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若

章亚若（1913年—1942年8月16日），江西新建（今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人，原名章懋mào李，蒋经国情人，曾任蒋经国秘书。^[1][2]

1913年，章亚若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吴城镇（今属永修）。章亚若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早年，她曾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葆灵女子中学。15岁时，章亚若奉父母之命与远房表哥唐英刚结婚，婚后，两人共同生活8年，并育有两子，后唐英刚去世。1939年，日本侵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带领家人避至江西赣州，并进入赣南行政专员公署工作。在专员公署工作期间，章亚若与时任赣南行政专员的蒋经国相恋，并担任其秘书。1941年夏，章亚若怀孕，后被蒋经国送至桂林秘密待产。次年正月，章亚若在广西桂林医院产下两子，蒋介石按照族谱辈分为他们取名孝严、孝慈。两个儿子跟随母姓。1942年8月16日，章亚若在广西桂林医院去世，年仅29岁。^[2]

关于章亚若去世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她因病而死，有人认为她是被谋杀而死。章亚若去世后，葬于桂林凤凰岭。1989年10月，章孝严、章孝慈托人重新修葺qì母亲墓，并在墓碑上刻文：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2][3]

1913年春天，章亚若于江西省新建县吴城镇（今属永修）出生，原名章懋李。章懋李的曾祖父姓黄，原籍浙江，太平天国运动时，章懋李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曾参加太平军，他们随太平军转战至江西南昌一带时，双双在军中病故。之后，他们4岁的儿子，即章懋李的祖父，被江西新建县吴城镇章家村一户人家收养，改姓章，取名百昌。章百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下二女一子。章亚若的父亲章贡涛是他们的小儿子。^[1][2]

章贡涛16岁时赶上科举考试的“末班车”，考中了秀才。民国后，章贡涛曾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毕业后在江西教育司任职，之后又出任遂川县县长、赣西税务司司长。1926年，章贡涛在南昌佑营街挂牌做职业律师。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是吴城镇名门周家之女，她和章贡涛一共生有11个儿女，其中4个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懋李排行第三。^[1][2]

章懋李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中学时，她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葆灵女子中学，该校的西式教育，使章懋李开阔了视野。章懋李字迹秀美，擅长诗词文章，且能歌善舞，擅长演说，在当时是学校的风云人物。^[1][4]

1928年，15岁的章懋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大她三岁的唐英刚。唐英刚是章懋李的二姐懋桃夫家的妹夫唐宗济的堂哥，即是章懋李的远亲表哥。当时，唐英刚高中毕业，在江西监狱工作。成婚时，按照章懋李的要求，参照西式婚礼，两人在喜堂上互换戒指，并将下跪叩头的拜堂方式改为三鞠躬。^[1][2]

章懋李与唐英刚在一起生活了8年，先后生育两个男孩，分别为唐远波、唐远辉。婚后，章懋李与唐英刚的婚姻生活，起初还算顺利，但几年后，因为所受教育和观念不同，两人开始闹矛盾。章懋李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一位开放型的女性，她想要外出谋事，以自己的才学去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和社会地位。唐英刚却希望章懋李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不愿她在外抛头露面，为此，两人整日争吵。1934年，章亚若与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中将参议郭礼伯结识，二人频繁交往，感情亲密。^[1][2][5]

1935年，日军在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蚕食华北，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章亚若提出要出去服务国家，唐英刚同意了。次年初，章懋李改名章亚若，应聘到南昌高等法院做文书工作。章亚若参加工作后，唐英刚不满妻子在外应酬，再加上章亚若的上司刘副院长对其纠缠不休，造成风言风语不断，唐英刚更加生气，二人之间的矛盾也被激化。为缓和矛盾，章亚若搬回娘家居住。章亚若回娘家后，唐英刚面对的流言蜚语更多，因为心情苦闷，他的身体也渐渐变差。正在这时，唐英刚的朋友来访。唐英刚在送朋友乘船过江时，突遇风暴，翻船落水，被救起当晚，他因受风寒，发烧转急性肺炎，由于未及时得到医治，唐英刚病逝（一说为情自杀）。这年，章亚若23岁。^[1][2]

唐英刚死后，唐家人指责章亚若不守妇道，逼死了丈夫。唐家家族的长尊，直指章亚若谋杀亲夫，并将其扭送到治安机关进行法办。郭礼伯得知情况后，出面帮助章亚若恢复了自由之身。之后，章亚若担任了郭礼伯的秘书，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当时郭礼伯为有夫之妇，为遮人耳目，郭礼伯在南昌东湖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两人的同居之地。后来，章亚若与郭礼伯之事被郭夫人发现，郭夫人大闹，不愿接受章亚若入门。而此时，郭礼伯接到“军政部”通知，要求他带家属速去重庆报到，接受新的职务。最终，郭礼伯放弃章亚若，带着家人前往重庆。^[5]

1939年初，日本侵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贡涛决定举家外出逃难。但由于章贡涛肺病缠身，不能逃亡，便决定把全家老小托付给三女儿章亚若，让她携领全家老小十几口南下赣州避祸，而他自己则选择到路程较近的庐山养病。^[1][2]

章亚若带着家人逃难至赣州后，初期生活是由从家中带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为了不坐吃山空，章亚若决定出外找份差事做。当时，蒋经国正任赣南行政专员，他在赣南整顿吏治和民风的举动，吸引不少青年慕名投奔而来，章亚若也对其很敬佩。当章亚若在得知专员公署招聘工作人员后，便写了一封自荐信寄给专署领导人，要求应试。章亚若的求职信转到了蒋经国的手中，信中，章亚若表露了新的女性对独立、对事业的执著和追求，并希望能早日得到回音。蒋经国看过章亚若的求职信后，被信中表现的文笔才气和娟秀的字体所吸引，因此让主任秘书徐君虎与章亚若面谈。^[注1][1][6]

与徐君虎见面时，章亚若打扮时髦，这令徐君虎对她的第一印象不太好。与章亚若谈话之后，徐君虎便向蒋经国报告了情况，他认为章亚若学历低、工作经历有限、无突出特长、又比较花哨，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却认为可以安排章亚若到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奉令照办。于是章亚若正式到专员公署上班。此时，为了工作便利，章亚若隐瞒了自己的婚史，并让两个儿子叫她“三姨”。^[1][6]

徐君虎在章亚若到公署上班后，便告诉她蒋经国“崇尚朴素”，于是，章亚若便到朋友处借了一件最大众化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又将大波浪卷发剪成齐耳短发，所以蒋经国第一次见到她，对她的印象是单纯、素雅的女学生形象。工作中，章亚若认真仔细。当时，为应对日本飞机轰炸，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也主动请求加入，而且她干活的时候不怕吃苦受累。鉴于章亚若在工作中的表现，蒋经国在公开集会时，多次对她点名表扬。不久，蒋经国把章亚若调至专署下属的抗战动员委员会任文书一职，实际做抗战动员工作。章亚若在动员委员会十分活跃，无论是上街宣传，还是写文章、下县下乡镇做抗战动员和“三禁”演讲，她都积极参加，同时，她也与蒋经国也越来越熟悉。^[1][4]

之后，蒋经国又把章亚若送到设在赣州郊外赤株岭的“三青团江西团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两人开始恋情，并以“慧风”（蒋经国），“慧云”（章亚若）的情名相称，章亚若也将自己的婚史告诉了蒋经国。“青干班”学习结束后，蒋经国将章亚若分配到专署秘书室工作，主要帮助蒋经国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个人事务，如陪同蒋经国察访民情，搜集整理各类信息资料，接送官员等等，实际上就是蒋经国的专职秘书。^[1][4]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恋情被蒋介石知晓后，蒋经国想要和蒋方良离婚，与章亚若结婚，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还威胁蒋经国，如果他继续保持与章亚若的关系，就令熊式辉将他调出赣州。蒋经国只好在蒋介石面前保证，断绝同章亚若的关系。^[1][2]

1941年夏天，章亚若怀孕。考虑到时局的关系，又为了对蒋介石有个交待，蒋经国决定把章亚若由赣州秘密送往广西桂林待产。章亚章在赴桂林之前，蒋经国为她在饭店摆了一桌饯行酒席，被邀请赴宴的均为章亚若在“干训班”及专员公署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同事。席间，蒋经国、章亚若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态款待来宾。^[1][2]

饯行宴后，章亚若在好友桂昌德和蒋经国亲信王制刚的陪同下，到达桂林。事前，蒋经国已经拜托他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的朋友陈星吾照顾章亚若。到桂林后，章亚若几人先在大华饭店暂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搬进了位于丽狮路的陈星吾家。陈星吾专门为章亚若准备了一幢出入方便的平房：其地理位置隐蔽，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三面环山，也容易躲过日本飞机的空袭。另外，蒋经国还私下托付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平日代为帮忙照料。^[1][4][6]

章亚若到桂林后，深居简出，平日交往的朋友，都以“蒋太太”或者“二夫人”称呼她。章亚若在桂林期间，蒋经国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前去探望她。蒋经国每次去桂林，大都以公务赴重庆途经桂林为借口，以避开外人的耳目。而且，为进一步防止行迹泄露，他在去章亚若住处时，总是将所乘汽车停在丽狮路百余米之外，再步行而至。^[1][6]

1942年正月，章亚若在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早产生下两名双胞胎男婴。由于婴儿不足月，一出生就被送进保温箱中。孩子出生几天后，蒋经国赶到桂林看望章亚若母子。章亚若因自己客居之所位于丽狮路，她便将路名拆开，为两个孩子分别取了小名“丽儿”和“狮儿”。蒋经国却叫两个儿子为大猫、小猫。这样，双胞胎就得了大毛、小毛的乳名。之后，蒋介石以孝字辈为两个孩子取名，分别为孝严和孝慈，但蒋介石主张让孩子从母姓章。^[1][4][7]

孩子出生后不久，章亚若希望能与蒋经国的关系合法化。此时，蒋经国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在赣南的从政实习，虽然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打算将他调离赣州。至于蒋经国自己，为求更大的发展，也准备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一点风波，都会给别人落下口实，并进而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蒋介石对他的婚外恋的反对，蒋经国一时未能有妥善的处理办法。^[1][6]

章亚若见蒋经国无法解决她的名分问题，便做了另外的打算。她开始请家庭英语教师学习英文，准备一旦蒋经国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带着两个儿子远走国外。并且，她还向蒋经国明示，她不想也不能做他的“外室”。^[1][2][7]

1942年8月15日，章亚若到邱昌渭家参加晚宴，半夜回家后，开始上吐下泻，腹痛难忍。妹妹章亚梅见此情形，于16日早上通知了桂昌德。桂昌德急忙赶回丽狮路，将章亚若送往医院。桂昌德的哥哥桂昌宗得知章亚若急病住院后，也立即赶到医院探望。他到医院后，看到章亚若已经平静地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虽然有些悴但精神不错。^[1][8]

不久，一位姓王的男医生拿着注射器走进病房，给章亚若的左手臂打了一针。就在医生刚跨出病房时，章亚若突然眼睛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约半小时后，章亚若已经气若游丝。广西省立医院院长交给桂昌宗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血中毒”三个字。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亡，尸体送往太平间。^[1][8]

蒋经国在得知章亚若去世的噩耗后，曾想亲赴桂林奔丧，后来经身边亲信的劝阻、开导，没有成行。之后，蒋经国派王制刚到桂林处理丧葬事宜。王制刚赶到桂林同邱昌渭按照当地风俗，在凤凰岭下择了一块“百鸟朝凤”的风水宝地，安葬了章亚若。章亚若的遗物由桂昌德交给蒋经国。^[1][4][8]

章亚若去世后，她的两个孩子由母亲周锦华和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1949年，年仅8岁的章氏兄弟及外婆被护送到台湾。^[1][8]

章亚梅认为，姐姐章亚若反应敏捷、处事伶俐。^[6]

章亚若的大儿子唐远波回忆章亚若：“美丽出色的母亲，有充满生命活力的笑脸，和光彩发亮的眼神。”^[2][9]

据《蒋经国日记》所言，章亚若在桂林所生的双胞胎，其生父为蒋经国的亡友兼下属王继春，蒋经国只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应邀做了“保人”，后来却传言为蒋经国所生。^[10]

在郭礼伯的儿子郭贻熹所编写的《我的父亲郭礼伯》一书中则说，章亚若双胞胎儿子的生父为郭礼伯。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赣州与章亚若的一次告别会面中，章（亚若）首先向父亲（郭礼伯）透露了她怀孕的消息，父亲问她是谁的孩子，她说：“还有谁的？当然是你的！”父亲又问：“怀了多久了？”她说：“不确定，可能一两个月了。”父亲算算日子，应该是五月初父亲刚从重庆回来的日子，现在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不就是一两个月了吗？（1941年4月，时任“政治大学”军训总教官的郭礼伯在暑期时曾回南康老家，并顺便与章亚若相聚了一段日子。）又问章：“你还告诉了谁？”她说：“谁都没讲，只有你知道。”郭早已听说蒋经国对章动了真情，于是建议章晚两个月告诉蒋经国。明年三月生下孩子后，就说是早产。因为孩子出生后姓蒋比姓郭好，对她们母子将来的幸福更有保障。^[5]

蒋经国下属兼章亚若好友、“青干班”同学的王升在1992年接受“台视”记者访问时说，章亚若不是被毒死的，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的。台湾《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写的《谁杀了章亚若》一书中说：“王升向亚若的孪生子孝严、孝慈表示，他们的母亲是患了急性痢疾，医生救治无效不幸丧生的。”^[6][2]

曾任蒋经国主任秘书的徐君虎说：“章亚若确实是死于患病，并非他杀；当时的卫生条件很差，抗战时期生活条件也不好，章亚若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感染，不久就病逝了。”^[2]

1942年8月16日，《民团周刊》编辑部主任王康曾听社长钱实甫及其太太肖友莲（章亚若的好友）说，章亚若是被人下毒丧命，“全身发黑”。王康把此事记在日记中。但后来，王康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章亚若神密死亡之谜》的文章，他认为章亚若是为保护双胞胎儿子的安全而自杀的可能性极大。^[6][2][9]

章亚若的弟弟章浩若曾于1951年4月身陷囹圄yǔ，他在江西南昌新建县长陵看守所写的交待材料中认为，章亚若是被毒死的，“被毒死时全身发黑，哀号数声，为状最惨，其时为1942年。”^[2]

章亚若的大儿子唐远波在199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母亲很可能是死于蒋经国后面的一只大黑手，而这只大黑手是蒋经国的力量无法控制的。^[2]

最早传出章亚若为黄中美所杀的说法是漆高儒，他当年在赣州任蒋经国的秘书。漆高儒在1989年5月号和1990年4月号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文章说：黄中美（时任蒋经国秘书）认为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会妨碍蒋经国的政治前途，为蒋经国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漆高儒猜想：黄中美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经国对黄中美很不满意，此后黄中美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2]

此后，台湾作家周玉蔻提出：1942年五六月间，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到桂林，与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辆车子，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因徐君虎反对未成。其后，章亚若参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后，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就此一去不返。周玉蔻称：章亚若是被毒死的，凶手是黄中美。^[11]

蒋介石侍从参谋张振国在看到台湾一些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章亚若被毒死的文章后，于1989年圣诞节期间写信给章孝严说，他曾奉陈诚之命将毒死章亚若的“军统”人员黄中美拘捕。^[12][11][13]

对于张振国提供的情况，有人并不赞同。因为，熟悉黄中美的人都知道，黄中美是一个忠厚之人，而且1949年以后，黄中美选择留在中国大陆，还曾担任上海杨思中学教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逝世。^[11]

当年蒋经国在赣南工作时的旧属、章亚若的同辈亲戚徐浩然回忆说：“许多原赣州专署的老同事如高理文、吴善梁、喻诚然等先生都说，黄中美为人厚道，决不会瞒着蒋经国做出损害他隐私、谋杀他爱侣的事来。”蒋孝严在2006年也表示他的母亲并非黄中美所杀，并指出凶手“还活着”。可见，黄中美与章亚若之死毫无关系。但徐浩然和章亚若的侄子章修维在《章亚若传》中认为，或许，张振国说的黄中美并不是杀害章亚若的黄中美；杀害章亚若的黄中美是戴笠的手下，两人或为同名同姓，或者是凶手冒名顶替。^[11]

1977年，北京《华声》杂志披露台湾80岁退休特务头目（原保密局少将）谷正文的谈话，说是章亚若生下双胞胎后，逢人就说两个孩子是蒋经国的，犯了大忌。蒋介石考虑到儿子前程，秘密下令将她收拾掉。但据蒋孝严分析，蒋介石知道双胞胎出生后很高兴有了两个中国血统孙儿，并按照家谱排辈为他们取名孝严孝慈，不可能下毒手。^[14][15]

1995年，徐浩然在谈到章亚若的死因时说：蒋经国曾赴重庆，想要给章亚若母子名分，但蒋介石因为蒋方良曾与蒋经国共患难，且在中国除了蒋经国之外无可依靠，再加上担心蒋经国如果和蒋方良离婚，会坏了同俄国的关系，所以对蒋经国和章亚若恋情持反对态度。蒋介石还声称，如果蒋经国一定要和章亚若在一起，他就不配做他的儿子。蒋经国不愿与章亚若分离，而他刚返回赣州不久，便接到章亚若“病”死桂林的报丧电，据分析是蒋介石示意戴笠的手下暗害的。^[2][11]

章亚若3岁时就能背诵唐诗百首。9 岁时，她得知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后，也模仿曹植，迈了七小步吟诗一首：“春兰桃李竞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这首诗将章家姐妹5人“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的名字全嵌了进去。^[1]

章亚若在赣南专员公署工作时，一天，她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刚在写字台前坐下，就看到蒋经国那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窗口。她连忙站起身来，还没来得及说声“专员早”，蒋经国已经在门前立定下来，望着章亚若，含笑招呼道：“喂，我的好同志，来得这么早呀！”蒋经国到江西后，喜欢学江西人的称呼，叫“老表”。这天，他却对章亚若改了称呼，还在“同志”前面加上了“我的”，这不禁使章亚若心生甜蜜。^[4]

章亚若参加三青团干部训练班时，一天，“青干班”成员在蒋经国的带领下，跑步到赣江边。蒋经国指着前方问到：“你们往前看，前方展现的是什么？”有个学员抢先回答：“我看见对面半山上有一间小茅屋。”另一个接着回答：“我看到赣江的远方有一条小船正在驶来。”蒋经国提高了嗓门继续问：“还看到了什么？”^[4]

“我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看到了我们的骨肉同胞，正在被鬼子的屠刀残杀。”这激昂的回答声，正是章亚若，她继续说：“我还看到了，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全国民众已经筑起了一道抗日长城！”章亚若的回答，正是蒋经国所期望的答案。此后，他对章亚若越来越赏识。^[4]

1942年的除夕，章亚若正在桂林待产，蒋经国到桂林陪她过年。蒋经国到达时，除了带来一包包的年货，还给章亚若带了一件新年礼物——一条大红绸缎面的丝棉被。他对章亚若说：“慧云，这条被头是我从俄国回来时母亲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用。这大红颜色，这龙凤图案，象征着吉祥如意，我想你会喜欢。”这条丝棉被，让章亚若又一次感受到了蒋经国的情意。^[4]

1985年，章亚若墓在桂林凤凰岭被找到。^[6][3]

1989年10月，章孝严、章孝慈委托时任台湾《联合报》记者的周玉蔻协助修葺章亚若之墓，重立的汉白玉墓碑上，刻着章孝慈亲笔撰写的碑文：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3]

1993年9月5日，章孝严和章孝慈相约，分别在桂林、台北同时祭扫母亲之墓。^[3]

纪录片《章亚若与桂林寻墓》记录了章亚若墓被找到的过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