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

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公安长安里（今孟家溪镇）人，^[1]明代文学家，^[2]公安派文学的开创者。^[3]袁宗道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4]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二月十六日，袁宗道生于湖广公安县长安里（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

万历十五年（1587），袁宗道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袁宗道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其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四日，袁宗道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四十岁。其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明光宗继位，赠其为礼部右侍郎。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袁宗道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

袁宗道在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2种及词若干，已佚。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其书斋取名为“白苏斋”。^[7]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世贞）、李（攀龙）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gǔ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