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百合花》（Lily）^[1]是茹志鹃在1958年3月写的一部短篇小说，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2]投稿之初，因其不符合当时革命题材作品的风格被多家杂志社退回。^[2]几经周折，1958年第3期《延河》杂志发表了这部小说^[3]；同年，《人民文学》刊登了茅盾赞扬《百合花》的评论性文章，并全文转载。^[4]

《百合花》的故事背景是解放战争初期。^[5]发动总攻前，“我”作为文工团的女同志，被一位年轻通讯员送去前沿包扎所帮忙。到达目的地后，通讯员帮“我”去向群众借被子，遇到阻力，与一位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发生了小小的摩擦，后来得知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战争爆发后，“我”与同在包扎所帮忙的新媳妇接到一个为保护战友而牺牲的战士——正是那位年轻的通讯员。下葬时，新媳妇将那条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盖在了通讯员的遗体上。^[6]

题目“百合花”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因为作品中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通讯员和新媳妇（军民之间）感情交流的纽带；二是象征了主人公具有像百合花一样纯洁而美丽的心灵、品格。^[7]小说语言清新、俊逸^[8]，结构巧妙。

《百合花》摆脱了当时“英雄”概念的束缚，使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9]，曾获得茅盾等文学评论家、学者的高度评价。^[8]在评论《百合花》的过程中，文学界开始对革命战争这一敏感话题进行反思。^[10]现被收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为广大学生所熟知。^[11]

1949—1966年间的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十七年文学”。^[12]这“十七年”中，文学的政治性成为判断作品是否成功、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准绳。^[13][14]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内容雷同，风格单一，高大的英雄人物、激烈的矛盾冲突、宏阔的历史场面、高亢激昂的格调成为品质小说的“必备”元素，塑造、歌颂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成为一种时尚。^[15]

当时的文学作品经常将英雄人物拔高为理想化的超人，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导致不少人物形象类型化、模式化，缺少较高的审美价值。^[16]人性基本上从文学中消失殆dài尽，造成了人的心灵、情感的“荒漠化”。

在这种主张的倡导下，作家的自由创作受到束缚。同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对一些表现人情味、人道主义的作品进行错误的批判，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15]《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当时的“反右”斗争正处于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17]

《百合花》以真实的淮海战役为背景，^[18]是茹志鹃根据自己在新四军部队卫生队的经历写出来的，小说里提到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但是其中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加工而来的。^[5]

当时，茹志鹃正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而她到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是“借被子”。战斗打响后，随着战况的激烈，伤亡越来越惨重，甚至有的重伤员刚被抬到救治的院子里就去世了。伤亡者中有很多年轻战士，茹志鹃在登记牺牲者的信息时，不免会想到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生前的种种愿望，感触颇多，这种感受一直存在在茹志鹃的心中。^[5]

1958年，反“右派”斗争正处于紧锣密鼓之际。^[19]同年3月，茹志鹃的丈夫王啸平无端被补划为“右派”，^[4]在丈夫岌岌可危之时，茹志鹃无法救他。^[19]社会遭遇和家庭的变故使茹志鹃倍加思念战时生活和当时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警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百合花》正是在这种匝匝忧虑中缅怀追念时的产物。^[19]

1958年春，在对自己部队生活的回忆过程以及真情实感的催生下，茹志鹃决定写一个关于普通年轻通讯员的故事，她将自己真实的部队生活素材打碎、糅róu合、重组之后，创造出来一个似生活中但非生活中的形象，并且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之后，用一个女性角色“我”来串联起整个故事。《百合花》的整个创作过程很短，连誊带写共用了大概一个星期。^[20]

由于受到当时文学大环境的影响，《百合花》从发表到被评论界认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1]作品前两次寄出后，以“感情阴暗，不能发表”为由被退了回来，^[2][21]第三次寄给《解放军文艺》后依然无法发表，几经周折，最终《延河》杂志在1958年第3期的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小说。^[4]同年，茅盾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文章以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并高度评价了《百合花》，使其在文坛脱颖而出；同时，《人民文学》杂志转载《百合花》全文。^[4]

1960年，《百合花》被翻译成英文。^[1]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了茹志鹃的18篇小说，出版了小说集《百合花》，由茅盾作序。^[4][22]

2000年7月，再版。^[23]

1946年中秋，解放军部队决定晚上发起总攻。战前，作为文工团创作室的一名女同志，“我”被分配到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团长派了一位年轻通讯员护送“我”。

到达包扎所之后，“我”自告奋勇地领了新任务——去群众家里借被子，并且请小通讯员一起帮忙动员，但是他出师不利，还抱怨群众“封建”，“我”猜测他可能说错了话，于是跟他一起去了不肯借被子的群众家里。喊了几声之后，出来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媳妇，“我”赶忙替通讯员道歉，年轻媳妇不说话，却一直咬着嘴唇笑。“我”再次提出借被子的请求，并且讲了“部队打仗是为了百姓”的道理。年轻媳妇听完“我”的话，经过思索，抱出被子交给了我们。那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通讯员拿到被子准备走时，衣服挂住了门钩，撕开一个不小的口子。年轻媳妇笑着找针要帮他缝上，小通讯员却执意不肯。刚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

因为包扎所人手不够，乡干部动员了几位群众来帮忙，那个新媳妇也来了。半夜，担架队员又送下来一位重伤员，并告诉“我”，这位同志是为了保护其他队员扑在了手榴弹上。“我”和新媳妇发现这位重伤员正是小通讯员。医生宣布小通讯员已经牺牲，但新媳妇依然在拿着针线帮他缝补衣服上的口子。

卫生员将小通讯员的尸体放进棺材时，想要揭掉他身上盖着的百合花新被子，新媳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一眼卫生员，并将被子平整地铺在棺材底部。卫生员感到很为难，解释说这被子是群众的，新媳妇气汹汹地嚷道：“是我的——”

通讯员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战士，奉团长的命令护送“我”去前沿包扎所。他与“我”是同乡，参军才一年，涉世未深，天真质朴，身体强壮有力，有着“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儿”，在借被子时与新媳妇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最后因掩护战友而牺牲。

从通讯员护送“我”路上的动态，以及与“我”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交往，但他的害羞腼腆中又隐含着对于战友和群众的体贴和善良：去包扎所的路上，发现“我”走不动时，他就“自动在路边站下”等着；因为没有借到被子而生闷气，却在得知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之后充满愧疚，想将被子还回去；回团部之前，不忘留给“我”两个馒头当饭吃；在战斗中，当敌人投下的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能临危不惧、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为保护战友献出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通讯员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他平时关心他人的高贵品质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品通过通讯员这一人物形象歌颂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勇于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24]

“我”是文工团创作室的一名女同志，由于部队马上要进行作战，团长派“我”到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并派一个通讯员护送，由此“我”认识了通讯员。因通讯员在路途中刻意与“我”保持距离，而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我”的性格开朗活泼，在看出通讯员的害羞与腼腆之后，故意坐到通讯员对面，连珠炮似的向通讯员问话。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通讯员借被子遇到阻力时，“我”替他给新媳妇道歉，并且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说服新媳妇出借被子。战斗开始之后，“我”在登记伤员信息时，一直担心通讯员的情况。在交流和交往过程中，“我”对通讯员的感情由最开始的生气，到亲切，再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热爱。

新媳妇是一个淳朴、坚强、感人的年轻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刚出嫁三天，生得俊俏，“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她在通讯员来借被子时给了他气受，不肯出借被子；后来被“我”说服，经过思索后，答应借出被子。她前后行为对比很明显：开始，在包扎所帮助照顾伤员时，她又羞又怕放不开手，后来却主动、虔诚地给通讯员解衣服、拭身子，流着泪为通讯员缝补肩上的破洞；开始，她舍不得将自己唯一的嫁妆——那条崭新的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借给伤员盖，后来却主动地将它盖在通讯员的遗体上。她前后行为的转变饱含着她对通讯员的无比崇敬、痛惜之情，也包含着她对“同志弟”无尽的歉疚、追悔之意。^[25]

新媳妇的最后半句话“是我的——”，虽然不多，却不容置疑，掷地有声，这表现出她不仅有羞怯的一面，也有刚烈的一面。^[26]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新媳妇对通讯员非同寻常的情感，然而这种感情至真至纯。

对于《百合花》主题的解读，文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作品通过描写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表现出“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2]。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2][21]

茅盾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8]，王庆生评价这篇小说“着意去表现战争环境下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初衷”。^[27]这种解读将通讯员和新媳妇当作主要人物，把“我”当作一个穿针引线的线索性人物，从而得出“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的军民鱼水之情的主题。^[28]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解读“窄化”了《百合花》的阐释空间，具有局限性。洪子诚认为“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不过是外在的，用以遮盖人物之间模糊暖昧的情感关系的框架”。^[29]这种解读认为新媳妇这一形象是作者“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的功能性人物^[30]，用来遮蔽“我”对通讯员羞涩的感情。作品主要通过“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来表现战争背景下的一场爱情悲剧，即爱情之花还未开放便已凋零。^[29]

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是茹志鹃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2][9]《百合花》也不例外，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展现出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2]

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31]茅盾认为《百合花》“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8]。

结构上，这篇小说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但是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32]语言上，精炼，流畅，委婉，而又饱含感情。欧阳文彬评价这篇作品“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抒情散文”，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有味，娓娓动听。^[33]

《百合花》发表之初，一些“左”派评论家认为它“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已经“走到危险边缘”。后经茅盾赞扬，这篇小说才受到评论界的重视。^[4]

茅盾认为这篇小说风格“清新、俊逸”，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满意，也最感动的一篇”，“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富于节奏感的”^[8]。陈思和认为《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2]，作品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使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9]李健指出《百合花》“启示着人们在历史、社会和人生更高层次上的感悟和认识”。^[10]

《百合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是文学教育中常谈的经典。^[34]这篇小说的出现说明，表现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8]。

作品从个体角度，对当时文坛排斥人情、人性而导致的“荒漠化”提出了质询。文学界也在评论《百合花》的过程中，开始对革命战争这一敏感话题进行反思。^[10]

《百合花》现被收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为广大学生所熟知。^[11]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百合花》。由张昕、钱学格担任导演，崔新琴、葛建军、沈丹萍等联袂主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