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939年10月15日），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为“赣湘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以长沙以北地区为主战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1][2][3]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成为对付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的唯一野战机动兵团。1939年9月1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役目的是在最短期间于赣湘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击溃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主力。^[3]自9月14日开始，日军先后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其中湘北为主战场。中国军队采用了比较灵活的作战方针，依托有利地形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实力，准备待其进入长沙附近时，集中力量进行决战。^[4] 9月18日，日军在湘北发动攻势，至9月23日，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新墙河防线，继续向汨罗江防线进攻。 9月27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于长沙周围地区，准备与日军决战。三天后，日军一部进到距长沙约30公里的永安；同时，由鄂南通城南下的日军第33师团与前来接应的奈良支队在三眼桥会师。日军于短时间内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的战役目标并未实现，且因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侧击和夹击，损失较大；同时，中国军队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决战；赣北方向的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和反攻，处境不利。于是，日军自10月1日起开始撤退，中国军队尾随追击，收复失地。到10月15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1][2][4]

据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不完全统计，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共计33480人，中国官兵伤亡、失踪共计40193人。日方后来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统计：中国军队阵亡约44000人，被俘约4000人，日军伤亡约3550人。^[5]对于这次战役，当代学者张宪文认为：“仅就局部而言，可说是未分胜败。然而从进入相持阶段的抗战全局而言，却明显对中方有利。”他还认为：“中国军队的战前准备较充分，战术运用较合理，将士用命，民众配合，敌军计划落空，获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尤其是长沙得以保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2]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长，机动兵力不足，已停止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部队，巩固占领区，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根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1938年11月制订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等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计划。”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成为对付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的唯一野战机动兵团。^[2][3]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在这以前，日本陆军部曾估计世界战争可能在1942年前后爆发，但国际形势的转变比日本所预料的提前了三年。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刚刚组成新内阁，便于9月4日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园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中国政府的支援造成的。阿部首相的声明表明：日本政府趁欧战爆发，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决心解决“中国事变”而不介入欧洲战争。^[6]

为统一日本在华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华北方面军、驻武汉的第11军、驻京沪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1军统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总司令官由西尾寿造大将担任，参谋长由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2][3]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阳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把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作为第一期抗战，此后为第二期。他提出，第二期作战是中国军队“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争形势及战场态势，重新调整了各战区的编成和管辖区域。其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陈诚兼任，薛岳任代理司令长官（1939年10月2日实任），副司令长官商震、王陵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参谋长吴逸志，下辖第1、第15、第19、第20、第27、第30集团军，新编第6军，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等部队。^[7]

薛岳于1939年1月上任后，组织制订了一套作战计划，后来被称为“天炉战法”，即一旦日军来攻，中方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给日军以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手段，逐次消耗日军兵力，待其进入预定决战区域后，以优势兵力将其围歼。^[2][8]蒋介石在应对日军进攻问题上，同样主张逐次抵抗，待日军消耗后再进行决战，但他在守长沙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定。蒋介石在4月15日致电薛岳等人：“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则起而予其致命之反攻，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9月29日，日军一部进抵长沙附近的永安一带，陈诚、白崇禧携蒋介石弃守长沙的指示来见薛岳，遭薛岳反对。最终，蒋介石于10月2日批准反攻。^[4][9]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华中战略重镇长沙成了正面战场上与日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屏蔽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湖南物产丰富，省内有粤汉铁路，公路、水运交通便利，是战时中方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此地区都是中日军队必争的战略要地。^[2]

第一次长沙会战作战地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是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交界地域，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纵长约250公里。在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为纵贯南北的山地，有幕阜山、九岭山、万洋山等，大部队行动较困难，有利于游击部队活动。洞庭湖面积约5200平方公里，东部较深，可航行较大型轮船；西部较浅，仅通行小汽船。战区内铁路、公路及水路交通网，以长沙及南昌两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战役前，中方对铁路、公路实施了拆毁、破坏。^[2][4][8]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11军对第九战区进行了会战准备，并于1939年8月15日制订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大纲规定，作战目的是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央军直系主力，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第11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5]9月1日，冈村宁次制订了作战计划，命令称“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2]

日军投入的兵力为第6、第33、第106师团，第3、第13、第101师团一部，第11军军直辖部队，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日军作战分为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其中湘北为主战场，赣北、鄂南属于策应性作战。^[5][1]

湘北方面，日军的兵力和作战部署为：第6师团配属一个机枪大队、三个轻装甲车中队、三个山炮大队、一个迫击炮大队，及工兵、辎zī重等部队，于9月18日前将主力集结在新开塘附近，准备向新墙河南岸中方阵地奇袭攻击。上村支队由第3师团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二个工兵联队及辎重部队组成，自汉口乘船于9月8日在临湘、城陵矶附近集结，准备在营田附近登陆，攻击中国军队背后。奈良支队由第13师团三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以及骑兵、工兵、辎重等部队组成，于9月17日在桃林以南地区集结，准备对沙港河以南中方阵地攻击。^[5]

日军在赣北方面的的兵力和作战部署为：第106师团配属第101师团一部（ 第102旅团的103、157联队，以及101联队、骑兵联队各一部^[10]）、一个迫击炮大队、一个独立工兵联队，以及辎重、汽车等部队，9月13日在奉新及干州街附近集结完毕，准备奇袭攻击当面中方阵地。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团配属一个机枪大队、一个战车联队、一个轻装甲车中队，山炮及野战重炮各一个大队、一个独立工兵联队，及辎重、汽车等部队， 9月19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准备奇袭攻击通城东南的中方阵地。^[3][4]

早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至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致电第九战区，指示赣北方面的作战“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4]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订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1]

第9战区可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截至9月14日，其兵力部署是：第20集团军霍揆彰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第15集团军(8个师)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豆汨罗江右岸阵地；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20、第73军共4个师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军等2个师又2个挺进纵队位于湘、鄂、赣边幕阜山区；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共4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共4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1]

9月14日，驻赣西奉新的日军首先向会埠的中方184师阵地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至1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第101师团一部18日占领祥符观后，继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20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奉命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在消灭高安附近的中国守军后，向西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与此同时，中方第1集团军第183师于18日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的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1]

湘北方面，自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向中方52军前进阵地进攻，被中方击退。日军19日继续攻击，仍被击退。薛岳为加强湘北方面的兵力，命70军、73军归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指挥。双方激战至22日，52军逐次撤回河的南岸，新墙河以北地区除个别据点外均被日军占领。9月23日晨，日军奈良支队、第6师团8次强渡新墙河，均被中国守军击退，日军联队长山村治雄被击毙。日军施放毒气，在远程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最后渡过新墙河。23日晨，上村支队在洞庭湖东汨mì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营田失守。中方守军的侧翼受到严重威胁，从24日开始，第15集团军主力撤向汨罗江南岸的第二道防线。^[2][4]

25日、26日，日军进攻中方第二道防线，遭中国军队阻击。蒋介石于26日电令薛岳，准备以6个师兵力，位于长沙附近，乘日军突入长沙之际，实施侧击并歼灭。薛岳于27日调整了部署，将战区部队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长沙周围与日军决战。27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约1000人南下进攻福临铺时，遭195师伏击。日军立即增援，激战后占领福临铺。30日，日军一部攻破中方的捞刀河防线，攻占长沙以北30公里的永安市，达到日军南下后的最远点。同一天，奈良支队沿汨罗江东进，攻占平江，并和自鄂南而下的第33师团主力会合于三眼桥。^[2]

至此，湘北作战已历时近半个月，长沙以北地区大多为日军侵占。但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损失较大。日军未能实现战前制订的在最短时间内捕捉、歼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目标，又侦知大量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意图。冈村宁次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10月1日，占领永安市的日军退回捞刀河北岸。第二天，关麟征判断日军确实在退却后，命令所辖各部改变在长沙附近决战的配置，转为追击。195师和25师追击到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又向汨罗江北岸退却。汇合于平江以东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也分路回撤。10月5日，冈村宁次下令全线撤退，但该命令由飞机空投，内容为中方获知。薛岳令各部队立即向当面之敌追击，赶到日军前面去；已深入敌后的挺进部队破坏交通线，阻止日军退却计划的实施。但中方军队一方面担心日军佯退，会突然反攻，另外前线各军连续鏖áo战，损耗很重，所以只是远远地尾随日军之后，收复失地。第二天，日军已分别退向新墙河、南江桥，中方军队最快的195师主力仍在汨罗江南岸。8日，日军全部渡过新墙河，重回北岸。10月10日，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恢复到会战前的态势。^[2][4]

此外，中国空军在会战中也进行了配合作战。10月3日，驻成都的志愿轰炸大队DB3式机9架，轰炸了武汉丁家墩的日军机场，炸毁战斗机24架、其它飞机十余架，油库及材料库各一部，毙伤60余人。10月14日，中国空军志愿轰炸大队DB3式机20架，由成都基地飞到汉口上空，炸毁日机50架以上，击落日机3架，中方飞机受伤及故障各一架，其余均安全返航。^[4]

赣北方面的作战，主要包括中日双方对高安的争夺和在会埠至甘坊一带的作战。9月初，赣北方面日军调动频繁，日军飞机不断对中方阵地进行侦察。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判断日军可能发动进攻，于9月11日电令各集团军严加防范，并调整部署。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向会埠以北的中方184师阵地进攻，守军经抵抗后向会埠撤退。第二天，日军又突破了184师阵地，一路向南攻击战略要地高安。至9月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附近的村前街、斜桥、祥符观，从三面包围了高安，并和已占领会埠的日军形成了对中方第1集团军的包围态势，迫使该集团军退至宜丰、凌江口一线。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高安，中方守军32军139师于19日撤退。当日军猛攻第1集团军及32军时，军委会直辖的74军（辖51师、57师、58师）于17日推进至棠浦、泗溪、灰埠之线。51师向村前街的日军攻击，9月19日攻占村前街。9月21日，32军139师417团乘夜渡河，击退黄姑、石鼓岭的日军，于次日晨克复高安；同时141师击退当面日军，进抵黄坡桥附近。9月23日，中方先后收复赵家山、祥符观、司公山一线，恢复了日军进攻前的原阵地。^[2][4]

当高安争夺战激烈进行时，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从奉新出发，经会埠西进。9月23日在上富镇附近与中方60军183师、73军15师发生战斗，日军最终占领横桥、甘坊等地，并继续突进，准备与由通城南进的第33师团包围中方在渣津、修水一带的第27、第30集团军。15师、183师退至甘坊以西及以北地区，阻击日军西进。中国军队为粉碎日军企图，调集力量向甘坊反击。同时，74军57师攻克上富，切断了日军退路。9月27日，中国军队发动总攻，日军虽保住甘坊不失，但其主力也被牵制在甘坊附近。日军106师团不顾退路被切断，仍然西进，9月30日从第183师的阵地冲开缺口。这时，湘北日军已经开始撤退，第106师团便停止攻势，经沙窝里向武宁方向撤退。10月5日，薛岳命令罗卓英乘势全歼第106师团，但日军后撤速度很快，中国军队只能跟在后面收复失地。10月12日，赣北日军分别撤回其在武宁、奉新、靖安的据点。^[2][4]

9月21日，驻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攻击中方79军140师在米山等处的阵地，在几天内南下占领了麦市、龙门厂等战略要地。日军企图从东边避开中方利用河流构筑的防线，同湘北日军夹击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第九战区决心歼灭由鄂南出发的日军，以保证湘北的作战。日军为达成战略目的，又南下占领长寿街、嘉义等地。9月30日，第33师团与自平江前来接应的奈良支队会合于三眼桥，攻势达到顶点。但日军因连日苦战，一再受阻，兵力损失严重，在湘北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在10月2日开始撤退，分路逐次退往鄂南通城。10月10日，中国第133师抵达麦市，与通城日军对峙。^[2]

至10月15日凌晨，中国军队夜袭三都成功，日军分别向武宁及九宫山方面退却，中国军队克复三都后继续追击，恢复原阵地，湘、鄂、赣边区作战，至此结束。^[4]

《第九战区长沙会战战斗详报》附表不完全统计：日军伤11950人，亡21530人，共计33480人。中国官兵伤17761人，亡16153人，失踪6279人，共计40193人；缴获步枪622枝，机关枪15挺，步枪子弹43147粒，手榴弹190颗，及其它战利品。^[11]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后来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统计：中国军队阵亡约44000人，俘虏约4000人；日军阵亡约850人，负伤2700人，共计3550人；缴获主要武器有火炮26门、机关枪约270挺。^[5]会战中，双方控制区域一度变化，会战后恢复原来态势。^[4]

薛岳又名仰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人，1896年12月27日出生。早年在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军事，加入了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8年，薛岳参加粤军，先后参加对陈炯明部的作战和北伐战争。曾任贵阳“绥署”主任、滇黔“绥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职。^[12]

抗日战争爆发后，薛岳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淞沪会战。战役结束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参加了兰封战役。 1938年5月30日，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6月9日，薛岳任武汉卫戌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指挥了万家岭大捷。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12]1939年9月，薛岳指挥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会战尚未结束，军委会于10月2日把原第九战区以湘江为界，湘江以西划为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湘江以东划为第九战区，薛岳任司令长官。^[2]

冈村宁次(1884—1966年)，生于东京市四谷区坂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曾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第2师团师团长、第11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3]

冈村宁次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时，1928年5月，发生了“济南事件”，他率第6联队前去增援。^[13]1932年1月，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冈村宁次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了作战。1933年1月，冈村宁次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长城，代表日方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1938年7月，冈村宁次任日军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长沙等地。1940年3月，回国任军事参议官。^[13]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双方控制区恢复战前原有态势，但对于中方而言，能够抵御日军的进攻，恢复战前态势，这是自全面抗战两年多来少有的。《抗日御侮》一书认为：中方的全盘战略是长期抗战，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若空间上有所丧失而延长了相当的抵抗时间，即属成功。若在空间上不丧失且能藉此给予日军战力以重大消耗，则更属有利。”^[4]这一结果，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香港《华侨日报》 1939年10月9日的文章写道：“抗战两年余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大奏肤功者，此非闻胜而骄，盖其影响于全局者至大也。”^[14]

同时，日本试图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摧毁中国抗战企图，迅速解决中日事变”的战略目标未能达到，反而使中方了解到日军用于在中国作战的兵力已达到极限，从而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4]战争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却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力贫穷急剧表面化：电力不足，并爆发了严重的米荒，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居民家里的存粮下降到平时的一半以下。^[15]很显然，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本的长期战争潜力是不利的。

通过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击和抑制了重庆国民政府内部投降派的妥协情绪，有利于坚定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国民政府原来准备请第三国出面斡旋，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妥协。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这种妥协活动起到了遏制作用。蒋介石在战后说道：“一个月以前，当苏俄与日本签订落门坎停战协定，英国以天津上海租界问题对日迁就，并将海军撤退之时”，国民政府内就有人“以为抗战无望，心理动摇，要求第三国出面调停”。然而，“在我国，更无托第三国调停战事之必要。因为此时任何调停结果，于中国都无利益可言，何况事实上亦决不能获得如何结果。”^[16]国民政府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刚一结束， 就决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判断，中国抗战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试图策定“反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以因应新局面。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冬季攻势。^[2]

关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负，中日双方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蒋介石认为：“第一次长沙大捷，日军伤亡超过4万人，乃在国军大获胜利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捷报为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带来了光辉。”他在日记中写道：“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无愈于此。”^[2]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认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是第二期抗战开始到现在十一个月以来，我们从第一期抗战得来血的经验与教训，努力在战术思想上彻底的改变与在战斗技术上加紧的训练的结果。^[17]

中方指挥官薛岳认为：“在本会战之前，正值欧战乍启，德波风云，紧急万端。判断：敌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必更起猛犯，故一面加强攻袭，一面屯备粮弹，更将战地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将战地民众物资疏藏于公铁路三十里外安全地带，使敌无食无用。平时准备周到，战时自然应付裕如。且会战全期，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彻底集中兵力使用兵力，采取绝对攻势，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于战术上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元，均为制胜之因素。”^[8]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的11月14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报告说：“摧毁敌军抗战企图，急速解决事变，虽系大本营所指示之对华处理重点，但日军仅以继续历来之方针施策，是否能达成此两大目的，实有商榷què之余地。”^[4]

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分析认为：“兹就客观事实及此次会战对全盘战局之影响而言，确属有利于中国，而有损于日军。”这是因为，第11军的作战目标是歼灭第九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队抵抗意志，以达成大本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日军显然并未成功。而对于中方来说，全盘战略是长期抗战，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若空间上有所丧失而延长了相当的抵抗时间，即属成功。若在空间上不丧失且能藉此给予日军战力以重大消耗，则更属有利。”^[4]

著名历史学者张宪文认为：仅就局部而言，可说是未分胜败。然而从进入相持阶段的抗战全局而言，却明显对中方有利。日军周密策划，出动重兵，以求达成消灭第九战区野战主力的目的，结果并未成功，反而损兵折将，消耗不少，最后以撤回告终。虽然日军根本就未把攻占长沙作为战略目标，但对如此重要的城市不能攻克，是全面抗战以来少有的。^[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认为：参加这一战役的中国军队兵力大约为三十个师，其中约十个师受到大的打击。第十一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5]

会战即将结束时，恰逢双十节，全国各地如重庆、衡州、昆明、贵阳、韶关、宁波、恩施、桂林，以及皖南、苏北等地，召开祝捷大会，庆祝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和行政机关、各党派团体、教育界、文化界，纷纷致电前线将士祝贺胜利。各团体组织及个人纷纷捐款，共计343160余元。会战期间，大陆内地、香港以及外国驻华新闻单位对战事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导和评论 。^[18]会战结束不久，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电影《胜利进行曲》便开始拍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