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原名《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受美国政府委托，为解决盟军是否应该占领日本以及美国应该如何管理日本的问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即将战败的日本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综合报告。1946年该报告被作者整理成书出版，遂成本书。^[1][2]

《菊与刀》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主要内容是分析了日本国民的性格，并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矛盾的意象隐喻了日本人性格的二重性。该作指出日本人具有等级制这一价值体系，拥有耻感文化这一文化根源，国民性格具有双重性。^[1][3][4][5]

《菊与刀》聚焦于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来探讨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并从日本的各文化元素中挑选几种来描述日本文化心理的特征，着重围绕日本人的等级制、耻感文化、国民性格，就日本民族、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伦理道德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并在第十三章讲述了日本投降后发生的事。^[6][3][7][8]

《菊与刀》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国民性及文化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并促进了跨文化研究发展，给予跨文化及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启示，但同时也因历史讹误、具有政治意味等问题引发各国学者争议。^[5][7][8]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并在同月占领了日本冲绳岛，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即将走入尾声，当时战争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德国、日本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美国政府便着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但因日本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传统西方文化范畴的国家，导致美国不了解日本，使得一系列对日政策的问题困扰着美国。而“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影响也使得美国不敢贸然制定对日政策。当时美国政府面临有两个问题：首先，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对待日本能不能用等待德国的办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军是否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其次，假如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还要不要依照对待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的方式统治日本？为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以及文化，提供资料和意见。^[6][2]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她也接受了研究日本国民性及文化的任务。她曾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了文化心理学派。该派系认为，人类文化因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包含着不同的民族精神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因此，人们的行为受文化制约，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所以本尼迪克特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重视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6][2]

由于本尼迪克特从未研究过日本，本人也没有去过日本，因此对日本的情况也缺乏认知，而又因为当时美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导致她无法去到日本进行实地调查，这为她研究日本文化模式造成了困难。最终本尼迪克特采取了两种办法进行补救，一方面对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及战争中被俘的日本士兵进行询问、采访，然后用“模式”理论进行定性分析。另一方面收集、整理世界上所有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材料，从中寻找有价值的材料，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探究日本文化，最终形成了《菊与刀》。^[6][2]

1945年本尼迪克特将自己对日本国民性及文化进行研究的研究报告呈交给政府，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并以“菊与刀”为名在美国出版发行。同时，该作的出版不仅是一份对日研究报告的呈现，也包含着作者对美国的特殊期望，由于此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已经确定，美国人对日本人持有高度优越感，意图继续直接占领，但考虑到美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日本的反美情绪，影响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作者希望该作能使政府正确认识日本这个民族和国家，制定合理的未来对日政策。^[6][2]

此外，该作的日文首译版由长谷川松治翻译，于1948年分上下两册由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9][10]1974年，黄道琳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繁体字版《菊花与剑》，由中国台湾华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7年，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合译的该书第一本中文简体字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0]

该作认为“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dú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他们的士兵接受过全面的训练，但依然桀骜不驯，这种矛盾和自我压抑成为了日本国民性格的标志他们的性格具有二重性。菊花与武士刀，分别代表着宁静的皇室徽章和坚毅强硬武士的无上荣誉，“菊”象征着日本人恬淡和平、追求美的一种心态。而“刀”是武力的象征，代表了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尚武、好斗、不服输是它的基本内涵，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存在，也相互成就。^[11][12][13]

第一章讲述了作者对日本进行研究的缘起。由于美国不了解日本，无法制定战后对日政策，于是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以及文化，提供资料和意见，作者本尼迪克特也是其中一员。作者认为，研究对象是日本人的生活动机而不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某个方面，由于在战争中无法实地调研，作者采取的研究方法是采访部分在美日本人、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和查阅书面资料。^[11][14]

第二章描述了战争中日本人的行为特征，具体可以归为几类：首先他们认为战争是是的世界秩序“各就其位”的手段，日本是这个秩序的开创者和引导者，因而具有正义性；其次，日本人认为精神能够战胜物质，只要意志够坚定，是可以用主观的抗性和血肉之躯抵御坚船利炮的；第三，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几乎是绝对的和盲目的，天皇不可侵犯且具有两面性，既是战争的动员力量也是和平的施予者，战争的罪行由政府和军部承担；第四，日本人对于牺牲的态度是狂热的，他们奉行“伤损弃之”的态度，视荣誉高于一切，决不投降；第五，日本人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交战时宁死不屈决不投降，但一旦投降又无比忠诚，这里面反应的是日本人的“变通性”，一路不成再试一路，这种变脸极快的特点也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专一。^[15][14]

第三章说明了日本各就其位的等级制度，该等级制度存在于家庭和社会阶层两个领域。家庭中的等级制度表面上是由孝道文化所衍生的秩序，家庭中的各就其位表现在辈份、年龄、性别等方面。社会阶层中的等级制度更为明显，其历史渊源存在于日本长期的世袭贵族制度，并在对日本近现代影响最大的德川幕府时期更为严苛。整个社会阶层以天皇为最高等级，以幕府将军为世俗领袖，统辖各路大名。这些封建领主治下划分士农工商各个阶级，国家以法律条文和世俗规范划分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使之难以逾越。这种等级制度并不能让除了贵族之外的阶层有所发展，但其之所以得以运转，是因为它保证了各个阶层都在规范之内能够安全稳定的行事，且包容了一些阶层流动的机制，如土地租让、领养、通婚等，使得阶层跨越成为可能。^[16][14]

第四章通过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说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方面的特征，从而分析其中体现的“各得其所”的等级制度。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但等级制仍然贯穿于改革当中。政治上，维持了上层和贵族的特权，平民很难掌握决定权或影响政策，但设了邻组等机制，农村有部落的形态，还有基层的市町村等行政机构。经济上，国家创办龙头企业再卖给私人，培养大财团，形成特权阶级。宗教上，国家创办了神道教，提供财政支持和官方管理，与事实上的宗教有所区别，更类似形象上国家的权威，但不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人们参与宗教活动有休闲的性质。军事上，军队中的等级制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军人多以区域作为联系纽带，并形成了政治不干涉军事。这些方面都体现出了专制和自由的双重性，体现的更多是等级制而不是民主。^[17][14]

第五章讲述了日本人“背负恩情债”的思想。日本人把恩情看得非常重，子女不忘父母的恩情，他们会尽量服从父母的要求，走到近代的日本则把这种思想全部集中到了天皇身上。在社会生活中，日本人不愿意成为“受恩者”，对日本人来说，如果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帮助“使人受恩”，那将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这将增加受恩者的“负恩感”，增加某种义务。同时，日本人也不愿意成为“施惠者”，如果大街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日本人常常选择不予理睬，日本人认为，除了警察之外，任何人插手都是在让受帮助的人背上欠你的恩情债。最后，日本人在接受到他人特别的恩惠时会感到羞愧和吃惊，因为觉得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恩惠。^[18][14]

第六章讲述了日本人对于“报恩”的态度。日本人极度信奉“孝”与“忠”这两个理念，任何个人的意志在父母或者天皇的命令面前都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将其视为不可抵触的人生信条，贯穿于方方面面。对父母要“孝”，哪怕父母要求的事情违背常理，儿女也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这在日本人看来这是至高美德的表现。对天皇要“忠”，日本人对于人和神没有区分，而将日本天皇神化，并认定他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因此，天皇在日本人的形象中如同爱国的一个民族标志，可以说天皇是神的代表，是祖先的后裔，无论天皇有什么命令与要求，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这就给实际掌权的日本政治家有了侵略他国的机会。由于这种忠孝观念，日本人究其一生无时不在报恩，偿还对上一辈、对天皇的恩情债，同时又施着对下一代的恩。^[19][14]

第七章讲述了日本人讲究履行“情面”义务。“情面”指的是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以免被别人非议，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它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在日本家庭中，情面体现在对至亲亲属之外的亲属上，比如女婿和岳父，媳妇和婆婆，更能体现情面的例子是入赘的女婿及养子，即使要入赘女婿改名换姓，代岳父从军也义不容辞，即便养父的敌人正是入赘养子的生父，养子也要对生父保持敌对态度。除此之外，情面还会体现在主君和同伴等关系上，但很多传说或故事只是日本人对情面美好的愿景，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日本人会因为个人名誉的情面而背叛社会性的情面，例如家臣受辱后投靠敌人。此外，关于情面还有比较严格的规则，例如按时偿还、报恩、记录，讲究礼尚往来。^[20][14]

第八章介绍了日本人对于名声的看法。日本人特别重视自己的名誉，这已经深入到了日本的文化中，在日本的文化习俗中，一个人必须捍卫自己的声誉。对于封建时代的日本人而言，各个阶层的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地位上，不能随意跨越阶层，否则自己的名誉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且日本武士用各种手段洗刷自己名誉的耻辱，或鞭策自己来使自己挽回声誉，是值得歌颂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破坏等级制使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所以他们习惯将不开心的事藏在心里面，这就造就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乐抑和消极感，因为他们希望压抑自己的献身做法能挽回自己的名誉。在战争中，这体现在日本侵略他国失败后，认识到这一条道路行不通，无法将自己的声誉挽回，于是转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对美国人的占领毫不在意的做法上，所以日本人随时处在战争与和平两个极端上。同时，因日本人只注重自己的声誉，所以日本是一个吃软怕硬的国家。^[21][14]

第九章说明了日本人对于享乐的看法。生活中严苛的道德准则和繁重的义务使日本人推崇短暂的感官享乐，以此作为严肃生活以外的消遣。比如享受肉体之欢、热水澡、睡眠、品味美食，喝酒。他们把这些享乐看作于足轻重的小事，只要不影响履行严肃的义务，连婚外情、嫖娼等违背伦理的纵欲行为，也被视为合理的、合法的缓解身心的方式。此外，日本人可以在悲剧寻找到高潮的快感，所以多数的日本文学作品并不会想美国文学那样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相反，多数主角尽管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却始终得不到幸福。在性格方面，日本人将灵魂视为和善的与暴躁的结合体，他们所需要做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去释放暴躁，努力展现和善。^[22][14]

第十章讲述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日本的道德体系一直处于一种多层次分散状态，人生就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面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享乐的世界”及其他世界共同构成的。每一个世界的行为都是善的，而他们的一生需要在不同的善的要求下进行选择，当它们之间产生冲突时，处于上级的义务优先。而日本人所说的“诚”，实际上指的是真实热诚地遵循由日本、道德律和所谓的“日本精神”所规划的那条人生道路。日本人所说的“自重”，则代表着人生在世需要小心和谨慎地遵循社会规则来让自己的人生前进。只要能够自重，就能够得到他人承认并获得安全感。自重含义的背后，代表着日本极端的耻感文化，由于不自重而带来的耻感是他们深恶痛绝的，而这种耻感在没有外界监督时荡然无存，缺乏内省。^[23][14]

本章从自我修行的角度讲述了日本人对修行的态度，日本的务实禅学。日本人的自我修行有两大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主要是指培养一种驾驭精神的能力，也就是以意志控制肉体的能力，他们从来都不会因为肉体的享受而耽误人生大事。第二类是圆熟。圆熟是一种境界，其中，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任何障碍，日本人常运用禅宗的修行方式来实现这种境界，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禅宗思辨把他们文化中矛盾的部分达到自洽。在日本人看来，修行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应该去做并且愿意做的事，是人生乐趣之一，是可以让自己变的更好的一种方法。^[24][14]

第十二章讲述了日本人培养孩子的方式。日本人的人生轨迹是成“u”字型的。童年时期的日本人很自由，很少会被各种义务等级等观念束缚，但是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将履行无限的带有恩情的义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地位差异也更加显现出来，女性比男性要经受更多的约束，而男性开始被灌输耻辱、义务、等级、情面等观念。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也是被他们的成长经历塑造的，他们的性格具有二重性，菊花隐喻日本人的精致，谦卑，自我克制，一丝不苟，武士刀则隐喻日本人的执着，刚毅，暴力的一面。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存在，也相互成就。^[25][14]

第十三章讲述了日本投降后发生的事。在战后，美国人没有采取推翻现今制度，而是保留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日本的政治结构类似于一个大三角形上面有一颗图钉定住了这个社会的结构，哪怕这颗图钉没有实权，所以无论结果怎样日本人只能听从社会的安排，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此时发号施令，然后让日本政府去完成自己国家的重建任务，日本人在二战后投降，对占领军热忱欢迎，这种态度令美国人感到惊奇，为何出现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是日本人认识到走这样的战争道路无法获得自己所在的地方，他们希望自己投入到和平建设当中去，使日本成为一个人人称赞的强国。^[26][14]

该作提出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在他们的日常交往、家庭生活、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看法等方面都深深刻有等级制的烙印，这种制度可以表达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在社会生活方面，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必须通过敬语、鞠躬和跪拜礼仪等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家庭生活上的等级制则以性别、辈分和年龄差别为基础而构成；政治生活上的等级制表现为鲜明的阶级关系，在皇室和贵族之下，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是武士、农、工、商，之下还有贱民，而各个等级之间也有更加系统的划分。等级制度是日本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一种制度，构成了日本社会结构的框架，影响了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3][4][27][28]}

该作认为日本文化的根源为“耻感文化”，耻感文化强调他律，生活在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习惯由他人来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是高尚或是卑贱。对耻的敬畏使日本人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并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动的评价，这导致他们会根据社会中不同的场合和情况维持调整人际关系，拥有礼仪、敬语，以及符合大众规范的婚丧嫁娶等传统习俗。同时，耻感文化使日本人形成了忠、孝、人情、情义、仁等德行范畴，每个范畴都有各自特殊、详细的准则，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被嘲笑、被拒绝，或者自认为会被他人嘲笑而感到羞耻，日本人的行为就要合乎这些准则，以求与他人同步。这导致了日本人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标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准则，缺乏对事物固定的、系统的价值观，当社会准则与个人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可以用抛妻、弃子、弑父、自杀等方式来换取社会好评。^{[3][4][29][30]}

该作指出日本人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具体表现为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11]

这种矛盾的性格由等级制、耻感文化、情理观念、教育模式等多个方面共同形成。如在等级制度下，日本人认为天皇至上，所以对天皇命令的绝对服从可以使日本人奋不顾身地向他国宣战，也可以让日本人迅速投降；耻感文化的约束让日本人在适度进行感官享受的同时又重视自我修养；情理观念让日本人将恩情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以巨大的欠恩感推动自己报恩，却又因欠恩的痛苦，对受恩产生反感。同时，日本教育具有不连贯性，由于童年时期的肆意纵情教育在日本人的意 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加之懂事后的严加管束引发的内心的紧张和冲突 ，造成了日本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 “菊 ”与“刀”的二重性 。^[31][32][33]

该作聚焦于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来探讨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在研究中，作者重视将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从习惯、传统、风俗等类普遍与共性的特点上，去区别和归纳日本文化的模式样态，并认为文化模式不是单一的，每种文化都有支撑各自文化模式的“关键词”，同时各个“关键词”又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联系。在《菊与刀》中，作者从无限数目的文化元素中挑选几种来描述日本文化心理的特征，比如等级制、耻感文化等，以此展开了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伦理道德等众多领域的分析，在其中建立联系，最终围绕耻感文化等核心“关键词”得出结论。^[7][8]

同时，该作体现了人类学思想，并用到了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表明人类学不仅可以对比较原始的社会进行把握，还可以对大规模的较为现代的社会作出解释，证明了人类文化学的现实效用。且作者基于文化模式理论，采用了调查采访法、文献研究法，将研究重点放在作为文化的表现形态的习俗上，并将心理学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领域。^[8][5]

该作共十三章，内容着重围绕日本人的等级制、耻感文化、国民性格，就日本民族、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伦理道德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作者分别从作战士兵的思想、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对“社会的情义”、对“名誉的情义”，以及“报恩于万一”的观念等多方面阐释了耻感文化这一日本文化根源；从历史变迁和社会、家庭、阶级结构上考察了日本的等级制度；并将对双重性格的分析贯穿全书始终，说明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日本人的“情义”、负恩观、道德观、自我修养、对儿童的教育等单项行为共同构筑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模式。^[6][3]

《菊与刀》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的著作，1946年问世后即引起广泛关注，截至1999年在美国售出35万本^[34]，迄今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1948年，日本东北大学长谷川松治教授将此书译成日文，由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1951年，《菊与刀》被收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1967年，《菊与刀》由长谷川松治修订后再版。迄今为止，该译本已重印95次。日本《民族学杂志》1950年第5期，专门制作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给我们的启示》特辑，特辑中日本各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都给予了《菊与刀》高度赞扬。截至1999年，《菊与刀》在日本的销量达到了230万册^[34]。自 80 年代以来，《菊与刀》先后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菊与刀》热”也在中国上演，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 40 余位学者对这本书进行了翻译，市面上的汉译本数量就达到了70余种。^[10][35]

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该作对于研究日本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有利于各国对日本的了解，从而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以及各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同时，该作证明了从民族本性的角度研究战略对策是一种重要方法，在制定战略政策时，除了了解敌国历史、经济、军事上的情况，还需要深入了解当地习惯和民族特征。对于日本人而言，该作也有利于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如众多日本人就将《菊与刀》作为“镜中的我”来看待，并以此从中借鉴和认识自我，对自我进行调整。^[36][37][7]

此外，该作给予了人类文化学和跨文化研究启示，并丰富了跨文化研究成果，如西方对《菊与刀》的跨文化研究便具有多元性：拉米斯从现代的文化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格尔茨与罗伯逊分别把《菊与刀》作为美国（人）论的解构及“镜像”展开论述，肯特从异文化理解以及解决国际纷争的角度对《菊与刀》 进行再考察等。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探讨则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时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60-70年代时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80-90年代时对问题的解构与重构、21世纪后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这些探讨都成功推动了跨文化研究发展。^[38][35]

在多国翻译出版后，《菊与刀》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有批评者认为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日本史的专家，在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上造成很多错误，如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一贯的文化模式。同时她对日本人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 把明治以前的历史背景和明治时期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没有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且由于她的研究目的是发掘日本人的国民性，试图建构平均化、同质性的日本人形象，因此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差别，具有局限性。^[7][39]

也有批评者指出，由于作者是美国人，《菊与刀》是在战争背景下所进行的敌国研究的直接产物，因此作品包含着“自民族中心主义”，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反映了近代美国与日本的优劣和文化政治关系。且作为美国人，作者以美国文化作为评判日本文化的坐标系，并没有站在普遍性的人性或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解释日本文化的特异性，因此失去了“封建文化”这个更适合用以分析日本文化的框架性工具，也没有完全发掘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35][40]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评：“首先，关于此书不得不提到的，是作者那令人惊叹的学术能力。尽管作者从未到过日本，却能收集到如此大量而且重要的事实一一乍看之下是非常琐碎的，但又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而且，基于这些事实能够如此生动地描绘出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整体形象，并对其进行分析，引导出基础性的、对整体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诸种特征。”^[41]

日本学者南博评：“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剖析了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注意的地方。可以认为《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是外国人写的日本人论中最杰出的一本。”^[10]

中国近现代学者金克木评：“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42]

日本学者和辻哲郎评：“《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38]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评：“本尼迪克特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 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误解日本人的地方很多。”^[38]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拉米斯评：“与其说《菊与刀》是客观的人类学研究或日本研究，倒不如说它是政治文学。”^[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