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

红包，原指包着用于馈赠和奖励钱的红纸包。后也借用“红包”指代礼钱，又名利市（俗作利是、利事、励事），是将金钱放置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礼品。^[2][3]传统意义上的红包亦名“压岁钱”，指的是农历春节时，长辈给小孩子的用红纸包裹的钱。^[4]它象征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祈愿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5]现今除了春节以外，在其他喜庆场合，例如婚礼、新店开张、满月做寿、上学参军等大小喜事等亦有送红包的习惯。^[6]互授“红包”有相互祝福之意。^[7]象征着喜庆吉利，代表了一种崇敬、尊重和群体互助的观念。^[8]

红包的源头是压岁钱，最早可见于汉代，也叫“厌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到了明清时期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真正意义的红包出现在民国年间，方孔圆钱基本取消长辈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给孩子。^[4]除了逢年过节的新年红包以外，还出现如贺礼红包、开工红包等多种多样的形式。^[7][9]进入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发放电子红包，代替纸币压岁钱。电子红包还起到了支付和转账作用。^[10][11]实体红包的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现金，还可能是实物，如房、车、电子学习机等。^[12]

红包有喜庆吉利、互助互惠、人情交换等文化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红包文化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逐渐背离传统的红包习俗。红包的多少也就成了“人情”深浅的具体体现。演变出了一种期望得到帮助或者回报的“红包”现象。^[2]互联网公司开始利用红包进行营销大战。^[13]此外，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些如“关系红包”“医疗红包”“诈骗红包”等行贿受贿、诈骗事件。^[14][15][2]

传统意义上的红包，亦名“压岁钱”，指的是农历春节时，长辈给小孩子的用红纸包裹的钱。^[4]

真正意义的红包出现在民国年间。长辈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给孩子，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做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而红包也早已由压岁（祟）普及为一种习俗，应用于一切值得庆贺的场合。^[16]

在中国粤语区，红包被称为利市（俗作利是、利事、励事），是将金钱放置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礼品。^[3]

红包最初源于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可见于汉代，也叫“厌胜钱”，或叫“大压胜钱”。“厌胜”一词出于《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的记载：“因巫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这里的“厌胜”，指的是一种方术，后来被引用到汉族民间信仰上，转化为对禁忌事物的克制方法。厌胜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戴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有的钱币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4][17]

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日”，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卷记载了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之事。这里说的洗儿钱除了贺喜外，更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的护身符。 宋元以后，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称为春节。不少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17][18]

明清时期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以彩绳穿钱编为龙形，谓之压岁钱。”所以一些地方把给孩子压岁钱叫“串钱”。民国以后，方孔圆钱基本取消，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如今的纸币后，家长们喜欢选用号码相联的新纸币赐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这种送连号钱给晚辈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18]

进入现当代，红包的范围扩大了。“红包”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包着钱的红纸包，用于馈赠或奖励。”《现代汉语新词语大词典》释为:“按照民间习俗，送礼钱常用红纸包上，因此借用红包’指代礼钱后来奖金也有用纸包上的，所以也将奖金叫“红包’，并发展到将客类奖金都称为“红包。^[2]

随着社会和经济不断的发展，红包内的钱也随之越来越多。^[19]传统红包强调长辈施与晚辈受，家庭等级和次序不能打乱。而新型红包注重在初级群体以外的其他群体发放，不在乎“上对下”还是“下对上”的形式。换句话说，在新型红包中，小辈也可以给长辈发红包，目的只是为了增添乐趣。因此，传统红包和新型红包在对象方面形成了互补，几乎涵盖了所有群体。进一步而言，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新年红包的仪式中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归属和传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20]进入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利用手机微信发放红包，代替纸币压岁钱。富裕家庭的压岁钱形式不仅仅局限于现金，还可能是实物，如房、车、电子学习机等。^[12]红包的多少也就成了“人情”的具体体现。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期望得到帮助或者回报的“红包”现象。^[2][21]

传统意义上新年红包也叫压岁钱，在春节期间由长辈在年三十晚上零点后派给晚辈的红包称作压岁钱（压岁包），是表示把新的一年的祝福和好运带给他们，同时也作为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19]也有部分地区是晚辈发给长辈，意指“压岁”即压住岁数，有着长寿、希望长辈身体健康的美好寓意，但前者在传统上更为普遍.“大年三十，吃过年饭，长辈用红纸包钱送给晚辈，或等小孩睡着后塞在枕头底下。也有初一晚辈给长辈拜年时由长辈分送的。^[2]对于压岁钱的处理，不应简单“充公”，其方式多样，常见有存银行、买书、借机教育孩子理财等，体现对晚辈成长的长远关怀。

除了春节以外，在其他喜庆场合，例如婚礼、新店开张、^[22]满月做寿、上学参军等大小喜事等亦有送红包的习惯。相对于春节红包来说，贺礼红包的金额往往不菲。^[6]特定时间、场合中发生在家人关系或熟人关系间的“人情红包”。主体之间进行“红包”互动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情感表达。互授“红包”有相互祝福之意，不同的互动主体可以传递不同的情感。长辈“恩赐”晚辈“压岁钱”表达爱护之情:晚辈向长辈“敬奉”以表达感激之情:同辈之间相互授予则有惺惺相惜之意。其二是扶持与救济。“红包”的授予是有讲究的，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红包”的授予及授予数额的大小，此举意在缓解他人燃眉之急。^[7]

开工利是即开工红包，是工业发达地区（如广东、香港、台湾等）的一种习俗。一般是在春节期间，企业重新开工的当天，所有员工及下属向企业主拜年，企业主向员工及下属派送红包，内装8元、18元等象征吉祥发财数目的纸币，以使得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象征开工大吉，一团和气，生意兴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很多人已习惯于用全新印制的纸币来做红包，除了比较雅观外也有寓意去旧迎新，因此每年春节前许多银行的现钞提取量就会急剧增大。印钞厂也会有增印新钞的压力。环保专家认为这一习惯不利于低碳环保。^[9]

电子红包可以在例如商超、便利店、餐饮、医院、学校、电影院和旅游景区等线下场所和线上平台支付。^[10]电子红包多用在了节日期间酒旅、餐饮、商场百货、超市便利店、电影和发送红包上。^[11]

红包封在唐代时已经出现，当时是用手工织的布袋做“封面”，仅限于宫廷及官方使用，民间则以寓意吉祥的鲜红色纸，包著一张写满祝福字句的字条，送给亲朋好友，以表心意。到了约300年前，人们则改用一张形状与正方形相若的红纸，包裹铜钱，封作“利市”。^[23]

而第一代的印刷纸质红包封，约于1900年，印刷术开始广为所用时，才得以问世。当时的所谓红包封，做法非常简单，只以红纸印上黄油，再于未干的黄油上缀上金粉，效果就如现今烫了金字的红包封般，而图案则多以简单为主，再配以吉利的字句。红包封面印刷精美，除了传统的红色外，还有金色的封套，上面的图案亦种类繁多。由于收红包的人在拆开红包封后，往往就会把红包封弃掉，每年浪费了不少纸张，因此有环保人士提出循环再用红包封。除了留待春节或需要时再用来封红包外，还可以做一些贺年饰物，例如装饰用的假爆竹、鱼形或球形的吊饰等。细分之，现代红包封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23]

第一代红包封以彩图为主，上面主要印有“寿星公”“满堂吉庆”“鲤跃龙门”“升官发财”等民间色彩极为浓厚的图案，那时更有画家专门绘画这类图画，以供生产商作红包图案之用。^[23]

第二代是1980 年代，烫金盛行，没有彩图，纯以烫金字样作装饰的红包亦开始出现，那时的设计只是简单直接将“福”“恭喜发财”等吉祥字句置于封面，也有以“百家姓”加中式图案作点缀的，设计虽简约，却最为经典。^[23]

第三代是1990 年代，则流行彩图加烫金图案的红包，但亦由于工序比前两种更多，所以价钱亦较贵。^[23]

第四代是在2000 年以后，市面亦出现一些卡通人物图案、五彩缤纷、立体、不规则形状，甚至与八达通卡套合并的红包，其图案与款式用料，更有趋多元化之势。^[23]

虚拟红包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红包形式，成为了现代社交软件中广受欢迎的功能之一。通过虚拟红包功能，用户可以方便地进行红包的收发过程，实现亲友之间的祝福和礼遇。^[24]

早在2004年长沙某银行推出过送“电子红包”业务，不要跟对方见面，也无须争得对方的同意，送礼者就可以将最多5000元的大红包送到对方的账户里，而且没有实物让人看见，基本上做到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谁也不知”。但因引起颇多争议所以没有过多宣传和推广。^[25]

2010年，支付宝在主页上，专门设置了“送礼金”功能，用户只需输入收礼人的账户以及红包金额，提交后输入支付密码就能即时完成红包发送。“电子红包”还支持多种红包样式。用户不但能上传个性化的祝福图片，还可以编写带有个人特色的祝福语，比起传统“红纸包+现金”的模式，“电子红包”更活泼也更富时代气息。^[26]

2014年1月27日，互联网公司腾讯旗下微信推出的“新年红包”应用，手机抢红包功能吸引了大量关注。在发送微信红包时，若不在留言处填写祝福话语，系统则默认为“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寄托着美好的祝福。其次，微信红包在外观上基本是对传统红句样式的模仿，整体界面以红色为主透出喜庆、吉祥、欢乐。最后，接收者无法从微信红包表面上看到红包金额这也与传统红包以不诱明红纸包钱的意蕴相契合，含蓄而不外露，让用户更关注红包本身的情感意义而非具体金额的多少。2018年春节，阿里、百度、腾讯等加入春节抢红包大战。经过春节前约一周预热，2月18日（除夕），互联网上演了一场抢红包对决战。微信红包登上春晚的舞台，“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10.1亿次，在20点到次日零点48分的时间里，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到110亿次”。^[2]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是2014年的200倍，QQ红包收发总量6.37亿个，抢红包人数为1.54亿；支付宝红包收发总量达2.4亿个，总金额达到40亿元。微博抢红包总次数超过1.01亿次，其中有超过1500万网友抢到现金红包。但随着网络红包营销战的火爆，抢红包也会导致大家在节日活动中忽略亲情、家庭等。^[13]

但随着支付方式越来越简单和普及，数字红包也完全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礼钱”意义，转而成了一种纯粹的支付手段，并且作为微信、支付宝等的支付功能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取代了纸币，成为一种小额交易的支付方式。许多商家之间的小额货款往往通过红包交易。^[2]

虚拟红包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红包的发放方式和支付方式。传统红包通常需要纸质包装和现金支付，而虚拟红包则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方便快捷。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社交媒体平台发送和接收红包，无需亲自到场或使用现金，提高了红包的便利性和安全性。^[24]除了娱乐功能之外，电子红包具备更加便捷的支付功能。朋友聚会AA制，不用面对面地掏钱，发个红包就行；外地的好友结婚，无法及时赶到，可以通过电子红包的形式表示祝福；一些商家为了省去找零钱的麻烦，为顾客开通了红包支付渠道等等。^[27]

虚拟红包在红包文化中进行了创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和表达情感的途径。传统红包主要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和关爱，而虚拟红包更加注重娱乐性和趣味性。用户可以设置红包的金额、数量和开启条件，增加了抢红包的乐趣和惊喜。而且，虚拟红包还可以通过不同金额的谐音来表达情感，比如52.00元可以用于情侣间表示“我爱你”，11.11元可以表示“单身”，给红包赋予了更多的意义。^[24]

随着电子红包的兴起，电子红包封也随之被越来越多人关注。电子红包封面展现的元素也会显示出使用者的“与众不同”，能够满足使用者对外彰显“独特”的心理，市场上也出现了相关“产业链”。^[28]

从“红包”的色彩来看。红色，寓意红红火火，于中国人而言是喜庆、欢乐的色彩;从“红包”的数额来看。“红包”数额多为谐音或寓意吉祥的数目。从“红包”使用的场域来看，“红包”多交换于是热闹、喜庆场合。特殊地，帛金属于广义“红包”的例外。帛金具有“红包”除喜庆以外的一切文化内涵。^[7]喜庆之外还有求吉利、消灾的内涵。比如戏曲舞台于新春演出时，剧中有挨杀、暴毙或披戴孝的角色，戏班老板要给扮演者送红包，让他们拿去煮碗太平面吃，既作补偿奖励又为除晦消灾。此习俗许多剧团仍在例行。^[8]

从“红包”的渊源来看，“红包”代表了一种崇敬、尊重。“红包”是源自用于祭祀的“礼物”，用于表达对神灵、先祖的崇敬和敬畏，感谢大自然对“子民”的赏赐。从其发展来看，逢年过节，长辈“赐予”晚辈“压岁钱”，有爱护、激励后生之意;晚辈恭敬地从长辈手中接过“红包”，有尊敬、尊重长辈之意。^[7]而回馈他人辛劳，给喜娘、道士、僧尼、轿夫、吹鼓手、车夫等等的红包，一般又叫做“花彩”，则称“小费”。^[8]此乃“红包”的第二重含义:“恩赐”“赏赐”意欲教育晚辈尊重与感恩之道。^[7]

“红包”代表了一种群体互助的观念。“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红包”礼俗从此盛行，“红包”使用场合渐次扩大，从家族内部走向了乡间邻里、师生同门，从婚生寿喜走向了建房、升学.丧葬。人们通过一种长期“借贷”且无息的金融活动一一人们将各自暂时闲置的部分钱货交付给他人缓解燃眉之急，在此后自己需要支出大笔费用的时候，人们又一次将近乎对等的“红包”交付至自己手中一一来完成对他人的支持:通过放弃资金时间收益的方式来达成和满足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任务，实现互帮互助的社会效果。^[7]

从“红包”的行为规范来看，“红包”遵循着互惠原则来进行。“红包”源自情理社会，讲究“人情秩序”和“礼尚往来”，在“红包”的往来活动中人们遵循着“送礼”、“受礼”、“回礼”的行为规范。简单来说就是在自己接受了他人的恩惠以后，当他人碰上类似情况，自己就应当挺身而出，伸手相助。这种双向馈赠的行为规则彰显了“红包”活动的互惠性。^[7]

“红包”礼俗不是纯粹的礼物交换活动，而是一种发生于熟人社会的共担共享机制，这种共担共享机制在短期内表现为一种“亏欠”，但从长远看来，却是一种“平衡”。其原因在于，首先,“红包”礼俗忌讳在自己授出的同时立即获得对方完全对等的“回馈”，因为这是与他人划分界限的一种做法，在“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中是与他人断交的种典型表现。这就造成了每一次“红包”的相授便是一种“亏欠”，而这种“亏欠”又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们情感往来的理由。其次，“礼尚往来”、“对价回馈”等的“红包”礼俗规范又能在人们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的利益平衡。“礼尚往来”规则体现出“红包”礼俗的第一重平衡，它要求接受者做出“回馈”的行为。对价回馈则彰显“红包”礼俗的第二重平衡，这也是“红包”礼俗遵循授受主体的利益平衡的主要表现。但是这种对价回馈不同于现代法律体系中买卖合同项下的“对待给付”。“对价回馈”不要求接受者及时做出回馈行为，并且允许人们延后回馈，因为“在漫长岁月里，熟人之间的往来不断，人们总能从中得到回馈”[!]。最后，“道德谴责”“社群离弃”是“红包”礼俗的惩罚机制。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对于维系利益平衡的社会生态是严厉的，一旦有人试图打破“红包”礼俗中的这种平衡，“道德谴责”与“社群离弃”的惩罚机制便会自发启用。综上，短期“亏欠”与长期“平衡”的礼俗内涵正是“红包”礼俗得以长期流传的又一原因。^[7]

这类“红包”的特征是下级送给上级、被管理者送给管理者,主要的动机和目的可以分成为公与为私。从为公的角度讲,下级单位为了争取对本单位的人、财、物有影响和决定权限的上级管理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多提供方便,馈赠对方关键岗位管理人员一定数额的钱财;从为私的角度讲,是被管理者为了个人的升迁或获取其他利益而馈赠管理者一定数额的钱财。这类“红包”主要出现在上级单位人员到下级检查工作、逢年过节下级去给上级拜年和管理者红白喜事、生病住院被管理者来朝贺时的场合。从实践来看，“红包现象”中，大量的是“讨好型”红包。^[21]

此类“红包”的特征是单位间彼此在相互往来如举行会议、举办比赛、考察交流等过程中为了融洽关系、增进友谊、营造和谐气氛，一方馈赠给另一方一定数额的钱财。这类“红包”是适应中国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礼仪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其客观延绵的历史渊源,主要出现在各类会务活动、竞技活动和考察观摩活动的场合。应酬型“红包”在现实社会中也无可讳言地、客观地存在,在人们的思想上有理念,在行为上有习俗,在现实上有受众。^[21]

这类红包的特征是专家、学者和技术能手到自己专业相关的社会单位讲学、指导、咨询,受惠顾的单位馈赠给他们一定数额的钱财。这类“红包”主要出现在专家讲学、业务指导和技术咨询的场合。这些专家、学者和技术能手一般认为这是自己“付出劳动的价值回报”,社会单位则普遍认为是对专家、学者和技术能手讲学、指导、咨询的“按劳分配”。有偿型“红包”,实际也在相当的场合存在。^[21]

虚拟红包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一方面，部分用户可能滥用虚拟红包进行赌博，通过抢红包的方式进行赌博活动，这对于红包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群聊中的红包争夺活动也可能导致一些社交问题，比如抢红包最多数量的人继续发红包的游戏，可能引发一些竞争和冲突。^[24]电子红包具有互动性、游戏性、趣味性、随机性等特点，符合潮流趋势，但它的弊端也不容忽视。为了抢红包不眠不休，忽视了工作和学习，冷淡了亲情，这种痴迷要不得。甚至，有些人把微信红包当成赌博工具，妄想通过抢红包实现“发财梦”。^[27]

“红包接龙”赌博

以凭手气红包为载体，一种名为“红包接龙”或“接力红包”的赌博活动。团伙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拉人进群，有的负责群管理，有的负责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布。犯罪团伙一名成员为微信群群主，每次在赌博开始时，由群主首先发99元金额红包，数量5个，抢得金额最少的参赌人员以此接力红包。为了吸引更多参赌人员进群参赌，还设置奖励。在常规奖励中，如抢到11.11元红包，奖励488元；抢到67.89元，奖励5888元……每日集齐任意5个常规奖励，再奖388元，集齐12个，奖励888元。群主拥有“免死金牌”，除首发一次红包之后，可只抢不发，同时，还明确规定群主未抢则视为无效，最后真正的赢家只有群主，让很多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29]

红包“比大小”

网友将固定金额的红包发给群里的“发包手”，“发包手”按固定金额“抽头”纳入“奖池”，再抽取“佣金”，最后才把红包发到群里给大家抢。输赢主要看红包金额里的小数点之后的尾数，尾数小的玩家继续发红包。一旦玩家抢到“豹子、顺子、1314”等点数的红包，“发包手”将从“奖池”中按照一定比例返还。 从第一个红包开始后，微信红包赌博可以无限循环，甚至24小时不间断。每个红包被限定在200元以下，但一个红包几秒钟就被抢完，立即进入下一轮，速度很快，资金流也随之加快。根据之前外地的报道，一个数十人的微信群里，一天发的红包可以达到成百上千，一个月内红包的资金流可以达到数百万元，群内的人数越多，资金流的数额将更加庞大。 ^[30]

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2014年，微信支付推出了春节红包；2015年，央视春晚与微信合作，用户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抢红包；2016年，央视春晚与支付宝合作，用户通过“集五福”等方式抢红包；2018年，央视春晚与淘宝合作，发出春晚红包及奖品。2019年1月1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百度宣布达成合作。^[31]

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红包互动主题为“点赞中国年”，首次采用“视频+点赞”的全新形式，在除夕当晚发放10亿元现金红包。^[32]

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与抖音合作。将在春晚直播期间分出12亿元。用户在观看央视春晚时，依据主持人的口令打开抖音操作即可获得红包。^[33]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与京东合作。将在春晚直播期间分出15亿元红包和好物。^[34]

随着红包数额的越来越大，参与人数的迅速增长，央视春晚的红包互动环节，不但逐渐成为春晚上观众期待的固定环节，也成为了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必争之地。^[31]

有的人为拉近与领导的关系，做好铺垫，好让领导今后为其获取某种不当利益，往往在逢年过节或者乘领导家中婚丧嫁娶之机给压岁红包、送贵重礼品。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形涉嫌行贿，如果收受者许诺、着手或者已经为送礼者谋取某种利益，则属于受贿性质。^[14]

2003年9月，深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劳德容，因受贿人民币778万余元、港币50万元、美元13.9万元、挪用公款港币500万元、人民币800万元归个人使用、滥用职权将公款2200万元港币借给香港某投资公司，无法收回、尚有人民币1078万余元、港币460余万元及美元4.1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35]

医疗红包已经成为医疗行业中的潜规则。“医疗红包”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医药购销过程中医药代表给医生的；另一种是患者送给医生的。患者在手术前后给执刀医生送红包的现象较为普遍，其目的原是东亚文化中一种礼数与敬意的表现，既为拜托医生特别照顾，也为表达酬谢之意。但红包已变质为医生向病患强索的工具，甚至成为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严重伤害医病关系与善良风俗。因此，几乎已被各国政府立法禁止，但仍无法完全灭绝；有的医院也已明确规定不能接受红包。患者送红包图的是安心，他们往往认为在崇尚“礼尚往来”的中国社会，所付出的理所当然会得到回报。很多医生把患者的红包看做是对自己医疗水平的肯定，这种不正确认识纵容了红包现象的流行。^[15]

截至2023年8月上旬，陕西省各级共处理医疗领域人员937人，累计退还患者及家属“红包”3470个。^[36]

骗子能如此轻易诈骗成功，依据的就是民众形成的一种普遍心理，“不送红包就办不成事”，以至于医生并未索贿，而患者便急不可待地将红包送人医生口袋。不仅是医疗领域，这种现象在教育等领域也屡见不鲜。^[2]

2018年10月23日，《南京晨报》报道有患者家属接到了主治医生”打来的电话，称情况有点复杂，如果想要增加手术的成功率，就得让领导召集专家讨论研究，需要先打8000元的红包钱，而为了能够顺利手术，奕先生毫不犹豫地按照对方提供的卡号把8000元转了过去。事后察觉有异，所谓“主治医生竟是骗子假冒。^[2]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叫“祟”，它总是大年三十晚上出来，用手去摸熟睡着的孩子的头。孩子往往吓得哭起来，接着头疼发热，变成傻子。因此在这一天，家家都灯火通明，守着孩子不敢睡觉，这就叫做“守祟”。有一对夫妻老年得子，将孩子视为心肝宝贝。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出来伤害孩子，就拿出八枚铜钱给孩子玩。孩子玩累了就睡着了，他们便把八枚铜钱用红纸包裹，放在孩子的枕头下边。夫妻俩仍然不敢合眼，后来也不知不觉睡着了。半夜里，“祟”化作一阵阴风吹进房门，吹灭了灯火。“祟”刚准备伸手去摸孩子的头，枕头边就迸发道道闪光，吓得“祟”逃跑了。第二天，夫妻俩把八枚铜钱吓跑“祟”的事告诉了大家，之后大家都学着做，孩子们也就都平安无事了。^[4]

另有一说源于古代的“压惊”。据说太古时，有一种凶兽叫“年”，每隔三百六十五日，就要在夜间出来伤害人畜、庄稼。小孩子害怕，大人则以燃竹发出响声驱“年”。用食品安慰小孩，即为“压惊”。年久日深，便演变为以货币代替食物，至宋就有了“压惊钱”。据史载，北宋名将王韶的儿子王寀，因被坏人背走，于途中惊呼，为皇车所救，宋神宗即赐给他“压惊金犀钱”。这种钱之后逐渐发展为“压岁钱”。^[4]

在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的习俗很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之日”，宫廷内会相互拜访，而民间没有这个习俗。据《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生子后，玄宗亲自前去探望，并赐给贵妃洗儿的金银钱。此时的洗儿钱除了表示祝贺，更重要的是长辈给新生儿的辟邪护身符。宋元时期后，正月初一替代了立春日，成为春节，许多原本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转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的习俗演变成了给孩子压岁钱的习俗。^[12]

《红包》 是李克龙执导的都市话题爆笑喜剧电影，新锐演员汪奇、廖蔚蔚、宋梓侨联袂主演。该片讲述的是因悔婚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争抢红包的故事，连带引出如今处处离不开红包交易的社会议题。^[37]

《大红包》是由李克龙自编自导，包贝尔、克拉拉、张一鸣、贾冰、许君聪、廖蔚蔚主演的爱情喜剧片。该片围绕着现实生活中随礼、送红包为背景，讲述了陈重因工作调动等多方原因，翻看多年留存下来的随礼账本，谋划如何巧妙快速收回份子钱，在好友大瑞的帮助下，自导自演一场疯狂婚礼大戏的故事。^[38]

在韩国, 民众特别重视农历新年年初一 的“祭礼和岁拜”传统。一大早起来祭拜祖先后, 晚辈要向父母和其他长辈磕头拜年, 而此 时长辈要给晚辈红包。据韩国一项“红包给多少最合适”的调查显示, 给小学生1万韩元(约合58元人民币)、中学生3万韩元、高中生5万韩元最为合适。在日本，红包的对象主要给自家或亲友的孩子，关系一般的朋友家的孩子不需要给。据《京都新闻》报道，过年期间，孩子们平均每人能收到3.6万日元左右的红包（约2117元人民币）。^[39]

与中国“红红火火”的红包袋相比，韩日红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习惯用白色信封。这是因为在韩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中，白色象征纯洁干净，也象征长辈对晚辈的祝愿。^[39]

在新加坡过春节, 发红包和领红包也是 个很有意思的习俗。新年时, 当地人保持着上 门拜年的习俗, 也发红包, 但是新加坡家长给孩子发的“红包”, 数量虽多但分量很轻。尽管新加坡的经济发达,但在发红包这个习俗上 反而很朴实,很纯粹,不会一掷千金,更不会包含维护关系等复杂的因素,纯粹图个高兴,讨个好彩头。他们给的对象是孩子和未婚的男女青 年,只要对方来拜年,都有“红包”拿。红包里的数额并不多,通常打开红包就是几新元或者十 几新元,换成人民币大多不超过一百元。孩子 们也并不介意, 因为他们互相“攀比”的是谁 拿红包数量多, 而不是谁拿的压岁钱多。^[40]

与国内情况相比，在英美等国家，孩子们的红包可谓“少得可怜”。关系一般的亲友一般会给1至5美元的红包，偶尔有一两个关系特别好的会给孩子10美元（约63元人民币）的红包。^[39]

除此以外，美国华人还会包一些1美元的小红包，发给共事的外国人，让他们也感受一下中国新年的快乐。英美等国家的华人不会利用红包掺杂其他隐性含义。无论是给孩子压岁钱，还是大人之间作为祝福的小红包，都是为了增加过年的喜悦。^[39]

在越南，给压岁钱最初是指将铜钱穿起来，用红线绑成龙形或宝剑形，放在孩子的床脚或枕边，以震慑妖魔鬼怪，让孩子安心睡眠。之后压岁钱演变为新年给孩子和老人送红包，意味着能给人们带来喜悦和幸运。北部习惯称红包为“贺岁”，南方称作“利是”，与“利事”“利市”谐音，取其大吉大利、好事连连之意。^[39]

从前长辈给孩子的红包并不多，象征性地给个500或1000越南盾(约0.1元至0.3元人民币)，有时不给钱，就给块糖果。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给的红包也越来越多，还有放美元的，一般是两美元纸币。根据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红包一般从5000到10万越南盾（约1.5元至30元人民币）不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