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

王文采（1926年6月5日-2022年11月16日），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市），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系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植物分类学报》主编。^[3][2][4]

王文采师承中国植物学学科先驱林镕、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等老一辈科学家，^[5]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6]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的引领者之一。^[7][2][8]他对中国植物区系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新属和新种，是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类群分类研究的集大成者。他领导编研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推动实现了《中国植物志》的最终成书，对摸清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情况、推动中国农林牧业发展等作有诸多贡献。^[1][7][2]同时，他还从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系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和3条重要迁移路线，作出了“中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重要推断，进一步丰富了人类社会对东亚植物区系的既有认知。^[1][8][9]

王文采一生治学成果颇丰，曾于1987年、2009年先后两次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1][10]

1926年6月5日，王文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王蓝玉（字宝玺）早年从事商业贸易，颇有家资。王文采幼年即随父母迁居天津，入读当地的幼儿园认字读书。1930年，父亲王蓝玉因生意失败而服毒自尽，王家就此家道中落。^[7][11]

1932年，时年6岁的王文采，入读济南市第十三小学；后因家庭纠纷随母亲迁居北平（今北京），转入厂桥小学四年级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之际随母亲再度回到济南；同年冬天，又随家人流亡至博山避难；1938年初，王文采一家得以重返北平，随母亲租住在北海后门的厂桥五福里；翌年考入北京第四中学念书，直至1945年高中毕业。其间因迷恋音乐绘画，一度拜入山水画家王心竞门下修习国画。^[7]

1945年夏，迫于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王文采，最终报考了免费制的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大三那年，王文采在恩师林镕的启发下，逐步对植物分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涉猎植物分类学经典著作。^[7][5][11]

1949年8月，王文采大学毕业之际，因学习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这一时期，王文采结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植物学家胡先骕。1950年3月，王文采在胡先骕sù的推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助理员，开始潜心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1][5]同年8月，受命赴河北多地山区采集植物标本，为参与吴征镒、钱崇澍主导的《河北植物志》《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编撰收集了诸多第一手资料。^[7][11][12]

1952年夏，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植物分类室启动编纂zuǎn《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一书，王文采受指派承担豆科、山龙眼科和毛茛科采编研究，陆续发现发表了马胺树属、山龙眼属、铁线莲属等属的多个新种，也由此开始走上了摸清中国植物资源家底的发现之路。同年11月，经吴征镒yì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13]次月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此后数年，王文采又相继奔赴广西、江西、云南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植物种属调查采集工作。^[7][4][11]

1958年5月，“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兴起，王文采被认定为植物所白专典型，一度多次受到批判冲击；同年8月，奉调赴云南勐měng腊开展植物资源普查，其间不幸感染疟疾一度生命垂危。翌年5月，身体届已痊愈的王文采，开始辗转跟随秦仁昌、吴征镒、郑万钧、裴鉴、乔曾鉴等早一辈植物学家编著《中国植物志》《北京植物志》，研究发现了诸多植物新种和新变种，继而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基础。^[7][11]

1965年3月，正值王文采完成《中国植物志》毛茛科草创之际，出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解决植物鉴定问题的需要，转而开始奉命主持编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文采的研究工作一度陷入中断，《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撰修项目也随即搁浅，直至1970年才得以渐次恢复，陆续开始统稿校勘付印。1973年3月，搁置多年的《中国植物志》重启编撰，王文采再度受邀出任毛茛gèn科主编一职，直至1979年《毛茛科》最终成书发行。^[1][7]

1978年10月，时年52岁的王文采，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课讲授植物分类学；同年晋升为副研究员。时隔两年后，王文采就乌头属、翠雀属及唐松草属展开探究，完成对其新分类系统拟定的同时，发现新属两个、新种近百个。1982年11月，王文采晋升植物所研究员。翌年，他所领衔编撰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悉数完成出版发行，全书七册收录中国高等植物近15000种，配图亦高达9000余种，一经面世即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1][7][8]同一时期，王文采还响应国家第三次中草药资源普查号召，受邀出任《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药材资源地图集》主要审定人，对超过12000种药用植物进行了分类和审定，为中国中医药资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8][14]

1988年2月，王文采在植物研究领域更进一步，凭借自身对毛茛科等96个科地理分布的研究积淀，将东亚植物区系梳理划分出16个间断式分布式样，继而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系中存在三种重要迁移路线的学术创见。四年后，王文采就东亚植物区系中的不同迁移路线再度作出最新阐释，进而形成了其对第三纪以来东亚植物区系历史变迁的独到见解。1993年11月，王文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7][9]

1990年起，王文采先后数次前往欧美等地多国，或开展交流访问抑或短暂驻留工作，个人研究视野得到进一步开阔，并带回不少中国稀缺的植物模式标本和资料。^[15]2007年，王文采领衔的铁线莲属系统修订项目结题，他与李良千一道根据铁线莲属的演化趋势，建构起了铁线莲属的全新分类系统，同时还兼及发现了该属分布在欧、亚、非等地的一批新种，进一步丰富了学术界对铁线莲属的既有认知。2012年4月，在王文采的力主推动下，长期作为内部资料的《中国经济植物志》首次公开发行，有力促进了植物资源服务国民经济和民生建设的进程。^[1][7][9]

2022年11月16日15时13分，王文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2]

王文采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具体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7][1]

王文采长期从事毛茛科、荨麻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科植物的分类学研究，澄清了不少植物学界长期遗留下来的名称混乱和鉴定错误事实，发现发表了大量的植物新类群；终其一生，王文采累计发表有28个新属，近1370个新种，242个新组合，303个新等级（族、系、组等）。基于自身揭示出的植物演化趋势，王文采还对翠雀属、唐松草属、侧金盏花属、铁线莲属、楼梯草属、苎麻属、石蝴蝶属和唇柱苣苔属的分类系统作出了重要修订，创立了赤车属、微孔草属、后蕊苣苔属、吊石苣苔属的分类系统，^[3]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对植物世界的了解与认知。^[1][7][2]

王文采聚焦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既有特点，在进行大量野外调查和探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系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和3条重要迁移路线，作出了“中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重要推断；^[16]他的这一学术创见，对东亚植物区系第三纪以来的历史变迁给出了全新阐释。^[1][7][3]

王文采参加工作早期，便开始参与组织《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其间耗费40余年完成了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紫草科等千余种植物的分类编著，推动了《中国植物志》这一当世植物学巨著的最终成书发行。与此同时，他还领导编著了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书，独立完成了中国翠雀花属的长篇修订研究，出版了《中国楼梯草属植物》《中国唐松草属植物》等数部植物学专著，^[8]为摸清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情况、推动农林牧业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1][7][3]

王文采一生出版有多部分类学和植物区系专著，现摘选部分著述载录如下：^[7][17]

王文采一生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现摘选部分论文载录如下：^[1][7][17]

王文采长期重视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早在1959年即已开始指导学生开展植物学研究，后又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开班授课，担纲讲授植物分类学和系统学课程；^[1]当选中科院院士后，他着眼中国植物分类学科的长远建设，倡导中国加快培养植物学大科领域的研究型学者，并带头重新开始招收菊科、兰科和禾本科等物种数量丰富且分类研究不甚清楚的科属领域博士研究生，继而培养出了陈家瑞、林有润、傅德志等诸多植物分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与此同时，王文采治学从不唯学历取人，一度破例招收自学成才的植物爱好者李振宇为硕士研究生，^[18]支持帮助植物爱好者杨宗宗等人出版植物学研究著述，继而创下了中国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24年来首次支持民间个人团体著书的先例。^[7][5][9]

授予时间荣誉名称授予单位2021年荣誉老盟员中国民主同盟会^[1]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终身荣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1]中国科学院^[1]

起始时间职务名称1996年《广西植物》编委^[20]1982年《植物分类学报》主编^[1]1979年中国植物学会理事^[4]1979年《植物分类学报》责任副主编^[7][4]1974年《植物分类学报》编委^[7][4]1962年北京植物学会理事^[7][4]

2017年9月，中国科学院曾以《笔笺释草铸泰斗》为题刊文盛赞“王文采在探明中国植物的种类、分布状况、经济用途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一生都遨游在植物王国的世界中。植物分类学、植物标本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侯建国，也称誉王文采“襟怀坦荡、宽厚待人，堪称是科学家的表率和科研工作者的模范”“王先生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21][22]

王文采逝世之际，美国北卡州立大学教授向秋云即兴作一藏头诗，缅怀追忆王文采“王者仁心识百草，文书图述破千章；采问博学精又广，先贤圣哲桃李芳；生平不负青春志，千秋之后业承长；古木新芽枝叶茂，芳泽永惠屹东方。”^[23]再传弟子陈文俐也称道王文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4]

2022年6月，为感念王文采的知遇之恩，致敬王文采一生在植物学领域的卓越建树，弟子李振宇等人将其最新发现的一种野生樱桃正式命名为“文采樱桃”。^[5]

王文采的童年，正值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期，这给他今后的人生留下深深的烙印。走上植物学研究道路后，王文采因其在毛茛科研究领域成就斐然，继而成为了与英国学者劳伦斯、日本学者田村道夫齐名的世界三大毛茛科学者，故此他也常常与日本学者多有书信往来，但他一生始终坚持从不踏足日本国土，即便屡屡收到日本毛茛科学者田村道夫的合作邀请，王文采依旧坚持一一予以婉言谢绝。对于自己的这一执念，王文采曾对弟子坦言，“一提到日本，脑海里马上便浮现出蒋兆和先生所作《流民图》的场景，少时日军进犯中国的境遇仿佛历历在目。”^[5][9]

2019年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发布《征求牡丹为我国国花意见的通知》，公开向社会各界民众征集推选“国花”的意见建议，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这时年届93岁高龄的王文采也主动参与进来，欣然提笔写下“一花独放不足取，牡丹、梅花并为国花，是最理想的方案”，这一书信上传网络后，旋即走红。^[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