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走西口，亦称走口外 ，是指清朝康熙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山西 、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到民国后期达到高峰，持续了近三个世纪。^[3][5][6]

走西口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西口”是指大同以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是由晋北、晋西北出杀虎口或渡黄河、陕北、宁夏、甘肃越长城、过黄河通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地域范围的泛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然灾害、人口激增和土地兼并激烈，朝廷不得不提出私垦及放垦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再加上当时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人们寻找新的居住地。^[7]走西口的迁移路线主要有四条，迁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寄民阶段是从康熙第三次西征噶尔丹开始，一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西口地区进行“编户立籍”为止，此时西口地区的汉民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住民阶段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官员贻谷开始东西垦为止，是走西口活动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西口地区大约有汉民一百二十万人左右；居民阶段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清朝官员贻谷督办西蒙垦务使土地性质发生质变，加速了走西口进程。进入民国后，历届民国政府延续清朝在西口地方的政策，推动百姓继续移民西口地区。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绥远省，不断强化省县统治，走西口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最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实行新的户籍政策来划定城乡户籍，走西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萎缩并最终消失。走西口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便体现在蒙古草原南部人口的构成方面，蒙古人口减少，汉化趋势显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2][4][5]

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走西口对蒙古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走西口调整人口结构，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推动当地生产方式进步和技术传播的同时，也推动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走西口这个过程本身处于一个无秩序的状态，再加上移民的不合理开发给当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等。^[8]此外，走西口在文化方面的交融发展成果也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出现了“二人台”、内蒙古农耕村落、晋陕蒙毗连带文化圈等一系列衍生文化。^[6][3][9]

人们把长城以内的地区叫做口里，把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做口外，蒙古地区西部叫做西口外，简称西口。^[7]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中国历史上移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是指清朝康熙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陕西、山西等地的大批民众经长城西段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等关口出关，徙居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从事农耕与商业经营等活动的移民运动。它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到民国后期达到高峰，持续了近三个世纪。^[6]

晋商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 “东口 ”，大同以西右玉县的杀虎口为 “西口 ”，是由晋北、晋西北出杀虎口或渡黄河、陕北、宁夏、甘肃越长城、过黄河通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地域范围的泛称。^[10]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10]

走西口迁移路线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从土默特开始，沿黄河西进达鄂尔多斯，出杀虎口，主要是山西人；第二条是从陕北开始，越过长城至乌兰木伦、榆林、哈柳等河流域，流入的主要是陕西人；第三条是从宁夏开始，渡黄河进入其东岸一带，流入的主要是甘肃、宁夏人；第四条是从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土默特，这一般认为是走东口，但进入的地区是普遍认为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10]

走西口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晋西北的河曲、保德、朔县、平鲁、左云、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定边等地，受这些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晋西北、雁北、陕北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土壤贫瘠、山体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可耕地面积少，使得百姓们所产出的粮食数量不能满足正常生活的需要。耕地面积少。如神木县：“邑处极边，多沙冈石碛qì，幅员虽广，而可耕之地计以顷亩，诚不及沃野之十之二三耳。”^[11]，偏关县“晋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藉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便成灾歉。于西北地势最高,苦寒特甚。”^[12]正是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人们背井离乡，不得不出外寻找新的生存之地。^[6]

西口地区和晋、陕两省之间田土相连，这为走西口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有黄河灌溉的便利，以及黄河改道以后淤积的肥沃的土壤条件，那些距离边墙非常近的口内农民便在西口外开垦种植，获得较好收益，由此也吸引来了南面较远地区的农民。明人萧大亨在《北虏风俗》中描写到，“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13]此时，距离边墙较近的土地已经开垦过了，后面被吸引来的农民便继续向北挺进。最终，西口外的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再加上这些地区紧邻长城、靠近内地，更是山、陕等地逃荒人口的首选之地。^[6][2]

朝廷政策导向为走西口提供政治保障。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为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各地区社会生产，清廷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另外，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清廷基于政治目的，为求政权稳固，推行了 “借地养民 ”政策，为走西口提供了政治保障。^[7][10]

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大一统局面以及统治者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推动了当时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地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雍正年间，大部分土地都被过度开垦，内地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激化了人地矛盾，加速了走西口的进程；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此阶段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记录，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激烈。随着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压力的不断增加，山西、陕西等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为了生存，他们便向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7][10]

走西口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躲避饥荒和战乱。在清代，山西等地盛行重商之风，许多商人便前往西口外经商谋生。而他们选择前往西口外，也是因为这里能获取高额的商业利益。这些旅蒙经商者大多在塞外定居了下来，从家乡招来亲族乡党，使得以旅蒙经商者为首的这部分走西口人群不断扩大。很多山西、陕西贫民都是由于家乡闹饥荒才被迫流亡。而西口地区原本便有牧业，地价低，租税轻，对因饥而流亡的人是极具吸引力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曾发布谕令，允许内地乏食民人，可前往口外垦地谋生，对于“乐于就移”者，还可“免其田赋”；同时谕令各旗蒙古王公容留灾民，“特许其吃租”。蒙古人称其为“借地养民”，而这也就促使走西口的一个高峰期的形成。乾隆年间，山西也多次发生饥荒，有一大批人因灾迁徙西口地区。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期间，大批山西饥民走西口，来到塞外各厅及蒙旗地面为生，又掀起了一次新移民潮。民国以后，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其他较远省份的饥民，也可能涌入西口地区。另外，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战争四起，曾有大批南方军队调到西口地区及陕西、山西作战，因此也有一些人来到了西口地区。民国时期，因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军事行动，山西、陕西地区便有较多的人迁居到西口地区。^[2]

走西口最早开始于康熙年间，主要是从康熙第三次西征噶尔丹开始，一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西口地区进行“编户立籍”为止。在这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段内，清政府一方面实行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一方面又默许汉人进入蒙古地区。这一阶段的汉人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寄民。光绪三年（1877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是西口地区的一次大灾，促使许多山西汉民为了躲避灾荒而走西口。这场灾荒对对绥远地区社会的影响十分深刻，不仅灾后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人口，形成了西口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大潮，加上自然流入的汉民，西口地区此时已经有非常多的汉人了。^[5]

这一阶段是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官员贻谷开始东西垦为止，共十八年，是走西口活动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为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各地区社会生产，清廷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再加上一直以来清朝都对边远地区采取“恩赏拨地”的政策，这一措施使许多人有了土地，开垦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再加上口内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因素，使得晋北、陕北两地的百姓大量迁移，每年春季都有大量百姓流入当地，久而久之，谋生的人们便在此定居。到光绪十年左右，在察哈尔右翼便有六万汉人，而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也有数十万户。同时，在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两盟境内，也有几万汉民。而随着“编户立籍”在西口的实行，这些已经在此地生活了几代人的汉民也变成了这里的住民，但农民仍然需要从蒙古人那里租种土地，向蒙古人纳租。^[5]

这一阶段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实行新的户籍政策来划定城乡户籍为止，大约近六十年。清朝官员贻谷督办西蒙垦务后，使原来一些贵族王公的土地，逐渐转换为清朝统辖的土地，土地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和其它内地省份一样的土地，而这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去口外农耕和定居，加速了走西口进程。进入民国后，历届民国政府延续清朝在西口地区的政策，垦地设县，加强对西口地区的政策管理，推动百姓继续移民西口地区。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这里设立绥远省，不断强化省县统治，加强人口管理，吸引更多百姓迁入西口地区，走西口活动达到了最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西口活动又延续了几年。但随着《土地法》的颁布和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建立，政府逐渐重视农业发展，大力解放农村生产力，百姓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能够安居乐业，走西口活动逐渐萎缩并最终消失。^[5]

走西口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便体现在蒙古草原南部人口的构成方面。清代之前，当地大部分地区都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蒙古族是这一地区人口的主体，“游动、迁徙”的游牧风俗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清代走西口活动的进行，西口地区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清初至民国初年，蒙古人口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汉族在蒙古草原南部人口中占有更大的比重，蒙古人呈现汉化趋势。同时，“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类的俗语表明商人和农业移民的增多，使得蒙古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城镇和商业中心，^[14]大量人口在这里生产、生活、交易货品，促进蒙地经济社会的发展。^[4]

走西口带来的结果是多民族的杂居生活。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不少人在当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产业，因此选择在此定居，而开放性的地区势必会出现相适应的婚姻状态，不同民族的通婚会带来人口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此外，人口迁移使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民族融合繁荣发展。^[7]随着走西口活动的进行，大量汉人进入蒙古地区，蒙汉人民因此能够在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方面展开了交流。由此，蒙古人呈现出了汉化的趋势。同时，大量移民的到来也促使绥远地区独特的文化艺术的形成，地方小戏 “二人台”就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在不同民族的交流、融合中，经过多数人认同的，比较先进的精神、信仰、礼仪、风俗及生活习惯就被保留下来，与当地原来的文化、风俗相融合，形成多元化的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同时也能够促进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团结。^[4]

随着走西口活动迁移来的大量移民为近代绥远地区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方面，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开田种地，安家落户，建立村落；另一方面，走西口移民的到来帮助当地牧民掌握了内地的农业技术，土著的蒙古族也受到这些移民的影响进而学习汉人的农耕生产，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的生产技术，包括农业种植和兴修水利等技术，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粮食种植的效率。同时，先进的技术也随着人们的交流和一些商业活动逐渐传播到其它地区，促进了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的交流与传播。^[8]

走西口在将内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入西口地区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催发了一批新兴商业城镇的产生。来自山西的商人既是内地商业发展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也是口外商业的开拓者，正是这些来自内地的商业移民的到来让这些新兴城市逐渐兴起，例如归化、包头以及鄂尔多斯。^[6]移民中有许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他们的到来既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快了蒙古牧区和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使其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促使了繁华城镇的出现。^[8]

走西口主要是在利益趋势下进行的，是无秩序的状态。因此，这个活动也在不知不觉中给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方面，移民的迁入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引起不科学的土地开垦，使当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近代绥远地区的土地荒漠化的发生率相对于周边省市便更高。另一方面，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对当地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破坏，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且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失控，由此引发土匪猖撅、毒品泛滥等不良现象。^{[8][15][16][17]}

关于走西口中“西口”在何处，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有争议的话题，目前存在“特指说”“泛指说”“概指说”“变迁说”等不同观点。^[18]刘忠和教授在《西口辨》一文中将其归纳总结为:(1) 特指说，即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或归绥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19](2)泛指说 ，指张家口以西可以进入内蒙古地区的长城沿线各口；(3)概指说，指西口大致在黄河山西河曲、保德至宁夏段的各个渡口；(4)变迁说 ：西口最早指杀虎口 ，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归化城的经济、 政治地位凸显，归化城成为西口。^[20]

刘忠和教授在《“走西口”历史研究》一文中将此争议做出阐释，首先，把“西口”理解为从张家口往西、直到陕西北部、山西与内蒙古接壤的明长城各口的“泛指说”，虽合情理，但显牵强、空洞，是一种经不起科学考验的认识。在乾隆朝以前，今晋蒙间的明长城，已是经常塌毁，不能阻挡出边山西商民的行途。人们不仅能从长城的坍tān塌处进入蒙古地区，而且清政府还专门开通沿边口隘，以利人们通行。^[21]

《晋政辑要》一书中部分内容可对其进行佐证。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三月，晋抚和其衷奏：“查边墙一带旧设堡门四十三处，其杀虎等三十五口俱已开通，每口建立木栅，驻割官兵，专司启闭、稽查，以便农民商卖贩运出入，历久相安，并无滋弊。惟宁远厅之碌德等一十三村，均系朔平府属之左云县民人在彼耕种，迩来农民云集，开辟渐广，生聚日繁，产粮甚多，已成数十村庄，每岁耀卖粮食，置办农具，若由宁鲁口出入，计至左云县仅止五十三里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昔还，于商民甚为便宜，惟因宁鲁口沿明末之旧，尚未开通，以致碌磕等村民人，贩运粮物，必绕道杀虎、保安等口，逾越崇山峻岭，肩挑驮载，往还三四日，乃得运至内地，且左云等县地瘠民贫，全赖碌德等村米粮接济，似此迂道远运，车辆不通，脚费繁重，于民食尤多拮据，前经左云县知县李代馨及合邑商民人等节次呈禀请开，俱委令朔平府知府周于智等亲往查勘，据称业已详加勘明，应行开通，并无妨碍等情，臣因事关边墙，必须亲往确勘，方可定议。”^[22]

其次，刘忠和教授指出，“概指说”也不能完全说明“西口”的具体位置。“概指说”的依据来源于文艺作品，以二人台小戏《走西口》或民歌《走西口》的唱词为依据，认为走西口必定要坐船，就此认为“西口”一定是在山西省河曲县境内，甚至指出河曲县的“水西门口”就是那个西口，因为山西和内蒙古之间，只有黄河能摆渡、行船，而黄河能摆渡的地方只有这里。《晋政辑要》一书中也有相关描述：光绪年间，山西省境内的黄河就设有七处官渡，其中位于晋蒙交界处的有四处，河曲县有三处，大仙渡和水西门大口渡，“官各设船一只，水手一名”，“康家会渡设船二只，水手名数未详。”^[23]另保德县也有一处官渡。这说明当时黄河在晋蒙之间不仅只有河曲县那个水西门口，是有多处渡口可以摆渡到内蒙古西部的。因此“概指说”也不能完全说明“西口”的具体位置。^[21]

此外，刘忠和教授也指出，“变迁说”是在“特指说”基础上产生的，几个变迁的西口地点就是“特指说”的西口地点，有着继承关系。“变迁说”是一种新说法，突出了清代及民国时期“ 西口” 在经济、政治、军事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逐渐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事实上，由“特指说”到“变迁说”是一步步形成的，而且学者们也是越来越赞同“变迁说”。^[16][21]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知名作家邓九刚说，走西口不仅仅是一种人口迁徙现象，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一种“走西口精神”。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很多带“板”字的村子如“攸yōu攸板”、“姑子板”就是当时的移民安置点，现在已经是蒙汉融合的聚居区了。再有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呼和浩特市的观音庙、大小召、清真寺等方圆几里庙堂召寺混合在一起的独特局面，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这充分展示着一种兼容并包、和谐相处的精神。这种“走西口精神”，提醒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坚持闯出一条路来，不能轻言放弃。^[24]

敕勒川博物馆馆长赵俊峰说，二人台通过走西口这一特殊源起而形成，它兼容汉蒙艺术特色，同时吸取我国北方民歌、舞蹈、曲艺等多种艺术精髓，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艺术见证、黄河文化与敕勒川文化孕育的艺术结晶。^[25]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刘振江认为，走西口的移民现象对于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方面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传播加快了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化，对于开发祖国边疆地区的贡献功不可没。^[7]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淑利认为，“走西口”是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之一，以晋、陕为主流的内地农民浩浩荡荡地出“口外”，或经商或务农。所到之处，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3]

走西口与闯关东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型人口迁徙活动，且发生时期相近。^[26][27]

事件名称发生时间迁徙路线最终结果走西口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左右，结束于1956年左右主要是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大量汉人迁入内蒙古，加深了两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闯关东始于顺治十年（1653年） ，结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区的农民向东北地区流动大量汉人迁入关东，与蒙古、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多民族更多交流

但是，走西口与闯关东也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是民间自发的迁移活动，并非是官方有组织的行为。其次，走西口与闯关东发生的历史条件也是相似的，清代实现了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的“大一统”，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再对立。不仅如此，两次迁徙的目的地都能够满足人们谋生的需求，无论东北，还是西口外，皆是富饶的经济区，其资源丰厚，利于生存与发展。并且两次迁徙的路途都在承受范围之内，是可以达到的。最后，这两次迁徙都带来了积极影响，原属荒凉的杀虎口外与东北这两个地区的人口猛增，大片荒原、草地被垦为农田。^[26][27]

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走西口》唱曲则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咸丰年间的一个凄美爱情故事，一对夫妇泰春和玉莲在新婚后不久，由于山西大旱，丈夫泰春因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忍痛和妻子玉莲分别，远走西口谋生，反映了夫妻之间的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走西口》唱曲虽然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实际反映的是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9]

走西口习俗影响着内蒙古农耕村落构建。清朝以前，内蒙古等地区主要以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为主要文化习俗，一直以来都是以游牧生活为主，未能形成像汉族一样定居生活的村落。随着走西口的展开，大量内地人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带来了汉族的农耕文化，随之出现了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村落民俗文化，主要体现在信仰、风俗、饮食、服饰等方面。在文化信仰方面，走西口将两大地域、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促进两个民族对彼此精神文化的认同，在蒙族的村落里出现了供奉着汉族传统神灵的庙宇，同样，在汉族村落里也出现了对蒙古族神灵的祭祀，形成了多种信仰交融并存的信仰习惯。在文化风俗方面，蒙古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一些礼俗形式，例如他们在婚俗上也有了男女双方配八字、算命相的传统，“蒙古亦沿汉俗，以男女生年月日时干支合婚，如干支不合，亦不结婚也。”^[28]与此同时，汉族也在吸收蒙古族的一些文化礼俗，送“探话羊”、喝“拦门酒”的婚俗便源自蒙古族。在饮食方面，两个民族逐渐形成了相似互补的饮食风俗。汉族也喝奶茶、做乳制品、吃烤全羊，蒙古族同样也吃小米、白面。服饰上由于蒙古族需要进行农耕，因此他们的服饰吸纳了汉族服装简便且利于生产的优点。康熙年间，土默特蒙古族为了耕作方便，将蒙古袍为汉族短服，男子日常服饰、节日礼服概与内地汉人无异。丰镇县“在乡村者，衣冠雅素，殆dài皆粗糙土布，老羊皮等类。”^[29][6]

走西口移民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在晋陕蒙毗连带，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使蒙汉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戏曲、相近生活习俗以及相似信仰习惯的文化圈。晋陕蒙毗连带的方言主要受到来自山西、陕西的移民影响较大，主要以操晋语和陕北方言为主。从总体上看，内蒙古西部方言又可分西路和东路两种。西路方言以包头以西，包括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等地为主，受陕北方言影响较深；东路方言以呼和浩特市为界，包括乌兰察布市等地区，受晋北方言影响较深。而在相同方言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晋陕蒙毗连带的戏曲、民歌，这类民歌运用毗连带地域的共同方言，采用两句一组，构成两行一段体，由若干段形成篇幅较长、情节完整的歌曲。此外，内蒙古中西部文化风俗也受晋北、陕北走西口移民的影响颇深，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等方面逐渐具有相同的特点，该地方民风“获利太易，遇人颇亲。有客过其处者，无论知与不知，必善接之。 供以饮食，待遇极隆，不取价值……饮食衣服渐染蒙部习俗，以糜谷、麦面、牛乳、羊肉、粗布为大宗。 喜饮砖茶。”^[30]“永和民皆穿土为窑，曲折而入， 如层楼复式。每过一村，自远视之，短垣疏牖yǒu，高下 数层，缝裳捆履，历历可指。”^[30]礼俗方面，“本省民间一切礼俗，概自晋省传习而来。 圆锁之俗，各县皆然……”^[30][3]

电视剧《走西口》，杜淳、苗圃、富大龙等主演，2009年1月2日首播。该剧讲述商人田青与其姐夫梁满囤踏上走西口之路，期间发生种种故事。^[31]

专辑《走西口中国民歌》，龚琳娜演唱，2008年5月由上海中唱出版。该专辑收录了二十二首中国各地的民歌，保存着原生状态纯朴自然、野性奔放的特色。^[32]

小说《走西口》，作者邓九刚、王西萍，2009年2月于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清朝末年的两个山西青年农民和一个蒙古族小伙子在西口外经商的故事。故事新鲜、曲折感人、荡气回肠，写情也写义，是一部让人揪心落泪的作品。这个故事是晋商财富积累过程的一个缩影，这是一部用血和泪铸就的民族史诗。^[33]

小说《走西口》，作者俞智先、廉越，2009年1月出版。小说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祁县年轻书生田青因家庭变故和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故事。他在历经数劫后终于在包头站住脚，但终因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使他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真正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