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

邵力子（1882年12月7日—1967年12月25日），原名景奎，又名闻泰，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人士，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之一。^[1][2]

邵力子出身士绅之家，早年曾参加乡试并中举，后赴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师从蔡元培。1905年，邵力子转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追随校长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次年，邵力子和同学于右任赴日留学，后回国创办《神州日报》，期间再次赴日，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自1916年起，邵力子担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新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邵力子首先进行报道，在国内引起轰动。^[1][2]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1]，成为早期党员之一，并校译出版《共产党宣言》。次年7月，邵力子与李达、张国焘等人筹备中共“一大”，虽未能参会，但对中共“一大”召开作出了贡献。^[2][3][4]1922年，孙中山酝酿与共产党合作，邵力子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政策，还参与筹办国共两党合作的上海大学，并兼任代理校长，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贡献。1925年5月，邵力子因“五卅惨案”遭上海护军使通缉，被迫前往广州，出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秘书长，期间开始与周恩来交往，并公开中国共产党身份。北伐前夕，邵力子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拥护北伐，为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26年8月，邵力子经组织同意脱离中国共产党，随后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2][5][6]

1931年12月，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两年后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主政陕西期间，积极推进农业、水利、教育等方面改革，改善民生。^[2][5][7]“西安事变”爆发后，邵力子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邵力子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积极呼吁国共合作。^[1][8][9]抗战全面爆发后，邵力子陪同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力劝蒋介石国共联合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10][11]此后，邵力子积极维护国内和平，并联合文艺界人士，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邵力子出任驻苏联大使，为中国抗日争取到大量苏联援华的物资。回国后，邵力子出任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会委员会秘书长，积极推动中苏文化交流，继续为抗战救国奔走努力。^[10][11]抗战胜利后，邵力子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参与重庆和谈，推动签订《双十协定》，但因蒋介石公然破坏和平，国共内战爆发。^[2][12]1949年年初，国共两党再次谈判，邵力子与“和平将军”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共代表和谈，然而因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国共和谈宣告破裂。和谈破裂后，邵力子留在北平，并宣布脱离国民党。^[2][13]同年9月，邵力子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邵力子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中苏友好协会副总会长。^[14]

1951年5月，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赴皖北、河南、苏北考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邵力子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贡献。^[15]中国现代政治活动家胡子昂认为，邵力子为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勤于学习，思想进步，对工作非常负责。^[16]中国现代作家丁玲认为，邵力子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人民可靠的朋友。^[17]曾任驻澳洲《民报》的社长骆介子认为，邵力子对国家大事，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易苟与人同。^[18]

1882年12月7日，邵力子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陶堰村，他的父亲邵霖曾担任江苏吴县县丞。邵力子自幼聪慧，早年在家中私塾读书。1898年，受戊戌维新影响，邵力子改名为闻泰，到上海求志学堂学习，几个月后，他就考入广方学馆开始学习法文。之后邵力子升入江苏高等学堂，但因家庭条件不济，未能完成学业，到江苏吴江县任教。1903年，邵力子在叔父的劝说下参加乡试，凭借一篇《振兴实业论》脱颖而出，中了举人，得到时任江苏臬台朱智的赞赏，邀其担任文案。邵力子婉辞，而后再赴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深造，师从蔡元培，与黄炎培、胡仁源等成为同学。在老师蔡元培的支持下，邵力子与与黄炎培、胡仁源等成立“演说会”，评论时政，他们还成立“以造新中国为已任”的“任会”，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呼吁挽救民族危亡。不久，邵力子因南洋公学风潮选择退学，回到故乡绍兴，并与同县的屠玉英结婚。1904年初春，邵力子受聘到吴兴县南浔镇一所学校担任教员。^[1][2]

1905年，邵力子进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因神父南从周干涉学院的行政和教学计划，校长马相伯愤然辞职。邵力子与同学于右任等人追随离校，拥戴马相伯在上海吴淞炮台湾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此任教并参与了学校改革。^[19]次年，他和于右任同去日本学习新闻学。回国后，邵力子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几个月后，邵力子再赴日本，拜访了时任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邵力子接连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都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查封。1910年，邵力子在陕西高等学校授课，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两年后，邵力子返回上海，和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开始采用笔名“力子”^[注2]发表文章，同时兼任震旦公学中国文学科主任。次年10月，邵力子与叶楚伧等人创办《生活日报》宣传反袁斗争，而后参加同盟会成员柳亚子创办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20]

1914年7月，邵力子加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华革命党。从1916年起，邵力子担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长达十年之久，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宣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对俄国的革命情况进行了报道，在国内引起轰动。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邵力子认为社会主义苏俄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五四运动”，邵力子在复旦大学等处发表演说，鼓动学生罢课，联合其他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发动上海各界声援北京。与此同时，还在《民国日报》开创副刊《觉悟》发表短评、随感录和通信，受到进步读者的欢迎。^[1][2]

1920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其中，并与第三国际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就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交换了意见，研究宣传马列主义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事宜。同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戴季陶、陈望道等七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理论，多次研讨建党问题。而后由陈望道翻译，邵力子校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出版。同年8月，“马克思研究会”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上海共产党），邵力子成为早期党员之一。邵力子在上海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以特别的方式跨党参加共产党，经过组织的许可，可以不用经常参考小组开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就着手指导与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促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不久，北京、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2][21][22]

期间，邵力子经常帮助许多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工人组建补习学校，协助机器工人组织工会。^[23]此后，由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经常译载介绍苏俄实况的文章和高尔基、屠格涅夫等进步文学著作。^[24]1921年6月，邵力子接受第三国际委托，负责协助筹备成立塔斯社上海分社。同年7月，筹建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成熟，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人为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在渔阳里2号加紧建党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一大”文件。^[4][25]7月23日，毛泽东等十二位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秘密举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举行期间，因为遭到法国巡捕的破坏，大会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因为不能离开《民国日报》的工作，邵力子未能到会场参加大会。但邵力子积极参与了“一大”的联络和总务工作，并在《觉悟》上署名“光亮”发表《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的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2][3][26]

1922年，孙中山开始酝酿与共产党的合作，遭到国民党右派人士冯自由、叶楚伧等人的反对。邵力子和于右任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邵力子与反对国民党改组的叶楚伧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斗争，积极宣传国共合作，还投身筹办国共两党合作的上海大学。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达成。邵力子因为《民国日报》的工作，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不久，邵力子当选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负责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并贯彻新三民主义。同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发布了由邵力子、陈布雷、刘庐隐等人起草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27]同时，邵力子还兼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积极倡导师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革命青年；此外，他还在上海大学积极为黄埔军校招生。^[2][28]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同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邵力子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到了广州后，邵力子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两个月后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处理黄埔军校的政务。在黄埔军校期间，邵力子开始与周恩来交往，并公开中国共产党身份，参加党内组织生活。^[29]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当选为中央监委。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邵力子和蒋介石、邓演达、等七人当选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2][5]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为北伐战争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对北伐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北伐前夕，邵力子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积极拥护和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2][20]

1926年8月，中共组织陈独秀、瞿秋白同意邵力子脱离共产党，并为其举行了欢送会。同年11月，他以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会议上赞同和支持中共民主革命的主张，阐明了国共合作方针。期间，邵力子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2][20]次年5月，邵力子回国，才知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对蒋介石的做法很是不满，但不得不去南京述职。蒋介石想让他担任秘书长，他当即拒绝，并劝其停止杀害青年，而后隐居在南京一位老友家中。蒋介石实行“剿共”政策，邵力子去面见蒋介石，提出应以政治途径协商解决两党分歧，并希望国民军继续北伐。蒋介石表面上答应，并邀请他参与决策；不久，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此后在南京政府工作多年。^[28][5]

1931年12月，邵力子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次年4月正式赴甘肃就任。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1933年初，他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回到南京。同年5月，邵力子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7]在任三年时间，邵力子在农业、水利、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为使广大农民受益，邵力子先后成立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和陕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大搞合作社运动；邀请水利专家主持并修成泾惠渠和洛惠渠；鼓励开荒造林，培训农林干部；分期禁令各县种植鸦片；加强中小学教育，公费选送人员去国外考察和深造，支持夫人博学文创办西安助产士学校；资助发展秦腔皮影等地方戏；积极建设铁路、公路、河运畅通；引进投资设备，开办工厂企业；支持爱国人士的抗日救国活动。^[20][30]1935年，为普及汉字大众化，邵力子参与文化界陈望道、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叶圣陶、巴金等人发起的“推行手头字"运动。^[31]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联合兵谏蒋介石，逼蒋抗日，当时在西安的邵力子也一度被拘禁。事变期间，蒋介石曾要求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趁机劝其联合抗日。几天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在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邀请下来到西安，提出和平决“西安事变”，团结抗日的主张。邵力子对此十分赞同，力劝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达成一致，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随后，邵力子离开西安前往南京。1937年1月，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陪同张学良到浙江奉化溪口，指导被软禁的张学良学习古文。不久，邵力子被蒋介石免去陕西省主席职务。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邵力子担任大会审查委员、政治组负责人和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任期间，邵力子积极呼吁国共合作，继续为抗日救国做出努力，并批准在《文摘》上刊登《毛泽东自传》，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出版《鲁迅全集》。^[1][8][9]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统一抗日战线成为大势所趋。7月17日，邵力子陪同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地位问题等进行了四次谈判。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表达了对中共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的赞同，蒋介石也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认可了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党的合法性，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10][11]1938年1月，国际反侵略同盟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抨击汪精卫等投降卖国行径。在对日作战问题上，邵力子主张与苏联结盟，坚决抗日；然而蒋介石对日本抱有幻想，消极抗战，而邵力子与国民党顽固派意见相左，他于是愤而辞去宣传部长一职。同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立，周恩来等13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此后，邵力子积极维护和支持国共合作，力促国内和平，多次发表演说揭露了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为中国的抗战取国际对援助，为抗日救国奔走出力。^[11][32]

1939年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改组，邵力子担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他积极支持开展中苏文化交流，经常与作家茅盾、老舍、曹禺等人举办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邀请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抗日，主张全力抗战。^[11][33]1940年春，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驻苏联大使，同年6月，邵力子抵达莫斯科赴任。担任苏联大使期间，邵力子一心为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还为中国抗日争取到大量苏联援华的物资。皖南事变爆发后，邵力子给蒋介石致电报，表达国际舆论对此事的谴责，由此改变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1942年10月，邵力子回国，他通过演讲、发表文章的方式，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积极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同年冬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以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邵力子得知民盟成立，曾多方予以帮助。1943年春，邵力子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会委员会秘书长。^[10][8]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同年10月，邵力子、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会谈。邵力子在起草《会谈公报》中，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基本原则。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邵力子起草的《会谈公报》为基础，修改写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达成和平建国的共识，邵力子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8][12]同年12月31日，邵力子参与国共双方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最终在1946年1月达成一致协议，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邵力子认为毛泽东能到重庆来，就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随后的重庆各界协进会上，邵力子发表演说，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合作中解决问题。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预谋进攻解放区。11月，蒋介石单方面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遭到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反对，邵力子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和参加伪“国大”的选举。11月9日，周恩来为抗议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非法召开伪“国大”的行径，愤然返回延安，邵力子不顾危险，亲自前往机场相送。^[2][1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文告，呼吁和谈，邵力子愿意为和平奔走，随即在南京招待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商谈有关和谈事宜。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中共愿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1月17日，国民党中政会召开，讨论和谈问题，邵力子与“和平将军”张治中积极主和。两天后，蒋介石邀请邵力子与张治中等人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作出由行政院决议的决定。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次日行政院长孙科作出决议，派遣邵力子、张治中等为和谈代表，与中共进行接洽。正式谈判前，邵力子以私人身份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乘专机飞往北平。到达北平后，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董必武、聂荣臻先行与邵力子等人协商，邵力子在中共招待会上表示，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而后邵力子、章士钊等四人飞赴石家庄专访毛泽东，并与周恩来交流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34][13]

1949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台，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继续谋求和谈。3月24日，何应钦召开会议，决议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燕五人为核心代表，邵力子坚决推辞担任首席代表，改推张治中担任。4月1日，国民党代表团一行19人乘专机到达北平，与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等中共代表正式举行谈判。和谈期间，经过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反复商榷，双方暂时达成《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15日，双方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8条24款，并确定在4月20日签字。4月16日，蒋介石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后当即拒绝和谈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也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宣告失败。和谈破裂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电召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南下，邵力子首先表明态度，留在北平，不回南京，并动员其他代表团成员留在北平。不久，邵力子联合上海、南京等地国民党立法委员五十多人，发布同国民党脱离关系的声明。^[2][13]

1949年，邵力子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而后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同年9月，邵力子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邵力子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不久后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总会长。^[14]1950年3月，邵力子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会议。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邵力子为支援前线不仅捐款，还动员亲友参军。1951年5月，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赴皖北、河南、苏北考察。1954年，邵力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后，邵力子出任第一副主任委员。1956年10月，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邵力子担任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此后，他经常以广播、报刊等方式向台湾当局及民众忠告和争取，促其回归。^[35][36]

1960年，邵力子陪同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次年，他与气象学家竺可桢一起赴浙江视察工作，并宣传计划生育，之后连任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邵力子因此受到冲击。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邵力子免受危难。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东四寓所无疾而终，享年86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37][38]

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邵力子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刊物， 他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工农和苏俄。孙中山筹划改组中国国民党，得到邵力子的极力拥护。而后邵力子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秘书，负责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全面贯彻新三民主义。后来邵力子出任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为国共合作培养人才。又赴广州出任黄埔军校任秘书处长，参与黄埔军校建设。为学生分析政治形势，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革命军北伐积极拥护并献言献策。^[39][40]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邵力子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调节国共关系。“西安事变”后，邵力子在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周旋，劝双方以抗战大局为重，协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庐山国共和谈时，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实行的抗日民族精神表示认同，随后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至关重要，邵力子认为民主统一应该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极力促成并推进国共谈判。因此当国共双方出现不同看法时，他就力排众议，在兼顾两党利益中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以后，邵力子继续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利用报刊、广播等呼吁台湾当局及民众早日回归。^[39][41]

邵力子跟随震旦公学校长马相伯离校，并协助创办复旦公学。辛亥革命后，二人为使复旦公学复校奔波，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建成复旦大学。1922年，他与于右任、李大钊等人建立上海大学，并出任副校长。在陕西担任省主席时，创办陕西省林业学校，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和西安女子学校。抗战胜利后，和夫人傅学文在南京创立力学小学。邵力子对家乡的学校建设也很积极，先后出资修建明强小学、运川小学、棠荫小学和稽山中学。此外，他还先后在陕西高等学校、 上海白克路竞雄女校、平民女校、中国公学、 复旦实验学校执教。^[19][42]

邵力子在长期从事教育的实践中，形成较为系统全面，内涵丰富的教育思想。邵力子认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义务，办学育才是为人民谋普遍的幸福，因此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培育对人民有用之人，并且提出以义务学校作为普及教育的辅助手段；教育不独立是推行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障碍，因此提倡启发式的教学，主张学术思想自由。 邵力子在 复旦大学开展各种具有革新内容的教学活动，启发和鼓励学生对不同意见展开研究或争论，以便分清是非、真伪；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他积极引导同学刻苦攻读，同时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首当其冲为学生宣传革命新思想并为其分析时势和解答问题，在他的鼓动下，复旦学生联合其他学校学生罢课游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坚持教育与爱国相结合，革命救国的原则。办学是为适应时代、改造社会的需要， 因此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和革命责任。为反帝反军阀和革命胜利后储备建设人才，他先后参与创办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43][42]

1907年，邵力子与于右任到日本学习新闻学，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终因失火停止办刊。后来二人接连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积极宣传革命活动。1916年，邵力子参与创办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报刊《民国日报》并任主编。^[1][6]邵力子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针对当时新闻媒体及相关媒介事件多次发表过关于新闻理论问题的看法。对于谣言的批判，邵力子认为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础，谣言就是新闻失实的极端现象，既为维护新闻真实性，也是媒体获得公信力的方式，新闻媒体要担负起辟谣的责任；^[44]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和基础，也是发展现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条件。20世纪初期，当局经常禁扣报纸，封闭报馆和捕杀办报者。上海租界工部局对租界内的华人报刊，尤其是进步革命报刊，实施“印刷附律”管理措施。邵力子迅速在《民国日报》刊登上海书业报界联合会拟定的致纳税西人的公开信，还登载许多外国报刊和人士抨击该议案的著论。在邵力子等新闻界人士的强力反对下，议案未能成功实施；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不仅关系着新闻传播的质量，还体现了新闻事业的水平。邵力子认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具有丰富的知识修养，兼具坚定的意志力和独立的人格。^[45]

邵力子是较早倡导实行计划生育的人。1954年，邵力子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传播避孕常识》，引起社会反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邵力子阐述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56年，邵力子出席浙江省人代会，就计划生育再次发言。之后邵力子“催产”马寅初著书《人口论》，自费铅印了五千册 《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到农村发放。^[46]邵力子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会加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等的矛盾。生育率过高不仅会降低人口素质，还会直接对妇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损害。因此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必须实行有节制地生育。落实到实施方案上，他建议正确看待流产问题，不赞成以法令禁止流产；大力传播科学的避孕节育知识，将计划生育的重点放在农村；增加对避孕药具的生产，放宽对节育技术的限制；通过思想教育结合法律来禁绝早婚早育。^[47][48]

邵力子著作有《建国在作战的时候》《苏联归来》《邵力子文集》等，与黄炎培、张伯驹合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49][50][5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评价：计划生育这件事上，邵力老有一功。^[52]

中国现代政治活动家胡子昂评价：邵力子为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勤于学习，思想进步，对工作非常负责，开会、学习从不缺席。^[16]

中国现代作家丁玲评价：邵力子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人民可靠的朋友。^[17]

中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评价：邵力子先生曾经是开明书店的董事长，一直很关心开明书店，他对朋友诚挚和蔼，又非常关心，常以助人为快乐之本自勉。^[53]

中国当代古文献学家胡道静评价：邵公道德文章，皎然在世。一生中对革命事业、宣传教育工作社会勤务，建树贡献，难以悉数。亲故知交，桃李门墙，多有详述，令人景仰。^[54]

邵力子的学生高世梁评价：邵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暨历次救国运动，以及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奋发当先，握笔鼓吹，不辞劳怨，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地为民族、为国家奔走呼吁。在培植青年，创办学校，节制生育，尊重女权，邵先生也具有高瞻远瞩的独到见地。^[55]

曾任驻苏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李修业评价：邵力子为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6]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蒋经国评价：邵先生平易近人、不以长者自居、诚挚待人和谦虚谨慎等作风是其他要人们所不及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和有崇高道德修养的老好先生。^[57]

曾任驻澳洲《民报》的社长骆介子评价：邵力子对国家大事，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易苟与人同。^[18]

邵力子的秘书张丰胄评价：跟随邵力子工作过多年，深受他的教育和训导。^[58]

邵力子任《觉悟》副刊主编期间，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来稿，都是由他亲自署名答复。某天邵力子接到青年学生方志敏的一封信，是关于一篇名为《捉贼》的小说的看法。邵力子对他很是赏识，并希望他能进行创作。受到鼓舞的方志敏很快在《觉悟》上发表了白话散文诗《哭声》和《呕血》。后来方志敏赴上海拜会邵力子，邵力子知道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时，便挽留他在家中居住，还给他安排到报馆做夜班校对工作。方志敏又在邵力子的帮助下，到大学旁听并结识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邵力子为方志敏创作的白话小说取名并亲自撰写了《随感录》一起刊登在《觉悟》上。等到方志敏返回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后，继续创作并寄给邵力子发表。^[61]

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心剿灭共产党。邵力子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对于抗日的事情漠不关心。毛泽东看到当地的报纸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给他写了一封信：邵力子先生当了官吏和任《觉悟》主编时面目全变，希望能重整《觉悟》，为国家与民族添欢呼。先生大志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上，但是先生的办法行不通。日本帝国主义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现在又有合作的机会，先生是否有意。^[61]

邵力子收到信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极力赞成中共抗日的主张，积极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年，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其学生孙寒冰请示关于刊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一事。邵力子考虑如果刊登出来，势必会得罪蒋介石，但是却能够帮助人民更多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于是决定刊登。当有志之士看到《文摘》上刊登的《毛泽东自传》后，都钦佩邵力子的勇气和魄力。^[61]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受蒋介石邀请，在重庆展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邵力子虽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但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因此当国共双方产生歧义时，邵力子都是千方百计，倾力促进《双十协定》的签订，由于邵力子在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被获赞“和平老人”。^[62]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粮食奇缺。董必武派人到南京给邵力子送来亲笔信，想托他想办法从国统区搞几万斤白面运到华北解放区。当时国统区的粮价飞涨，就连粗粮都成了禁运品。只要是车船大量装运粮食，都必须持有粮食部门签发的运粮证。一旦被查获，粮食被没收，严办运粮人。邵力子思虑过后，遂打电话找到国民政府粮食部的徐恭让。不仅让徐恭让把运粮证开来，还让其陪同前往上海买来八万斤面粉。面粉装船后，立即经由天津转运到了华北解放区，有效缓解了粮食危机。^[63]

解放后，邵力子的长子邵遂初在杭州一家制药厂工作，但与其所学专业不对口，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浙江省妥为安排，邵力子当即写信给邵遂初让其谢绝。邵力子的长孙女邵黎黎在南京明德女中读书，周末的时候，邵黎黎想要坐祖父的小汽车回家。邵力子听后没有表态，而是叫来邵黎黎的父亲邵遂初。邵力子在邵遂初的面前，严肃地对邵黎黎讲，汽车是爷爷办公用的，不是给子孙上学使用的，你爸爸就从未坐过我的汽车。从此，邵黎黎再也不提坐车的要求了。^[60]

邵力子故居位于越城区陶堰街道前街188号，为清晚期三合院式建筑。总占地面积约231平方米，第一进为平房，建有外天井及入口门斗。第二进为座楼，东西两侧为厢楼。座楼前设天井、照墙，座楼下层立有邵力子半身塑像，后有题词“和平老人”。座楼内设有纪念室、陈列室，陈列邵力子生平事迹，展示相关实物和照片。2002年，邵力子故居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