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胡学愚，^[1]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男，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2][3]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2]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副主席，^[3]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文化部副部长，^[13]《光明日报》原总编辑。^[8]

胡愈之6岁进私塾学习。^[14]13岁起创办《家庭三日报》《家庭杂志》等刊物。^[4]先后就读于上虞高等小学，绍兴府中学堂实科，^[15]后因病退学。^[4]1912年，胡愈之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2]次年寄读于春晖学堂；^[4][11]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练习生，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发表著评文章。^[2]1920年，胡愈之升任《东方杂志》主编，^[16]次年，创办《上虞声》。^[4]1926年，胡愈之从原杂志志社辞职，创办了为现代女性主张权力的《新女性》杂志。^[7]1928年，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7]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就主张文字走拼音化道路，^[17]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2]1931年，采写了《莫斯科印象记》。^[1]1932年，胡愈之被聘为《东方杂志》主编。^[1]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7]1935年，胡愈之与沈钧儒等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2]1936年11月，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他担负起营救“七君子”^[注1]的组织工作。^[7]1936年，胡愈之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2]1937年，胡愈之创办《月报》。^[1]1938年，胡愈之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7][1]

1949年，胡愈之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新闻出版部门的接管工作。^[1]同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胡愈之任首任总编辑，^[7]1949年9月，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7]1951年，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会委员。^[19]1955年元旦，胡愈之发表《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一文，^[7]详细论证了文字横排横写的科学性、经济性和便利性，以符合人民生活习惯。^[2]1959年9月，胡愈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负责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3]1963年12月，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领导民盟中央日常工作。^[20]“文化大革命”爆发，胡愈之的文字改革工作停下，胡愈之本人受到批判。^[21]1980年2月28日，胡愈之在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会上被选为理事长，1981年12月，与巴金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1983年6月，胡愈之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2]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医院逝世，^[2][23]享年90岁。^[3]

胡愈之在语言、新闻出版、翻译、政治（外交、革命）、文学、教育领域均有较为突出的贡献。他主张文字应适应时代需求，推动文字拼音化进程。^[2]强调文学应贴近大众，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在文学语言上，他支持并实践了白话文的推广。^[2]胡愈之通过出版和文学作品宣传革命思想，唤醒民众意识，他支持并推动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积极倡导和推广普通话，认为这是加强民族团结、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2]胡愈之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还学习、传播、组织和领导了世界语运动。^[2]胡愈之的代表性译作有《西行漫记》，^[5]著有《国际法庭》《莫斯科印象记》《新兴国》《不尽长江滚滚来》《我的回忆》，以及六卷《胡愈之文集》等。^[6]先后创办编辑了《上虞声》^[4]《公理日报》《新女性》^[7]《生活日报》《光明日报》^[8]等杂志，^[2]胡愈之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20卷。^[7]

1896年9月9日，^[2]胡愈之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今丰惠镇）敕五堂^[注2]。^[4]6岁，胡愈之便进入私塾学习。^[14]1909年，13岁的胡愈之和好友吴觉农、范寿康及弟弟胡仲持，先后创办了《家庭三日报》《家庭杂志》《后咫园周报》，创下了中国报业史“最早的家庭报”和“最小的办报人”两项纪录。^[4]

1910年，^[2]胡愈之完成上虞高等小学学业后，因家人担忧其年幼远行，遂安排其留校深造中学课程两年，直至1911年初方获准进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就读。文学家鲁迅兼任该校学监，尽管鲁迅每周仅为胡愈之所在班级教授一小时生理卫生课程，但作为学监，他频繁巡视自修室，多次察觉胡愈之在自习时间未复习功课，反而在撰写游戏性质的文章。对此，鲁迅并未当即责备，仅于学期结束时以“不好学”的评语婉转指出其学习态度，^[15]后因病退学。^[4]

1912年，胡愈之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学习。^[2]1913年，胡愈之在父亲要求下寄读于春晖学堂，拜绍兴名师薛朗轩门下，学习国文，作为特殊的进修生，薛朗轩还利用空隙时间单独给予胡愈之授课指导。^[4][11]

1914年，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2]

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2]同年，升任《东方杂志》主编，在他的主导下，《东方杂志》转变办刊风格，约请名家撰稿，发表进步言论，使得该刊逐渐成为中国国内一流刊物。^[16]1921年，胡愈之和二弟胡仲持创办了《上虞声》，报上有上虞人关心的实事消息，还刊有评论，因筹资困难，该报仅出两期便停刊。1924年，胡愈之与在上海的上虞青年及上虞教育界青年一同成立上虞青年协进社，并共同筹款复刊《上虞声》，胡愈之仍为主编。^[4]

1925年五卅运动中，胡愈之参与创办和主持了发挥主要舆论导向作用的《公理日报》。他主编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面刊登的他的作品《五卅事件纪实》，成为记述这次运动的重要文献。^[1]1926年，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人为支持章锡琛，从原杂志志社辞职，创办了为现代女性主张权力的《新女性》杂志。^[7]随后，开明书店应运而生，成为进步青年的学习园地。^[1]

1927年春，胡愈之被推举为编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向国民党元老写抗议信，写好后，邀郑振铎、吴觉农等7人共同签名。翌日，此文在《商报》上公开发表。然而此举使他在上海难以立足。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流亡法国，进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7]思想也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5]三年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国际时事通讯、评论文章达17万余字。^[1]

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就主张文字走拼音化道路，^[17]并在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2]1931年，胡愈之回到中国之前，前往莫斯科访问，采写了《莫斯科印象记》，^[1]介绍了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15]成为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1932年，胡愈之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促使其内容转向革命，还在周刊上发表分析国际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哈瓦斯社从事电讯收译工作。同年，胡愈之被聘为《东方杂志》主编。^[1]

1933年，胡愈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2][7]同年，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把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披露，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15]辞去了《东方杂志》主编一职。^[16]1933年到1935年，生活书店创办了《文学》《新生》等九种刊物，胡愈之是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

1935年，胡愈之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2]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离港经法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同年11月，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他担负起营救“七君子”^[注1]的组织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赴苏州，以“爱国有罪，自请入狱”的方式抗议国民党暴行。^[7]

1936年，胡愈之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2]宣传结束内战，全民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4]1937年，胡愈之创办中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月报》。^[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愈之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委和宣传部部长，他利用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积极促成《救亡日报》创刊，并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为党开辟了对外宣传的新闻机构，上海陷落后，他仍在租界里继续出版进步刊物，向国内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20卷。^[7]

1938年，胡愈之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与范长江等共同筹划创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1939年，胡愈之被派往桂林从事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主编救国会刊物《国民公论》，创办“文化供应社”，并为当时汇集桂林的众多文化机构拓展业务出谋划策。^[7][1]

1940年，胡愈之受周恩来派遣经中国香港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大力支持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南洋动员华侨抗日救国的正义活动。^[24]此间，他对《南洋商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面对诡诵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以社论拨乱反正、解惑释疑，引导民众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不到一年的时间，《南洋商报》一跃而成为“南洋侨报之首”，同时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发起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与郁达夫等一起开展抗日宣传。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1946年底，胡愈之创办《南侨日报》并担任社长。^[1][25]1948年，胡愈之从南洋回国，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7]

1949年，胡愈之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新闻出版部门的接管工作。^[1]同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胡愈之任首任总编辑，创刊号发表了胡愈之撰写的重要社论《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创刊号的头版中栏偏右是毛泽东的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这是胡愈之办报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胡愈之十分重视报纸的时评，他为《光明日报》撰写的许多社论和评论，观点鲜明，鞭辟入里。同时，凭借着个人的社会影响，他吸引和动员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为报纸撰稿。同年7月起，《光明日报》陆续创办了《经济周刊》《大学》等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7]1949年9月，胡愈之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他在出版公署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并做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7]一年后胡愈之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7]

1951年，胡愈之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之聘，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会委员，在《新文字半月刊》上发表了《“五四”与文字改革》，该文肯定了“五四”运动打败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话文的新阵地，并开始向方块汉字进攻，提出了汉字的存废问题；指出“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文字改革的任务。^[19]1954年，胡愈之被调任国务院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吴玉章共同主持文字改革工作。^[26]

1955年元旦，胡愈之发表《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一文，《光明日报》在全国率先实行横排横写。^[7]1956年，中央为了加强推广普通话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胡愈之等担任委员。1956年，胡愈之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让文字改革工作向前大大跨进一步》的发言，阐述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19][27]1957年7月11日，胡愈之在《人民日报》发表《章罗联盟透视》一文，批判“章罗联盟”，认为“以章罗为首的阴谋美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28]

1958年，胡愈之在《为什么文字改革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文中，表示中国文字的难读、难写、难记、难学即便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前进途上的一块绊脚石，至少也是中国人民前进途上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指出汉字在使用方面，诸如电报、排字、打字、编图书目录、各种卡片索引等都费时费事；只有努力使汉字笔画简化，字数逐渐减少，并且提倡学习拼音字母，用拼音字母来注改字的音，学习使用上才能省时省事。^[29]1959年4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后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同年5月，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同年9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负责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3]

1960年，胡愈之深入晋南农村，看到农民用拼音扫盲出现的景象，之后他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拼音方案是文化革命的有效武器》的发言。^[29]同年3月，被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13]1961年，由于政府推行违背科学知识的“大跃进”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出现了倒退现象。胡愈之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不再主持图书的出版工作，但是当年国务院领导文化工作的陈毅元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正副部长陆定一和周扬，决定及时出版一套以一般干部为读者对象的《知识丛书》，敦请胡愈之担任丛书的总主编，为了开办《知识丛书》，胡愈之动员各类知识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丛书的编写计划。^[21]1963年12月，参加民盟三届四中全会，因原任秘书长闵刚侯因病辞职，兼任秘书长，重新领导民盟中央日常工作。^[20]1964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胡愈之与叶圣陶、黎锦熙等十一人作了《继续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电合发言，发言指出了当时对存在的问题和继续促进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工作任务。^[29]1965年以前，《知识丛书》出版了30种都很受读者欢迎。^[21]1965年，胡愈之亲自创办并主持编辑为广大农村读者阅读和使用的综合读物《东方红》。^[30]1966年7月，奉命领导民盟中央“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年8月，民盟被勒令解散。^[20]

“文化大革命”爆发，导致《知识丛书》的出版中断，胡愈之的文字改革工作也从此停下。“四人帮”扬言“知识起多越反动”，政府停办了正常的教育工作，知识青年被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无数知识分子受到了无情的打击，民主党派都受到冲击，胡愈之本人也不免于受到批判，身陷于逆境之中。^[21]胡愈之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被迫写下几十万字的检查和旁证材料。1969年4月，周恩来指示军代表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处境略有好转。^[20]

1972年1月，胡愈之恢复参加外事活动，参与接待法国议员代表团并参加会谈。同年，文字改革工作恢复，编写了汉语拼音材料。同年7月初，决心向毛泽东进言，反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10月，通过周世钊的联系，在毛泽东派汪东兴、华国锋听取意见时，着重提了关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同时受到接见的杨东莼、周世钊分别提了青年问题、教育问题。^[3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愈之进入了暮年，他仍然关心知识传播的事业，关心为群众启蒙。^[21]1978年，胡愈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赶快把这一课补上去》，呼吁应当在三年到八年的时间内赶快把文字改革、特别是汉字拼音花这一课补上去。同年，在部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座谈会上，他作了书面发言，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五个根本问题，指出只有改表意文字为表音文字、只有拼音化才是唯一的出路。^[29]他认为群众不能生活在愚昧和迷信之中，他由于痛感过去“一言堂”的教训，在1979年向他的挚友、民主人士孙起孟提出了一个“群言堂”的建议，希望这个建议此后在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推行。“群言堂”的规划要求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和广开财路，还要创办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刊物，以便“发扬民主，宣传法制，普及科学文化知识”。^[21]

1980年2月28日，胡愈之在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会上被选为理事长。同年9月，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分别当选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和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讨论和修改工作。^[22]1981年12月，胡愈之与楚图南、巴金、夏衍、赵朴初、叶圣陶、谢冰心、白寿彝、叶籁士、朱九思共计十位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32]1983年6月，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12月，参加民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号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2]

1984年上半年，胡愈之口述了一篇回忆文字—《南洋杂忆》，约两万字。^[33]同年7月，当选国际世界语大会选出的荣誉监事，这是国际世界语协会的最高荣誉职务。同年8月，胡愈之的《怀逝者》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23]

1985年8月，胡愈之在第一届中国世界语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23]同年下半年，胡愈之应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约，回忆个人经历，再作口述，最终胡愈之文集《我的回忆》于1990年才得以出版。^[33]

1985年12月30日，胡愈之因病住进北京医院。1986年1月4日，病情恶化。^[23]1986年1月16日11时15分，胡愈之在北京医院逝世，^[2][23]享年90岁。^[3]

胡愈之有五兄弟，他为老大。^[4]胡愈之1912年就听父母之命，与姑表姐南溪罗氏成亲，两年后他到上海，从此形似单身。1941年，胡愈之和刘尊棋等人住在新加坡一幢破木屋中，周恩来派沈兹九从新四军里出来支援胡愈之。9月，胡愈之45岁，沈兹九43岁，租用一个海滨别墅结婚。^[10]

胡愈之特别注意大众化的文风，力图避免整口的文言记语言。当他在商务印书馆时，就竭力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胡愈之更是注意平民化的朴实语言的运用。因为他知道，读者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咬文嚼字，知识水平更是一般，如果用文绉绉的言语来报道新闻，只能是适得其反。给平民大众众号文章不仅要语言简单、生动，并且要深入浅出，具有说服力。在胡愈之从事新闻业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总是用通俗的语言和平凡的事件来揭示一些意义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文章锉粥有力，含义深邃，易懂而不浅薄，畅晓而不淡寡，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41]

胡愈之多次指出，新闻工作者应当团结一致，树立正义，以不偏不倚，无党无派之态度，对事实作公正勇敢的揭发与呼吁。后来他又在《本报的立场与态度》（一）、（二）、（三）中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即要坚持抗战的立场，民主的立场，无党无派的立场。针对海外宣传工作，他说，对外宣传应该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尤其是华侨是无党无派的，这仍然是在贯彻上述思想，他通过这一思想把新闻工作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42]

作为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记者、编辑，胡愈之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报刊作为社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应有自身的立场，提出：“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在新闻工作中，他总是致力于把报刊作为舆论的前沿阵地，大力宣传进步的文化思想。^[43]

在革命斗争中，胡愈之把握时局动向，开展报刊的宣传工作，把新闻的大众性体现的淋漓尽致。他认为，要在形式和内容上把报纸办得“大众化”，就必须善于密切联系各阶层人士和广大读者群众，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做该者的好朋友。所以胡愈之在采写新闻时，非常注重广大民众的心理需求，使得新闻的内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达到教育民众、启迪民众的目的。他说：“报纸对于社会服务的真正作用，是在于反映民众各方面的生活，指导民众各方面的活动。一个理想地方报纸，一定便是当地人民生活活动的如实反映，而且应当以解决当地人民生活活动上的实际需要的各项问题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他强调对于农业、物价、平民教育、保甲制度以及读者来信所讨论的民风等问题要特别注意。胡愈之在编辑思想上将读者放在重要的服务对象的位置上，通过与读者互通声气，表示自己对读者的尊重和重视。如他通过编者按和编后记与读者交流感情，倾谈心事。^[41]

胡愈之十分注重国际宣传工作，“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外界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以胡愈之为首的一些地下党员和救国会会员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有关的新闻稿件翻译成外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分发给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发表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在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时，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办事处，获取最广泛的消息来源，并与马来亚槟城的《商业日报》、印尼棉兰的《民主日报》、印尼雅加达的《生活日报》等保持着密切联系，还聘请一些熟悉的国内的新闻界朋友担任特约记者，这样就使报纸能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内外消息。^[44]

胡愈之倾注入了极大的心血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他对于翻译文学有其独到见解，认为“翻译外国文学在目前自然也是一桩要事，但我们不要忘了，翻译不过是过渡期的办法，文艺运动的终级，却在于创作。没有翻译，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也许永不发生干系；但没有创作，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也不会争得相当的位置的。”他希望通过对西方文学的介绍能够激扬起国人的情感，引发国人的思考。他特别注意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新生活的歌颂。把一些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使那些受欺凌被奴役者的呼声在中国得到共鸣。他所进行的翻译工作，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步。^[45]

胡愈之在1920年就发表了《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最早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旗帜。在该文中，他指出了写实主义的重要性：“中国旧文艺的最大病根，是太空洞，太不切人生，恰合写实主义相反背。若是不经写实文学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新文艺，不用说是不会发展，就是会得到发展，也是不充实的，不精练的，不能适切现代需要的。”^[46]

胡愈之翻译外国作品时，喜欢在序言、题记和附记中对作者或者作品进行评介，将翻译和评论紧密结合，这使得他的译文不仅具有可读性，还具备了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序言、题记和附记，或对作者身世进行介绍，或对作品特色进行评述，或是胡愈之本人的译后感想。如在托尔斯泰的《三死》译文的附记中，胡愈之有感于文中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怖”，进而谈到了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死亡的恐怖”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托尔斯泰的解释带有浓重“宗教气味”，造成“死亡恐怖”的真正原因在于“对人生未曾彻底了解”，因此人要是没有一定正确的人生观，“死之恐怖”是不能避免的。人生观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学初创期非常重要的问题，胡愈之通过自己的翻译引导人们去思考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胡愈之在从事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还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将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46]

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非常容易使人混淆是非。胡愈之在分析国际问题时，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价级分析方法，分清是非。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把解决日本入侵是东北的问题完全交给国际联盟，认为它是来帮助中国解决争端的最有力的机构。而此时的胡愈之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国际联盟的实质，认为“国际联盟自成立十三年来，除了随时显出帝国主义的狐狸尾巴以外，本来就不曾干出什么成绩，至多不过是替帝国主义做一种欺骗民众的工具罢了。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来，国际联盟除了暗示中国向日本屈服以外，绝没有履行它的约章上所规定的任务。”这些言论证明了国际联盟从来不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只是代表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工具。而蒋介石所依靠国际联盟来解决日本入侵东北问题是不可取的。^[47]

胡愈之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论三种外交政策》一文中，胡愈之认为，弱国更需要外交。关于外交政策，在他看来，“现代民族用以自卫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是飞机、坦克炮、无畏舰与潜水艇，其次则为适当的外交政策；至于拿国际法来做保障，是最靠不住的。他尤其建议把外交放在国策的地位上看待。在《请政府速定外交国策》一文中，他提问政府，中国究竟有没有外交国策？他认为，“在这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前夜，外交国策和宪法有同样的重要。”他在文中按其设想详细提出了中国外交国策的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坚决的民族抗战为手段，求贯彻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目的并确保远东和世界的和平。2.不惜一切代价，以求收回九·一八以来丧失的国土和主权。3.以中国为中心，联合英美法苏等民主国家促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建立，藉此以增强国际联盟及其他国际和平事业的力量。4.在抗战时期内，除日本帝国主义外，其他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及利益，中国暂时不要求变更现状。中国欢迎日本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各民主国，给予资本援助，以完成中国的国防建设。从他提出的原则内容看来，也是后来国民政府所努力的目标。一旦将外交政策上升到国策的地位，国家所采取的对内对外举措的级别也将随之上升。^[48]

胡愈之主张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国际问题研究。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第一要懂得怎样去鉴别学说；第二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三个主要原则，第一是以物质的背景去研究；第二是从动态中去研究；第三，是从联系中去研究。此外，他还强调应注意国际问题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鉴别。胡愈之正是在这样的科学方法引导下辛勤耕耘，才保证了他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了如此突出的贡献。胡愈之的国际评论写作还不同于学者的国际问题研究，他要确保写出来的文字能老少咸宜，在战争年代，他的文字还具有一定的鼓动性。^[48]

胡愈之特别强调民众关心国际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观念是一国民众应该具备的基本观念。“我们不懂得国际关系，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国，也不能懂得国际关系。因此不但为了中国的前途，我们应该明白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趋向。就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际问题也成为人人不可缺的常识。没有了解国际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只是在暗中摸索，准会到处碰壁，或者是开倒车的。所以了解和研究国际问题既是中国前途的需要，也是每个人生活的需要。^[48]

胡愈之从1923年开始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他认为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社会效益更加明显，更容易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在他创办的第一张报纸《上虞声》中就已经体现了他反对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42]

胡愈之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注重文艺的社会性、时代性和真实性，同时还与文学的民族性相联系，强调民族文学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他认为文学的独创精神极为重要，“艺术的生命在于独创”。从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胡愈之的文学思想客观冷静科学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利地推动了中国文艺脱离旧文化的羁绊，迈向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49]

对于写实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胡愈之认为，近代的写实主义是新旧文学中间的摆渡船。虽然现在新文学的外表有和旧文学相似之处，但“内容却比旧文学丰富得多了。这是因为新文学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练，淘去了许多没用的废物，加添了许多充实的材料，才能放出灿烂的光辉。”^[50]

胡愈之深受《新青年》的启迪，主动地接受新文化思潮，他不断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国人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想、新科学。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给予肯定，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认为：东西文明之优劣，虽未易断定，然缺了乏互助，为吾民族之最大弱点，始无可违言。今门吾国苟欲图社会之向上，群治之进化，则彼博得世界的国民之荣誉之新大陆人民，诚为吾民之良导师。此吾人对于美国风之导入，所以甚为欣慰也。^[51]

胡愈之曾在《韬奋与大众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大众文化水准依然十分落后。当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时，大众文化运动是非常迫切需要的。要是四万万的人民大众，没有他们的报纸，没有他们的图书馆，要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想象的了。韬奋生平所求的事业，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为大众所需要的、作大众喉舌的报纸——《生活日报》。此外，就是要普遍建立大众图书馆，使人人能有书读。^[52]

胡愈之作为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他认为“出版机构应与图书界、图书馆、新闻界和书评刊物取得密切联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修订错误，改进工作。”^[52]

在文字横排横写方面，1955年，胡愈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详细论证了文字横排横写的科学性、经济性和便利性，符合人民生活习惯。^[2]他认为横排横写是科学的，是合于人的生理要求的，且能提高纸张利用率，对于标题、插图、表格、算式等都有许多好处。胡愈之从1954年第三季度全国出版图书、杂志横竖排所占的比例的统计，看出横排是发展的趋势，横排“从破除反科学的成见这一点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从1955年1月起，《光明日报》首先改为横排，从2月份起，《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及地方报刊，也逐渐改为横排。^[19]

在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拟制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胡愈之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就主张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并通过文章如《关于大众语文》阐述了“大众语”应代表大众意识、接近口语的观点。^[2]1956年，中央为了加强推广普通话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为主任，胡愈之等为委员。1956年，胡愈之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让文字改革工作向前大大跨进一步》的发言，阐述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胡愈之表示，语言是和社会生活不可分离的，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的武器。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客观上，汉民族的这种共同的语言已经存在，这就是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加强汉民族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适应全国人民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胡愈之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19]

作为中外知名的世界语运动活动家和领导者，胡愈之积极学习、传播、组织和领导世界语运动，撰文《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语文》1937年第2卷第2期）、《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15期）、《世界语四十年》（《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期）、《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9日）等，热情宣传世界语的理想与目的，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结构的11种特征及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2]

胡愈之对世界语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把世界语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加以应用。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世界语对学校教育的作用并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标准。胡愈之拟定把世界语加入中国教育课程之中去，并制定了具体措施。第一，全国师范学校立即将世界语加入课程。第二，把世界语做为全国高等小学校的必修课，两年内一律实行。第三，五年之内在全国中等学校开设世界语教程。^[53]

鲁迅逝世后，胡愈之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上海沦陷之后，“孤岛”的局势很紧张，日本侵略军随时都可能占领租界。鲁迅的大量文章，经许广平的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万一失散，将会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胡愈之是纪念会留沪的主要人员之一，为了加快进度，他把自己主持的复社变成了《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人承担，胡愈之致力解决出版问题。这套全集包括鲁迅600万字的作品，比《西行漫记》篇幅多二十多倍，需要很大一笔印刷费。按印刷成本平装每套需要20元，可是当时一般读者能付20元买书的很少。为了多销，胡愈之决定平装本卖8元，精装的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售价100元，精装本实际成本30元，这样卖出精装本一部分，就可以以盈补亏，使全集出版不致赔钱。^[15]

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精装本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获得支持，蔡元培不但为全集题字，还写了序言。发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订户启事》的同时，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科（当时为国民党左派），孙当场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接着去了广州和武汉，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其中一些运送延安。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鲁迅的绍兴同乡、老友邵明之的叔叔、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他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全集的资金问题。同时《鲁迅全集》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许广平、王任叔主持下顺利进行，数十名学者、文人和百余名印刷工人，日夜排校。《鲁迅全集》仅用时四个月便顺利出版，其中普及本于1938年6月15日出版，精装本于1938年8月1日出版，共计20卷，约600万字，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15]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一书，这是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长征的海外书籍。该书出版之后，胡愈之随即成立复兴出版社，组织人马进行翻译，翻译出版后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16]

胡愈之主编过家乡的报纸《上虞声》，向父老乡亲介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胡愈之等人主持创办了《公理日报》，跟踪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1931年初学成回国，胡愈之在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况，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54]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位社会贤达，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国民党当局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他们并欲加审判。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激起民愤，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胡愈之担当起指挥营救“七君子”活动的重任，他组织律师辩护，动员舆论声援，并再次冲锋在第一线，亲自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的长篇纪实报道，及时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最终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七君子”无罪释放的胜利。^[54]

胡愈之曾被推举为三厅五处的处长，具体负责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一起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战方针政策。三厅第五处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扩大抗日统战力量的重要部门，由民主党派精干力量组成，在宣传抗战民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38年9月下旬武汉局势紧张，三厅被迫南撤，沿途继续宣传党的《抗日宣言》和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理论。同时胡愈之又与其他各处人员一样，布置各队对敌宣传，分析武汉陷落后的抗战形势，认真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党的抗战方针、政策，组织团队学习讨论。随后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他于1939年初春抵达桂林从事统战工作，在桂林与三厅留桂人员张志让、刘季平等组成桂林“小三厅”，使之成为宣传抗战、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骨干力量之一。^[55]

在新闻工作方面，胡愈之以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为大局，放眼世界，心怀全国，与范长江一起共同规划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桂开展活动的计划，兴办国际新闻社，热情培养年轻的新闻力量，并担任国新社总顾问。“他与国际新闻社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以及青年记者协会陈农菲等同志一起，共同开创了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全盛时期的局面”。1938年在保卫武汉大宣传中，聚集在武汉三镇500多新闻工作者为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作斗争，扩大抗日宣传力量，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战斗组织。因此，从新闻统战出发，胡愈之便和范长江，以及《新华日报》的徐迈进一起商议，决定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名义成立了这个民间通讯团体。由于他公职在身，未便出面领导，只担任“青记”理事。^[55]

胡愈之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浙江省人民政府 评）^[2]

胡愈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五四”之后的70年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的一个思想、学识和才艺上卓绝的巨人。（胡愈之的战友、作家夏衍 评）^[21]

他（胡愈之）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光明日报》 评）^[8]

胡愈之在新闻出版战线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一名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评）^[56]

愈老（胡愈之）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和民盟事业，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我们要学习愈老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团结民主、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 评）^[57]

胡愈之故居是胡愈之出生地敕五堂，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城隍河，陈列了胡愈之的生平事迹，供游人参观。整座建筑为一四合院“走马楼”式建筑，总占地面积3050平方米，由中轴线和东西两跨院组成，东西长66米，南北纵深51米。中轴线为前后三进院落，从南至北依次有：门屋、中厅和后楼组成，东西厢房各有一跨院，均为对称布置。敕五堂后侧西厢的后咫园，也已由胡氏后裔按照当年原貌进行布置。^[58][4]

2016年12月22日，民盟中央举行纪念胡愈之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以缅怀胡愈之对中国文化出版、对外交往和民盟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与功绩。^[57]

春晖中学60周年校庆，胡愈之写信祝贺，并出任校庆纪念委员会名誉主席，还写下“庭园满春晖，四化需英才，建设新中国，五讲又四美”的题词；县青少年宫和叶天底纪念馆建成，他又亲笔为其题名。^[11]

胡愈之还支持上虞县志的编写工作，1985年3月，胡愈之出席上虞县委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在京虞籍人士座谈会，在发言中，胡愈之讲到如何发展上虞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也提到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11]

胡愈之在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就读时，鲁迅是学堂的学监，兼任博物教员，每周授一堂生理卫生课。鲁迅吃住在学校，每晚都要到自修室巡查。胡愈之小学时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那时课业负担虽然很繁重，但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有一次胡愈之做完功课后，在写一篇题名为《绰号》的游戏文章——有个同学嘴巴大，外号叫“痰壶”，另一个同学脖颈瘦小，外号叫“尿瓶”......。鲁迅轻轻地踱到胡愈之的课桌旁，胡愈之手忙脚乱地把课本盖到那篇《绰号》上面，装出认真读书的样子。鲁迅拿掉他盖着的课本，抽出那篇游戏文章，看了一看，什么话不说，就继续巡查去了。学期考试结束以后，胡愈之觉得各门功课考得还不错，但担心品行成绩不行，眼巴巴地盼望着发下成绩单，待到一拿到成绩单，什么也不看，单看操行成绩一栏。操行栏里，没有打分数，只写着三个字“不好学”。这对胡愈之的刺激很大，使他难以忘怀，对他以后的成长起着激励作用。^[74]

1909年，敕五堂内，胡愈之和好友吴觉农、范寿康及弟弟胡仲持商量，想要办一份报纸，这是他从父亲订阅的《申报》得到的启示。几天后《家庭三日报》创刊了。这张黄草纸手抄报除好友传阅，还分发到邻居家中。从《家庭三日报》再到《家庭杂志》《后咫园周报》他们坚持了3年多。这不仅是当时上虞县城最早的报纸，还创下了中国报业史的两项纪录：最早的家庭报和最小的办报人，那年胡愈之才13岁。^[4]

胡愈之入党，经历过一番曲折。他流亡欧洲前，在商务印书馆主持《东方杂志》时，与作者中的共产党人如张闻天等有过接触。在欧洲期间，他曾系统研读《资本论》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1931年2月底，他从欧洲辗转回到上海，因“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想找共产党”，却不知何处找。直到他写的《莫斯科印象》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注意，在沈雁冰引导下重逢张闻天，才与中共组织取得实质性联系。但在一次会议上，他的主张和与会党员的“左”倾意见不一致，其入党之事遂被搁置。1933年9月，胡愈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成为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主要任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入党之前，胡愈之就切身领教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危害。此后，他对“左”一直保持着警惕。^[75]

1932年11月1日，胡愈之担任主编期间，《东方杂志》策划了以此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征求问题是：“(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反响热烈，收到了一百四十余位国人发表的二百四十四个“梦想”。^[76][77]

当时关于梦想的问题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小的争议。在万马齐暗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78]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78]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78]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价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78]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78]

1983年，三联书店计划为胡愈之出版回忆录，这一任务落在了年轻编辑周健强的肩上。尽管胡愈之在出版领域有着长达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主编过众多知名报刊杂志，撰写了上千万字的文章，但他却从未想过为自己结集出版。在周健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社内外同志及素昧平生的人的热情帮助，终于搜集到了一些胡愈之的旧日文字。1985年，年近九旬的胡愈之在侄儿胡序文的协助下，完成了他的口述生平《我的回忆》。然而，他对自己所写的内容持非常谦逊的态度，认为多为“文革”后的应景文字，没有大意思，也没有出版价值。在王仿子和沈兹九的轮番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出版，并亲自指导周健强将文稿分成《流亡在赤道线上》和《怀逝者》两本书进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胡愈之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无私精神。他逐字逐句地修改订正稿件，但坚决不肯收取任何稿费。这种对文字的严谨态度和对出版事业的热爱，让周健强深感敬佩。遗憾的是，1986年胡愈之逝世，未能亲眼看到《流亡在赤道线上》和《怀逝者》的出版。而他的口述生平《我的回忆》也在他去世后，经过多方校正才得以问世。费孝通为该书作序的悼念文字结集《胡愈之印象记》，则是在胡愈之逝世三周年后完成的，而全面的传记《胡愈之传》则于1990年出版。^[79]

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后，胡愈之经香港转至大连，计划前往华北解放区。在大连，他受到时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行政公署副主席李一氓的接待，并常交流时局。胡愈之表达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乐观态度，认为胜利将早于毛泽东原先估计的两年，因国民党军事、经济、人心皆崩溃，社会各阶层多盼共产党胜。后胡愈之抵西柏坡，向毛泽东直接陈述战局看法，毛泽东高度重视，并与其他领导人研讨。1948年1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修正了原先五年战争时长的预估，缩短为再需一年左右即可打倒国民党政府军，显示其采纳了胡愈之意见并结合军事形势作出了更精准的判断。^[80]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两次主掌全国出版工作，期间他深入农村调研，发现农村文化生活匮乏，通俗读物稀缺。他深刻认识到农村缺乏科学知识是导致生产落后、信仰迷信、人口过快增长等问题的根源，因此决心加强农村科学文化知识普及。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大跃进”等运动导致的农业生产倒退和粮食危机，胡愈之更加坚定了为农民提供知识读物的信念。60年代初，他作为文化部副部长，推动编辑干部深入农村实践，强调三农出版物需贴近农村实际，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胡愈之亲自参与策划并编写了《东方红》新年历，该书集全、新、实用、通俗、及时五大特点于一身，深受农民喜爱，发行量巨大。同时，他指导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农村版”图书，涵盖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知识等多个领域，内容通俗易懂，注重实用知识，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水平。到1964年，全国专门以农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图书出版了约1700种，还出版了新年画800多种，“四史”（家史、社队史、厂矿史、剥削阶级罪恶史）读物出版92种，大部分发到农村。这些图书定位于通俗化，注意到了农民迫切需要的实用知识，如《肥料经》《养猪经》等。还有部分图书从基础理论知识着手来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政策水平，如《和农村干部谈谈工作和问题》等。^[81]

1956年5月，胡愈之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偶遇曾于1931年莫斯科之行中热情接待他的苏联友人尼古拉·雷蒂可夫。二人重逢于莫斯科街头，回忆起1931年胡愈之流亡归国途中在莫斯科逗留时，受到尼古拉等莫斯科青年世界语者的盛情款待，并结下深厚情谊。胡愈之后来所著《莫斯科印象记》中亦提及这段经历及尼古拉等友人。然而，尼古拉因被错误指控为“国际间谍”，于1938年被捕入狱，流放至远东，直至1955年获释重返莫斯科。获知胡愈之来访的消息后，尼古拉多方寻觅，终于在1956年重逢，两人共叙旧情。^[82]

吴觉农比胡愈之小1岁，他们从小形影相随，到老仍是亲密朋友。吴觉农从日本留学归来，还没有进入茶叶领域前，以“卖文”为生，而文章多发表在在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报刊上。这段时间中的许多重大事情，如支持《新女性》杂志和开明书店的创办、在《商报》公开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文章，胡愈之与吴觉农都一起并肩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们相携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分别在重要的专业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之后一段时间，胡愈之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吴觉农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7][11]

范寿康与胡愈之同岁，胡、范两家是世交，且是近邻，之后范寿康娶胡愈之的堂姐为妻，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五弟胡霍又分别娶范寿康的两位堂妹为妻，范寿康与胡愈之的关系就更亲近了。1923年，范寿康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胡愈之的协调下，在商务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任编辑，主编《教育大辞书》，同时兼任中华学艺社编辑部长，主编《牛学艺月刊》。在此期间，范寿康出版了许多哲学、教育、美学等方面的专著。后来范寿康在不同的城市当教授，胡愈之得悉后，总会前去看望，畅叙友情。1938年，他们一起来到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第三厅”、胡愈之任第五处处长，主管国内宣传，范寿康任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主管对外宣传。俩人并肩奋战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范寿康赴中国台湾做文化接管工作，与胡愈之相隔于海峡两岸。1982年，范寿康冲破重重阻隔，转道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令胡愈之非常高兴，立即前往迎接，畅叙离情别意，深厚的友情得以延续。^[11]

徐懋庸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想当作家，胡愈之帮了他很多。1931年，徐懋庸带着自己翻译的两本书去了上海，但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让他很失望。胡愈之知道后，就介绍他翻译另一本书《社会主义讲话》。这本书出版后，徐懋庸在上海有了名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