粮和代食品。由于措施得力，群众生活安排的妥善，这一年，不但没有饿死人，而且连外流的也没有，给第二年全县农业大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全县人民怀着万分感动的心情，用淳朴的语言赞颂：“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邓峰是个好书记，红薯片片救了命”。

邓峰非常重视民生问题，每到基层单位他都要亲自了解群众的吃粮、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一次当他得知粮食加工厂的面粉又黑又碜chěn，群众意见很大，便亲自到加工厂了解情况，并与粮食局的领导一起查找原因，很快解决了此事。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不搞特殊、不享特权，是邓峰给自己定的底线。他讲话材料经常是深入调查研究后，自己亲自动手写的。工作强度大，营养又跟不上，所以体力透支，特别是脱发现象严重，可他从不言谈。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发现他满头乌发渐渐脱落，心里感到阵阵难受，于是打听到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来给他吃，当他发现药费在财务报销时，马上找来这个同志进行了批评，亲自把药方从财务上抽出，自己付了钱，同时对办公室和财务人员强调，他本人不签字的条据一律不得支付。从此财务上再没有支付过他个人开支的经费，也没有见过他因个人消费而签字报销的条据。县内规定，每年拨5000元特需费由县长直接掌握，但几年中邓峰却分文未动，因为他从来没有“特需”。在临县，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经常讲到，他从未报销过个人消费的条子。招待亲戚、朋友吃饭，都是个人付款。

邓峰对家属及子女要求特别严，在他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的数年中，从来没有见过他爱人和孩子们跟随他看过戏和电影。一次机关放映电影，通讯员硬是把他的小儿子拽去看，孩子睡了，通讯员将他抱到屋里，邓峰知道后，批评了通讯员，很严肃地说：“我怎么能特殊呢？别人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去接呢？”邓峰家在大礼堂对面，一次，招待所的大师傅去看戏，顺便带他的小儿子去礼堂，邓峰发现后，严肃地问爱人和儿子买票了没有，得知没有票时，责令他们补了票钱，并叮嘱，今后想看戏，一定要买票。邓峰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身边人和家里人的。

邓峰同志下乡常常是步行，没有急事从来不动用当时县里仅有的一辆车。县里修的两套较好的住房，他也不顾自己家住宿有困难而让给了其他老领导。之后，又有几次调房的机会，都被他拒绝了，在临县的数年里，他一直住着简陋的老房子。

忍辱负重，常怀理想信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特殊的形势下，邓峰同志被关进了禁闭室。他向上争取救灾粮，被诬蔑成讨吃县的讨吃头，目的是树立个人威信；搞访贫问苦，与群众实行“三同”，被批判为“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严于律己，不搞特权，被批判为伪君子。在那场运动中，邓峰同志受到多方面的污蔑与攻击。但是，邓峰同志始终坚持了对党、对共产主义的无比忠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没有丝毫退让，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义正言辞表示自已忠于人民、忠于党。在关押期间，他不停地写日记，写工作报告，表现了“想为临县人民做点事的”强烈愿望。他多次向家属和前来探视他的人表示，“要相信人民、相信党，党和人民会还我们清白的。”几个月后，在临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邓峰同志终于获得了自由。后来，每当人们与他谈起那段往事时，他都一笑置之。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峰同志出任吕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地委秘书长。职位高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人又定了新的“约法三章”。他多次鼓励子女自强、自立，不搞特殊。他把廉洁勤政的作风又带到新的岗位。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高贵品德。邓峰同志1983年离休，1993年6月病逝。他把一个永不逝去的称谓刻在了吕梁人民的心间：吕梁山上的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