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保卫战

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的战役

石牌保卫战

石牌保卫战又称“石牌战役”,是1943年5月21日至6月3日,发生在湖北宜昌境内的一场中日战争,也是鄂西会战的关键之战。[0][1][2]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遭受失利。为了集中力量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日本便想要对重庆(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进行一次彻底打击,尽快解决“中国事变”。[3][4]1943年5月4日,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并相继攻陷了南县、公安等地。5月下旬,日军开启第三期作战计划,在渔阳关、偏岩等地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争夺。5月25日以后,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向石牌要塞进攻。从5月27日到5月30日,日军对石牌要塞及其外围阵地发起多次猛烈进攻,中国守军第18军则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坚决抵抗,始终坚守石牌要塞。5月31日,日军见石牌要塞久攻不下,信心完全丧失,开始于当晚撤退。中国第六战区在发现日军有撤退的迹象后,便下令全线追击,对撤退中的日军进行了猛烈打击。至6月20日,长江以南及湖滨地区的日军全被肃清,中国军队全线阵地恢复到5月4日之前的态势。[3][4][5]

石牌保卫战又称“石牌战役”,是1943年5月21日至6月3日,发生在湖北宜昌境内的一场中日战争,也是鄂西会战的关键之战。[1][2][3]

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遭受失利。为了集中力量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日本便想要对重庆(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进行一次彻底打击,尽快解决“中国事变”。[4][5]1943年5月4日,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并相继攻陷了南县、公安等地。5月下旬,日军开启第三期作战计划,在渔阳关、偏岩等地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争夺。5月25日以后,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向石牌要塞进攻。从5月27日到5月30日,日军对石牌要塞及其外围阵地发起多次猛烈进攻,中国守军第18军则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坚决抵抗,始终坚守石牌要塞。5月31日,日军见石牌要塞久攻不下,信心完全丧失,开始于当晚撤退。中国第六战区在发现日军有撤退的迹象后,便下令全线追击,对撤退中的日军进行了猛烈打击。至6月20日,长江以南及湖滨地区的日军全被肃清,中国军队全线阵地恢复到5月4日之前的态势。[4][5][6]

石牌一战,中国军队歼敌7000余人,缴获枪械无数。而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也为鄂西会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战提供了保障。此外,石牌保卫战的胜利还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从而为中国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援助。新中国建立后,宜昌市人民政府在当地修建了石牌抗战纪念馆和石牌抗战纪念碑等建筑,以纪念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将士。[2][7][8]

地理背景

石牌位于宜昌县(今夷陵区境内),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的右岸,依山傍水,江水湍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石牌方圆70余里内,上有三斗坪,是当时的军事重镇,第六战区前进指挥部和江防军总部都设在此地。下有平善坝,与石牌相隔咫尺,是石牌的前哨,也是中国军队河西的补给枢纽。此外,石牌距离宜昌城仅有30余里,在宜昌被日军侵占后,石牌就成了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2][9][4]

石牌地理位置
石牌地理位置

中方背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进行持久抗战,被迫西迁重庆。重庆不仅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对日抗战的军事指挥中心。[2]1940年6月,宜昌失守,为了防止日军以宜昌为据点继续向西逼近,国民党中央制定了《拱卫陪都作战计划》,明确指出要依靠地理环境,始终“确保三峡为作战枢纽”。[2]对中国来说,石牌天险如果失守,十几万日军便会由长江蜂涌入川,威胁陪都的安全;而四川一失,中国西南地区的大片国土将有沦丧的危险,整个战争格局也将随之而发生重大逆转。由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石牌便成为了整个鄂西会战的焦点。[2][4][5]

日方背景

淞沪抗战以来,在中国军队的不断打击下,日本船舶损失不断增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的船只被调往太平洋战场,日本在长江的航运更急需增加船舶。[5][10]与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在宜昌附近掠夺的大量船只由于被中国军队所阻,无法下航。因此,为了取得这些船只并打通宜昌至汉口的长江航线,日本就必须对驻守在鄂西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作战。[5][4]此外,当时的国民政府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拒绝与日本妥协。因此,日本想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彻底打击,尽快解决“中国事变”,以集中力量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在此背景下,日军便发动了鄂西会战(日方称之为“江南歼灭战”)。[5][4][11]

中国方面

鉴于石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中国海军早在1938年冬就在此设置了第一炮台,并安装大炮10余尊,构成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除此之外,石牌附近还驻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以及海军官兵100余人。[2]日本在占领武汉宜昌等地后,开始对重庆发起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面对日本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蒋介石的命令下负责守卫三峡。第六战区在这一地区布设兵力近16万,并在石牌要塞设置炮台,用炮火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此外,当时的军民还充分利用石牌天险,构筑了数道坚固工事。[12]1943年5月,鄂西会战开始后,日军相继攻陷南县安乡等地,并继续向洞庭湖北岸进攻。[5][13]在此时刻,陈诚于17日连夜赶到第六战区前线,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他要求各部队在抵抗消耗敌人的同时,将日军引诱至渔洋关和石牌要塞间,然后转守为攻,将敌人压迫至长江西岸进而将其围歼。[6]

中国军队在南县、安乡
中国军队在南县、安乡

日本方面

日军占领宜昌后,为了扫清西进障碍,曾频繁出动战机对石牌要塞进行轰炸。1941年,其曾先后两次对石牌要塞发动进攻,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手。[2][14]1943年5月,鄂西会战发动后,日军不敢贸然对石牌要塞发动正面进攻,而是采取大兵团迂回的作战方式。[15][14]依据日军鄂西会战的作战计划书,其第一期作战目标为攻占南县安乡等地,而第二期作战目标而南北夹击枝江、公安地区。在上述计划达成后,日本第三期的作战目标就是攻占宜昌以西地区(即石牌要塞地区)。[4][5]1943年5月下旬,日军在重创中国第10集团军、完成第二期作战计划后,便开始向北转移兵力。其准备从南北两个方向,在石牌、清江之间,将中国第六战区的江防军主力围歼。[4]

中国方面

战争总指挥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孙连仲(代)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辖第18军(军长方天)辖第11师(师长胡琏
第18师(师长罗广文
暂编第34师(师长彭巩英
第86军(军长朱鼎卿)辖第13师(师长曹金轮)
第67师(师长罗贤达)
第32军(军长宋肯堂)辖第5师(师长刘云瀚
第139师(师长孙定超)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玖)辖第87军(军长高卓东)
第94军(军长牟庭芳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岩)辖第75军(军长柳际明
第66军(军长方靖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zuǎn旭)辖第44军(军长王泽濬)
第73军(军长汪之斌)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辖第77军(军长由冯治安兼任)
第59军(军长黄维纲
美空军司令陈纳德(格兰将军代理)指挥的第14航空队也参加了战斗

日本方面

战争总指挥官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原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
参谋长小圆江邦雄少将
第11军辖第3师团(日本甲种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
第13师团(日本甲种师团)师团长赤鹿理中将
第34师团(主要为针谷支队)师团长伴建雄中将
第39师团(主要为野地支队)师团长澄田睐四郎中将
第40师团(主要为小柴支队和户田支队)师团长青木成一中将
第58师团(主要为野沟支队)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
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
第17独立旅团旅团长岸川健一少将
另有日飞行本第44战队配合作战

石牌外围战斗

5月17日,日军第13师团向煖水街、刘家场一带集结,企图占领渔阳关,然后北进配合第3师团从背后袭击中国江防军,进而占领石牌。19日,日军兵分两路向渔阳关进犯,形成夹攻态势。当天中国军队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将第10集团军和江防军的决战线设定在渔阳关、津洋口、曹家畈和石牌一线,同时陈诚命令第18军官兵必须死守石牌。[5][6]

渔阳关是进山的重要关隘,北经长阳达石牌,战略地位重要,中国第94军军长牟庭芳派第121师在此把守。进犯渔洋关的日军,由于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此后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到达,中国军队虽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5月22日,日军占领渔阳关。[注1][6][20][19]

日军攻占渔阳关后仅留少量部队驻守,第13师团主力继续向北推进,企图攻取都湾镇(长阳西偏南20公里)。24日上午,日军在强渡清江时,被刚抵达津洋口、都湾镇间的江防军第139师击退。25日,日军再次对都湾镇发起猛攻,中国守军被迫撤至清江北岸,都湾镇沦陷。[5][6]日军第3师团也于24日开始渡过清江,将中国军队压迫至北方。与此同时,日军第39师团在渡过清江后,逐渐向偏岩(长阳北偏西10公里)一带推进。偏岩位于长阳与宜昌交界的丹水北岸,对保卫石牌要塞至关重要。25日,日军从两个方向对中国军队进行夹击,中国守军因长时间坚守,损失惨重,被迫于当日撤离。[6][11][19]而日军第34师团的长野部队,也于25日后迂回到石牌要塞的侧后方。此时日军的兵力包括第3、第13、第39师团的全部,第58师团一队,第34、第40师团各两队,第17独立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此外还有数百架飞机,分布在江陵、荆门各地机场。[5]

石牌决战

25日以后,日军集中兵力向石牌要塞进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其第11军军长横山勇更是亲自到宜昌指挥,想要一举攻陷石牌,威胁恩施巴东[18]5月26日,蒋介石下令要让石牌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命令第11师胡琏部死守石牌。第6战区调整署,以第5师、第18师、第11师分守馒头嘴、峡谷口、石牌一线。[5][21]同日,日军在空军掩护下,向第5师在馒头嘴的侧面阵地和第18师的峡谷口阵地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守军伏击,死伤惨重。[22][23]

5月27日,日军继续向第5、第18师的阵地进攻。日军在增援部队赶到后,切断了天台观阵地与外界的联系,日军在战机的掩护下最终攻占阵地。此后,日军又强渡窄溪,进入中国军队石牌外围的主阵地,向八斗方方向突进。中国守军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旧守住了阵地。当晚,为了保卫石牌要塞陈诚下令调整江防军部署,将第94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同时调动空军协调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进行轰炸,切断日军的增援和补给。[5][22]

5月28日,日军第3、第39师团进入石牌要塞外围阵地,向第11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发起攻击。同时,右翼的第18师阵地也遭到日军的袭击。南林坡是日军的主攻目标,其对阵地接连发起五次冲锋。中国守军第11师31团3营拼死坚守阵地,右翼9连、左翼8连阵地相继被日军攻陷,7连尽管伤亡惨重,但仍旧坚守阵地。[6][21]29日,日军第39师团又向牛场坡、朱家坪进犯。中国守军与日军在牛场坡激战整日,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撤离,朱家坪也于次日被日军攻占。此时第11师周围的友军已全部后撤,奉命固守要塞的第11师则孤军奋战,一直坚守到中国军队全面反攻。[5][21][9]

5月30日早晨,日军向木桥溪发起猛攻,于下午占领该地,接着便直逼太史桥。中国守军则凭借太史桥天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阻止了日军的会合。当天,日军又向石牌要塞发起猛烈进攻,双方甚至展开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肉搏战。第11师凭借有利地形始终坚守阵地,致使日军损失惨重。31日,日军久攻石牌要塞不下,而中国军队在渔阳关、新安等地已展开反攻,日军面临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于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便下令日军撤退,第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由此而获得最终胜利。[5][6][11][19]

战争结果

在保卫石牌要塞一战中,中国军队共计打死打伤日军7000余人,缴获枪械弹药无数,而石牌战役的胜利也决定了鄂西会战的大捷。[2][6]中国第六战区在发现日军有撤退的迹象后,便下令全线追击。日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中国军队猛烈攻击,死伤惨重。至6月20日,长江以南及湖滨地区的日军已全被肃清,中国军队全线阵地恢复到5月4日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由此结束。整个鄂西会战,中国军队击毙击伤日军25718人,马匹1384匹,击毁飞机15架,此外还俘获众多人马和弹药等物资。但中国军队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仅第5师在保卫石牌要塞中就阵亡营长以下508人,伤300余人。[4][6][11][24]战后,第11师师长胡琏等人因作战有功,被授予了最高军功奖章“青天白日勋章”。[5]

第11师师长胡琏
第11师师长胡琏

军民同心抗战

广大官兵的英勇奋战是这次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11]自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曾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惨遭日军蹂躏,国民党广大官兵早已义愤填yīng。因此,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这些官兵也都能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在保卫石牌的过程中,第11师甚至与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白刃战,尽管伤亡惨重,但依旧能够坚守阵地。[6][11][9]此外,面对日军的进攻,鄂西各界民众也纷纷出钱出力,支持抗战。在石牌要塞地区,数千民众在日军的炮火下,为中国守军运输弹药、抬送伤员,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11]

地理优势

中国军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日军周旋,将敌人引诱于三斗坪、石牌、渔阳关及清江以南一带,在绵延数万里的鄂西山区与日军决战。鄂西山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军的武器优势难以施展开展来。在保卫石牌要塞的过程中,中国军民充分利用石牌周围的层峦叠嶂、千沟万壑的有利地形,构筑了数道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还在山隘要道设置障碍,在绝壁的天然山洞设置机枪阵地,这些设施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11][12]

统一战役指挥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其他战役相比,石牌保卫战中的参战部队基本都属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将士,因此能够上下一心,军令始终能够得到贯彻。此外,海军和空军也都能积极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和美国盟军飞机为保卫石牌,曾多次出动轰炸日军,切断日军的增援和补给。驻守石牌要塞的海军,也冒着日军飞机、舰炮的轰炸,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水雷,并用巨炮轰击日舰,阻止日舰对中国守军的威胁。[5][11][25][6]

影响

石牌战役的胜利首先确保了三峡的战略安全。而三峡天险也能够继续有效阻止来犯之敌,从而使整个大西南免遭铁蹄蹂躏,使全国的政治、经济、人口重心得以保存。这不仅保存了长期与日军作战的有生力量,也使大后方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发展,为战后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奠定了基础。[2][26]

石牌战役的胜利还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石牌保卫战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嘉奖坚守石牌的全体将士,并称赞此次战役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当时的各大媒体都对此次战役的胜利进行了大量报道,石牌名声大震,中国人民也都为战役的胜利而振奋。石牌战役的胜利也制约了日军进军大西南计划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抗战形势的好转,也有力的支援了同盟国家的总反攻。同盟国家对中国军队的评价也因此提高,从而为中国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援助。[2][24]

此外,石牌战役的胜利也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战提供了保障,并推进了战时中国西南部的开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与日本相抗衡,石牌战役的胜利则打破了日本攻占重庆的企图,确保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的基本支撑。而战时重庆的也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带动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社会发展。[2][26]

最后,石牌战役的胜利也客观上促进了川东及长江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鄂西会战期间,川东地区一度成为衔接川鄂的枢纽,各种战备物资从重庆沿江及其以下码头,靠长江航运进鄂西会战的主战场。因此,自重庆以下,沿长江一线的小城镇,形成了一个经济复苏、繁荣的狭长地带。例如茅坪在会战结束后,就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从战前的边陲小镇变成地处咽喉的重镇,被誉为“小宜昌”。[2]

评价

方天(时任江防军第18军军长):“尽管石牌一地,经战争的洗礼,几至尸陈遍野,但是以胡琏为首的各个将士都决定死守不退,加上自从日军侵华,我官兵无不亲受妻离子散的痛苦,因此无不同仇敌忾,拼死战斗,使敌军为之丧胆。”[27]

阮荣华(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石牌战役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石牌战役的胜利,起到转危为安的巨大作用,它确保了祖国大西南的安定和发展,确保了陪都重庆能持久抗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2]

刘俊凤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实现了蒋介石“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和“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军事目标,挫败了日军入峡西进的美梦,粉碎了日军攻打重庆的部署,遏制了日军肆意践踏的铁蹄。[28]

后世纪念

如今的石牌地区仍保留着许多战争遗迹,如炮台、碑刻、弹痕等,向人们昭示着当年战争的惨烈。[5]2000年8月15日,时值日本投降55周年之际,宜昌县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l了“石牌抗战纪念碑”,以缅怀英烈。[29][8]此外,宜昌市还在旅游开发与开展国防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上,根据石牌地区内大量的军事文化遗存,修建了石牌抗战纪念馆,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2003年,石牌抗战纪念馆又被宜昌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全市国防教育基地[5][8][7]2007年7月,中央电视台的《百科探秘》栏目派出记者,前来石牌风景区,拍摄了时长20多分钟的《石牌保卫战》电视专题片,连续三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当年石牌抗战的艰辛。[7]

石牌抗战纪念碑
石牌抗战纪念碑

参考资料 29

  1. 参考 1
  2. 参考 2
  3. 参考 3
  4. 参考 4
  5. 参考 5
  6. 参考 6
  7. 参考 7
  8. 石牌抗战遗址 — 抗日战争纪念网
  9. 参考 9
  10. 参考 10
  11. 参考 11
  12. 参考 12
  13. 参考 13
  14. 参考 14
  15. 参考 15
  16. 参考 16
  17. 参考 17
  18. 参考 18
  19. 参考 19
  20. 参考 20
  21. 参考 21
  22. 参考 22
  23. 参考 23
  24. 参考 24
  25. 参考 25
  26. 参考 26
  27. 参考 27
  28. 参考 28
  29. 参考 29

注释

  1. 关于渔阳关被占领的时间,《陈诚与鄂西会战》一文中认为是在5月23日:“自5月22日起,中日双方部队,在鄂西重要战略据点渔洋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竞日激战,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因众寡悬殊,该地于23日陷于敌手。”[18]但大多数论著中认为是在5月22日,如《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描述为:“21日午夜,第13师团步兵第116联队先头部队约200人窜抵渔阳关东北2公里处,与守军发生激战。第二天,敌后援部队不断到达,而且敌自14日起即对该地轰炸不停,第121师终因众寡悬殊,撤离渔阳关。”[19]此处采用多数的5月22日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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