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寿夫

谷寿夫（日语：たに ひさお、^[3]英语：Tani Hisao，^[2]1882年12月23日-1947年4月26日），日本冈山县人，^[注1]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系大正、昭和时期陆军中将，^[5]侵华日军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4]

1904年，谷寿夫以少尉衔投身军旅，参加日俄战争。^[5][11]战后不久，便被选送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毕业即被派往英国留学；^[7][注2]三年后，谷寿夫受任日本驻英大使馆副武官，^[12]一度随同英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11][3]1918年以后，谷寿夫重返日本陆大任教，^[11]其间著有颇具影响的《机密日俄战史》一书；^[13][14]1928年，身居日军第三师团参谋长的谷寿夫率部侵入山东，^[6]参与发动侵华战争；^[8][15]两年后，他又以陆军少将衔出驻欧洲，^[11]历任国联陆海空军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日本陆军代表、日内瓦军缩会议日本全权委员随员。^[6][7][5]1933年，谷寿夫重返作战部队，自近卫师团第二旅团长任上一路迁升至熊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11][6]1937年，谷寿夫指挥日第六师团参加二次侵华战争，相继攻陷华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后转往淞沪战场；^[8][16]同年上海陷落后，谷寿夫又率部绕道太湖直扑南京，^[11]伙同日军第十六、十八师团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17][18]后因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而秘密离华，转任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官等职，直至1939年转入日军预备役；^[11][19][16]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谷寿夫作为乙级战犯被引渡至南京受审；^[7][20]1947年4月26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正式宣告判处谷寿夫死刑，同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21][4][22]

作为日本侵略运动的激进分子，^[8]仅由南京审判认定的谷寿夫罪行记录便有多达数十页，^[23]之后又有其旧部中野忠之寿等自述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笔供或新证若干，^[24][25]足见其罪孽之深重。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陈诚即曾在1947年呈递蒋介石的公文中直言：“谷寿夫系日军剽悍善战之将领，其在南京大屠杀中表现的穷凶极恶，无与伦比”；^[26]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述及谷寿夫部时亦称“虽属精锐王牌，但军纪涣散，甚是忧虑”。^[27]

1882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15年），谷寿夫出生在日本的冈山县。^[5][注1]1903年，21岁的谷寿夫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28]翌年便以少尉身份参加了旨在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霸权的日俄战争（1904-1905），^[19]正式开启了他的军事职业生涯。^[5][11][29]

日俄战争结束后，谷寿夫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自日本陆大第24期毕业的谷寿夫，^[注2]作为军事研究生又被派赴英国留学；^[7]三年后，学成归国的他再度奉命前往英国伦敦，出任日本驻英大使馆副武官一职，其间1917年随同英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11][3]1918年，谷寿夫重返日本陆军大学担任军事教官，^[11]后又于1920年被派往印度出任驻印大使馆武官，^[5]直至1924年重新回到日本陆军大学任教。^[11][12]1925年，谷寿夫晋升陆军大佐，^[28]同年以日俄战争为研究对象著成《机密日俄战史》（《機密日露戦zhàn史》）一书，在当时的日本军界产生有较大影响。^[13][14]

1927年，谷寿夫转任日军步兵第61联队长，翌年又晋升日军第三师团参谋长参加侵华战争，^[6]在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爆发后奉命会同日军第六师团侵入山东半岛，对青岛、济南、潍坊等地进行军事控制和占领，^[19][30]意图阻碍中国统一，^[28][8]直至1929年代表日方与中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后返回日本。^[15][31][32]

1930年，谷寿夫进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注3]当年即受擢zhuó升任陆军少将并出驻欧洲，^[11]担任国联陆海空军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日本陆军代表；同年7月，被罗马尼亚王国授予“1916年-1918年战役纪念十字勋章”；^[34]1931年，谷寿夫受命改任日内瓦军缩会议日本全权委员随员，转年又回国出任了日本军事调查委员会会长一职。^{[6][7][5][12]}

1933年8月，谷寿夫重新回到作战部队，先期出任日军近卫师团第二旅团长，同年又获改任日本东京湾要塞司令官一职；^[6]翌年8月，52岁的谷寿夫晋升陆军中将军衔，而后仅在日军第九守备师团长任上过渡半年，便于1935年底正式受命就任熊本第六师团长。^{[11][6][注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谷寿夫指挥日军第六师团自日本熊本出发侵入中国华北。^[7][16]同年8月，谷寿夫根据日军参谋部的统一部署，率部投入中日华北会战的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36][37]其麾下牛岛支队当月21日即在南口地区与卫立煌部爆发激战，得胜后又一路趁势向固安以南的地区攻击前进；^[38]延至9月中下旬，谷寿夫所部届已南渡永定河侵入拒马河左岸的辛桥一带，而后又在持续数日的保定会战中击溃国军守城部队，经由汉奸和日本特务指引掏洞突入保定城烧杀劫掠，致使中国军民出现大量伤亡。^{[39][36][8][5]}

1937年10月，谷寿夫率部随日第一军大举进犯石家庄，企图伺机一举寻歼驻守华北的中国军队，致使第一战区原定参加石家庄会战的国军主力被迫南撤，石家庄随即宣告沦陷。^[42][40]同年11月，谷寿夫所部被编入日第十军战斗序列转战南方；作为日军主力师团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后，^[6][注5]谷寿夫随即便率部会同日军第十八师团强渡黄浦江，一路纵兵烧杀劫掠、进犯上海松江县（区）。^[44][7]届时在与国军第八集团军阻击部队交火攻击松江城期间，谷寿夫察觉到淞沪战场国军部队退兵转进的意图后，临机便指挥其麾下日军主力经青浦向昆山穿插开进，继而从右侧背对中国参战部队的转进行军造成重大冲击，^[45]使得投入淞沪战场的国军部队被迫全线后撤。^{[46][11][47][44][48]}

1937年11月中旬，随着国军部队向乍（乍浦镇）平（湖）嘉（善）线、吴（吴江镇）福（福山镇）线不断退却，谷寿夫所属的日第十军又一路尾追，自枫泾出发越过乍平嘉线朝着吴兴、芜湖地区持续西侵；^[47]迄至11月30日，谷寿夫复又指挥日第六师团会同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转道北上、直扑南京，南京保卫战也由此正式打响。^[51][52][53]

1937年12月7日，日军攻城部队对南京城发起全线进攻之际，^[55]谷寿夫指挥第六师团充任前锋接连对雨花台、中华门发动数轮强攻，^[56]后于12日复又派出其所部第四十七联队敢死队以绳梯攀垣的方式对中华门实施偷袭，^[57]最终在翌日零时（一说12日傍晚）南京卫戍部队大撤退之际率先突入南京城，^[58][54]参与主导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17][16][18][55]}

攻陷南京前夕，谷寿夫即已对所属第六师团下达了入城“解除军纪三天”的指令，及至13日谷寿夫部攻入南京城后，率先便对被俘士兵进行了有计划地血腥杀戮，^[16]继之又纵兵在南京城内展开了持续数天的烧杀劫掠，仅在第六师团驻地中华门外的花神庙、宝塔桥等处，经认定遭到集体屠杀焚尸的中国军民业已达到19余万人，同时遭日军零星屠杀后被慈善机关收埋者复又有15余万人，一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总数通计高达30余万之多，奸淫妇孺老幼数以万计、劫掠器具财产数以千万计，^[59]南京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也最终化为灰烬。^[20][18]而在此间日军举行的侵占南京入城式上，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对谷寿夫暴行的大肆褒奖，则更加滋长了日军盘踞南京期间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57][18][16][7]}

1937年12月22日，谷寿夫奉调率部开往芜湖及皖南一带，不久便因受到国际舆论谴责而被调离中国战场。^[11]翌年1月，回到日本的谷寿夫升任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19][11]此后又相继被日本天皇授予金鵄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勋一等瑞宝章。^[54][60]1939年9月，因日军侵华暴行和南京大屠杀真相披露而遭到国际上的强烈声讨，年届57岁的谷寿夫退出日军现役，转入预备役；但其时谷寿夫在日本国内依然声名不减，甚至还曾以“勇跃破南京城”题书馈赠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7][54][61]

1945年8月12日，日本战败前夕，谷寿夫再度获得日本天皇青睐，受命出任日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官；但其未及赴任，日本天皇即已宣布无条件投降。^[7]同年12月，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命令，宣布包括谷寿夫和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mǒ]等在内的110人系乙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2月2日，谷寿夫在日本东京被正式收监关入巢鸭监狱，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裁定为乙级战犯。^[7]

早在194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即已启动二战战犯审判筹备工作；两年后，中美英三国正式签署《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投降的同时，也向日本正式发出了战后依法制裁日本战犯的信号。^[62]1945年10月16日，谷寿夫作为不容宽恕的日本战犯之一被民国政府列入罪行最著者十二人名单，^[63]翌年8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后引渡至中国，最早关押在上海战犯管理所候审，同年10月又被转往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羁押。^[19][62][7]

1946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首次对谷寿夫进行开庭侦讯，但其对南京大屠杀一事却是始终拒不承认；此后数月间，军事法庭为全面收集掌握谷寿夫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罪证，先是贴出布告动员社会各界揭发谷寿夫部队所犯罪行，在中华门外雨花路开设临时调查庭接受民众检举控诉，而后又通过前往中华门外遇难者丛葬地找寻遇难者尸骨鉴定等方式，相继搜集到谷寿夫所部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四五千件。^[20]

1946年12月31日，军事法庭检察官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正式对谷寿夫提起公诉，仅起诉书附件载明的谷寿夫所部实施枪杀、屠杀、强奸、抢劫事实便多达238例、受害者994人，要求军事法庭依法判处谷寿夫极刑，以维护正义与和平。^[8][20]

1947年2月6日，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对谷寿夫举行首轮公审。公审首日，在检察官陈光虞宣读完起诉书后，谷寿夫当庭即对公诉事实提出抗辩，就其所犯罪行一概予以否认。基于谷寿夫拒绝认罪的态度，军事法庭在一连三天的审理期间，先后传讯80余名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世界各国人士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由日军自行拍摄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一册，^[64]自中华门外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坑挖出的中国妇孺儿童头骨8具，由美国牧师马吉拍摄珍藏的日军南京暴行纪录片一部，由日军自行拍摄于南京中华门至新街口一带实施屠杀的现场纪录片一部，且有证据显示，在日军屠杀暴行最惨烈的12月12日至12月13日这两天，南京城内的日军部队仅有谷寿夫部，一系列呈堂证供最终都清晰指明了谷寿夫所部犯下的累累罪行，使得此前一再宣称从未听闻南京大屠杀案发、更不曾参与其中的谷寿夫一时哑口，^[27]但他随即又抵赖称上述证人证言绝不可信，大屠杀均系其他日军部队制造，于己无关。^{[20][65][11][66]}

三轮公审休庭后，谷寿夫先是提出了“传讯其下属参谋长等一干会攻南京的日军将领到庭作证”的请求，^[20]但因其所提证人皆系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共犯及嫌疑犯，当即便被法庭予以驳回。眼见诡计难成的谷寿夫随后又生一计，转而向法庭提出了“传讯日军原参谋小笠原清到庭作证”的请求，声称小笠原清曾在日军侵华期间驻留中国担任参谋，可以证其清白，得到当局批准。^[67]

1947年2月25日，军事法庭再度提审谷寿夫举行四轮公审，同时传讯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国军少将郭歧、目击日军南京暴行的红卍字会成员欧阳都麟、谷寿夫所提证人日军原参谋小笠原清等到庭申辩。庭审期间，小笠原清的当庭证词显示，南京大屠杀一案事发当年，其本人尚在日本陆军大学读书，对日军会攻南京的了解也仅限于纸上得来，既非当事人也非知情人而被当庭推翻；而郭歧、欧阳都麟等人出示的证物证言，则进一步印证了包括谷寿夫部在内的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眼见庭审于己不利的谷寿夫随即老调重弹，又一次抛出了传讯日军其他战犯到庭作证的要求。^[67][11]

1947年3月3日，面对军事法庭举行的最后一轮审判，谷寿夫一方面宣称从未参与实施过南京大屠杀，参与侵华战争乃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宣称自己一贯军纪严明，素来主张中日友邦亲善，所到之处军民感情至为融洽。此番言论一出，当即便遭到军事法庭的严词拒绝与当庭驳斥，即便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每每忆及谷寿夫部犯下的南京暴行且是痛心疾首。^{[67][4][11][22][27]}

1947年3月10日，历时近半年的谷寿夫案最终尘埃落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做出“零口供”定罪判决，宣告“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6年4月26日，谷寿夫经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验明正身后，随即便被宪兵押往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刑场，于同日11时50分许在南京市民的共同见证下遭到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21][4][11][22]}

称谓姓名主要信息妻子清子（全名不详）-^[1]儿子谷隼夫1944年7月，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44年11月9日，在中国战场上被中国空军击毙^[9]女儿姓名不详-^[10]女儿姓名不详-^[10]

1947年3月25日，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呈递蒋介石的公文中指出：“谷寿夫系日军剽悍善战之将领，攻破南京与各会攻将领作有计划之大规模屠杀及焚烧奸掠，且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kuí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26]

中国军网刊发的《余戈考证战犯谷寿夫手迹 告慰30万遇难同胞》一文指出：“现代学者余戈以为谷寿夫素来以嗜血而著称，甚至在其所著的《陆战术》讲义中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在战胜之后的追击战时，杀戮、掠夺、强奸为士气旺盛之所寄。’”^[54]

传称，1946年谷寿夫在押上海期间，其旧部河野满少佐、冈田次郎上尉、韩裔特务李长美曾策划谷寿夫越狱。他们先是通过收买监守人员，顺利地秘密给谷寿夫服用了一种药丸，使其出现了发烧、心跳加速等重病假象，而后企图以假死的方式混进太平间伺机越狱。但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的军官再验谷寿夫“尸体”时，突然发现谷寿夫是诈死，当即便将其重新收监转往南京关押。此后仍不死心的河野满等人又赶往南京，企图秘密绑架并杀害特勤人员邢某，以抢走其监狱证件伺机再次作案，后因特勤人员邢某挣脱逃走，致使河野满等人的阴谋最终败露，谷寿夫的越狱逃跑计划也就此化成泡影。^[1]

相传，1947年临近行刑前不久，自感时日不多的谷寿夫，面对军事法庭接踵而至的审判和铁证，在狱中暗自剪下了自己双手的手指甲与三束头发，将之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留给家人，同时又写下一首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72][73]

1954年7月17日，曾任谷寿夫麾下第6师团步兵23联队4中队1小队伍长的日本战犯中野忠之寿供述称：“1937年12月中旬，我参加了南京大屠杀，亲手夺去了400名中国人民宝贵的生命，我更参加了2000名的大屠杀”“我率领部下10人与中队主力100人一同从破坏口侵入城内，持枪侵犯中国和平人民的住家240户，逮捕中国妇女2名（病人，俱为22岁）及抗日军少尉军官刘某（男，22岁 ），并将中国和平人民男女老少2400名驱至东北方下关，在下关及扬子江上的舟筏里，以重机枪及步枪，将他们做了大屠杀”，再次从施暴者的视角实证了谷寿夫参与主导南京大屠杀的罪行。^[24][74]

2007年，学者余戈在互联网上浏览二战时期的日本旧物时，偶然看到一幅疑似谷寿夫手书的“勇跃破南京城”卷轴，来了兴趣的他当即便对此进行了一番详细地比对考证，认定此即谷寿夫在1938年题写给日本元帅寺内寿一“炫耀”军功的书法真迹后，余戈随即又托人自日本东京自费购得带回中国珍藏。2016年，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建立联系多年的余戈，深感应该将这件在家中收藏近十年的南京大屠杀物证无偿捐献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史料、铭记这段历史；同年12月8日，谷寿夫手书“勇跃破南京城”卷轴正式入藏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成为了佐证谷寿夫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又一直接罪证。^[1][75]

2022年2月26日，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案发，后经互联网大量传播后迅速发酵，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谷寿夫即是玄奘寺届时所供侵华日军战犯之一。随后南京就此紧急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最终认定吴啊萍供奉谷寿夫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属个人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同时，玄奘寺和涉事地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责任人也均受到了相应处理。^[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