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北孤军

泰北孤军，又被称为泰缅孤军^[1]，是指在解放战争时期败逃入缅甸，而后流落泰国北部的国民党第26军93师和第8军237师残部，以及后续少数因战乱、阶级出身、意识形态问题逃离中国大陆后加入这支部队的人。泰北孤军形成于1950年，1989年部队解除武装后归化泰国。^[2][3]

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阻击从云南败逃的国民党驻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残部，发起滇南战役。期间，国民党第8军第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800残部出逃缅甸境内，而后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团长谭忠在失利后也率600参军进入缅北地区。两支共约1500余人的残军最后在缅北大其力附近的孟棒地区会合，此后积极联络台湾和第8军军长李弥，被蒋介石告知“需自谋生路”。两支残军开始整编部队，以“复兴部队”的旗号收拢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部，后在缅北孟棒地区设立总部，号称“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总指挥。“复兴部队”成立后，遭到缅甸政府的驱逐，被迫进入缅北山区活动。蒋介石确立“反攻大陆”后，利用“复兴部队”在缅北孟撒组建了“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李弥指挥在云南境内进行“反攻大陆”的作战，后被解放军击退回缅甸境内。之后，“反共救国军”调整部署，收拢国民党残军，兵力一度达到3万人。^[4]

1953年，“反共救国军”开始遭到缅甸军队的驱逐，“反共救国军”力战不敌被迫退入泰国边境，在国民党当局与泰国政府进行交涉后，“反共救国军”由段希文率领进驻泰北美斯乐，后于1961年分批迁往台湾5000余人，剩余留守部队由此成为“泰北孤军”。此后泰北孤军在泰缅边境艰难生存，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抛弃后，开始进行生产自救，以维持生存。1969年起，参与泰国政府“剿苗共”的战斗，泰北孤军再度受到国民党当局和泰国政府的重视。1980年，泰北孤军在新任指挥官雷雨田的率领下开始逐步卸甲归田，渐渐转变为泰国的合法公民。截至1989年，留守在泰北的孤军及其眷属历经10余年，发展至6万人，并成为泰国当地的合法公民。^[4]

泰北孤军在流亡泰北期间，经过生存斗争在当地形成了泰北华人区，主要分布在泰国“金三角”地区，即泰国北部地区。^[4][5]21世纪初期，泰北华人中的精英人物，在泰国政府的帮助下，在曾经泰北孤军的主要活动区域美斯乐村附近的山区成立了泰北义民文史馆。^[6]

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开始向大西南方向进军，一路接连解放了贵阳、桂林、重庆等大城市，逼近云南。因此蒋介石计划将国民党政府机关迁往昆明。由于形势紧迫，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决定赶在国民党机关来昆前立即起义。12月9日，卢汉在昆明举行起义，并扣押了拒绝国民党驻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7][8][9]之后，蒋介石下令第8军和第26军官兵进行反击，在作战失利后两支部队准备撤往国外或退往台湾地区。^[10][7]

为了阻击败退的国民党军，解放军于1950年起发起滇南战役。在滇南战役中，国民党第8军第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突围逃出元江，后于1950年2月28日率领残部800余人逃入缅甸境内。国民党第26军第93师278团团长谭忠在真南溃败后也率领600余人进入缅北地区。后来，这两支溃散残车逃窜到缅北大其力附近的孟棒地区会合，总兵力共1500余人。两支残军在小孟棒、三岛一带，整备休养，并积极联络“台湾国民党当局”和第8军军长李弥。^[4]

在两支残军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请求处置意见后，蒋介石命令他们自谋生路。两支残军为了生存，一面积极与缅甸政府沟通，一面开始整编部队。残军以“复兴部队”为旗号，收拢散逃在缅甸各地的国民党残兵，后于缅北孟棒地区的孟果为总部，成立了“复兴部队”，由李国辉出任总指挥兼第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陈龙任特务大队长，马守一任搜索大队长，张伟成任独立第一支队队长，蒙保业任独立第二支队队长，石炳麟任独立第三支队队长。^[4]

“复兴部队”成立后受到缅甸政府的驱逐。1950年6月，缅甸政府调动国防军两个团的兵力，由景栋出发围攻“复兴部队”。战斗开始后，“复兴部队”取得了孟果战役的首次告捷，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运输车辆，俘虏了许多缅甸士兵，并且间接致使缅甸空军司令坠机身亡。孟果战役后，“复兴部队”又击败缅甸国防军，占据大其力。8月，缅甸政府与“复兴部队”展开和谈，为平息与缅甸政府的争端，“复兴部队”同意撤出大其力，进入缅北山区活动。^[4]

1950年4月，李弥从台湾飞抵香港，他在香港见到原武汉卫戍区司令段希文，邀请他一起“反攻云南”。在“复兴部队”击败了缅甸国防军以后，蒋介石看到了“复兴部队”的实力，于是派遣李弥潜入缅北边境地区，以提供军饷保障的条件取得了“复兴部队”的领导权。李弥到任后将“复兴部队”改编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简称“反共救国军”）。12月，李弥又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4]

1951年春，“反共救国军”开始整训备战，图谋“反攻大陆”，许多遁逃于缅北地区的国民党残军都加入到“反共救国军”的队伍。美国中情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这期间也多次向“反共救国军”输送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截至1951年4月，“反共救国军”新编成六个游击纵队、八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团，总兵力达17600余人。^[11][4]

1951年4月11日，“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在孟撒正式成立，随后李弥组织发动了“反攻云南”的战役。在战役展开之初，“反共救国军”一度攻占了云南沧源、双江、耿马、澜沧、缅宁。到了8月，正当“反共救国军”准备进攻昆明之时，解放军第14军开始向“反共救国军”发起反击，不仅迅速夺回被占土地，还对“反共救国军”形成包围之势。李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被迫退回缅甸境内，其第一次“反攻大陆”之战宣告失败。^[4]

1951年9月，“反共救国军”重新调整部署，整训部队。10月，李弥在孟撒成立了“反共抗俄大学”，李弥任校长，原98军副军长李则芬任教育长，对国民党残军开展集训。当地流散的国民党残军也都纷纷参加该所大学的集训，“反共救国军”的部队规模随之不断扩大，总兵力达3万余人。1952年2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700多名军事人员支援“反共救国军”。3月，李弥继续组织1000多人侵扰云南，仍以失败告终。进攻失败的“反共救国军”回到缅北休养生息，还与缅北少数民族克伦族、蒙古族合作，帮助他们组建反政府武装，再次激发了缅甸政府与“反共救国军”的冲突。^[12][4]

1953年3月，缅甸政府组织军队发动对“反共救国军”的围剿。缅甸军队分别向沙拉的邹浩修部和孟布的李国辉部发起进攻，均被“反共救国军”击败。经过沙拉之战和孟布之战的失败，缅甸政府认识到光靠本国的军事力量无法歼灭“反共救国军”，决定在联合国提出控告。他们在收集到美、台援助“反共救国军”的部分证据后，在3月25日正式向联合国提交《缅甸联邦所提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即“缅控案”）。^[4][12]

“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拖延该审议案，但未能奏效。4月，联合国大会第7届常务理事会召开，并表决通过了“缅控案”，责成“反共救国军”撤往台湾。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撤军协定，命令李弥等人部署撤台事宜。自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反共救国军”的大部分官兵和家属分批撤回台湾，第一次撤台总人数为7288人。^[4][12]

在完成撤军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外界宣布已经从缅北撤回所有军队，没有撤回的也不再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有任何联系。实际上，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这支军队。1955年初，蒋介石委派柳元麟入缅担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将总部迁至乃朗，并将部队重组成5个军，吴运缓、吴祖伯、李文焕、张为、段希文分别为第1军至第5军军长。^[13][4]

1956年3月，缅甸政府再次围剿“反共救国军”。在缅甸军队的攻击下，“反共救国军”被迫撤离乃朗。在进驻孟阮以后，“反共救国军”开始组织反攻，柳元麟任命第5军军长段希文任反攻临时指挥官、马俊国为临时副指挥官。4月3日，“反共救国军”击败缅甸军队，再度与缅甸政府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停战协议。^[4]

随后，柳元麟将“反共救国军”总部迁至江拉，在此整编部队，修建交通要道和机场。机场建成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继续向“反共救国军”空运军用物资。1957年-1958年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命令“反共救国军”实施和“安西计划”^[注1]，向云南展开小股多路的武装窜扰，均被解放军击退。1959年，“反共救国军”又图谋在云南景洪、勐海、南峤、澜沧、西盟边界实施武装窜扰，以策应西藏叛乱^[注2]。^[4][17]

1960年10月，中缅政府达成勘界协定，决定共同出兵打击和歼灭“反共救国军”。11月22日，解放军越过边境线，对“反共救国军”发起进攻，但是由于缅甸政府要求解放军只能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因此未能击败“反共救国军”。1961年初，缅甸军队出动一万余人准备攻击“反共救国军”，反被“反共救国军”伏击。鉴于形势吃紧，缅甸政府请求解放军越过“红线”，解救被围缅军。1月25日，解放军出动4个团的兵力越过“红线”攻击“反共救国军”。在获悉解放军南下后，“反共救国军”主动放弃了对缅军的包围网，仓促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18][19]

解放军在攻占“反共救国军”总部江拉以后，缴获了包括美国运送来的大量屯集物资。于是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控告美国政府支持台湾部队侵略缅甸领土。美国政府只能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施压，要求“台湾国民党当局”撤回在缅甸的一切部队。1961年5月，“反共救国军”分批撤回台湾，第二次撤回台湾人数共计5000余人。^[4][19]

“反共救国军”第二次撤台之时，有部分第3军、第5军军人及家属不愿撤台，还有4000余人留在泰缅边境。这些留守孤军仍然在泰缅边境从事“反共”活动。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敢再公开与这支孤军联系，他们失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支援，因此段希文带领第5军移师转进原始森林地区，真正成为了一支异域的孤军（后称“留守孤军”“泰北孤军”）。^[4]

1961年，段希文带领“反共救国军”第5军进入泰国北部，驻扎于美斯乐。在请求台湾援助无果以后，段希文开始寻找出路，自谋生存。1962年，段希文在孟安召开全军干部会议，商讨第5军日后的发展计划。会议决定第5军一方面转入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扩大军队活动范围，以此维持孤军的军事生存。^[4]

会议结束后，段希文重新整编部队，将第5军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为精干官兵，分别负责扼守缅甸境内的交通要道、在缅北护路收税；第三部分为警卫部队，由段希文亲自率领，负责营建美斯乐据点；第四部分为老弱官兵和部队眷属，负责在孟安和美斯乐两地发展生产，种植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等作物。^[4]

1963年，段希文收到一家鸦片公司的请求，希望孤军能够协助鸦片公司搬运和保护烟土。这次护商行动完成以后，鸦片公司给孤军方面支付了运输费用。此后，段希文开始涉足烟土经营，帮助当地的商人马帮运输毒品，开拓护商收税市场。随着金三角地区的鸦片市场不断膨胀，段希文的第5军也随之不断发展，成为金三角地区最有实力的部队。^[4]

第3军军长李文焕原本已经撤回台湾，但他在台期间看到段希文发展生产和以商养兵的经验，于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逃回缅甸，重新组织起第3军，在泰缅边境的唐窝建立根据地。他学习第5军的办法，以唐窝为中心，开垦荒田，发展生产，贩运鸦片，不断拓展鸦片经营事业，维持部队的军事生存。^[4]

1967年以后中缅关系的恶化给孤军重返缅北准备了条件^[注3]。1968年初，缅甸政府邀请泰北的两支孤军进驻缅北，帮助弹压当地各种反政府武装。第3军的高黎贡山纵队、潞江纵队等百余人进入萨尔温江西岸的班别山地区，第5军的第3师、第3支队等200余人进入景栋西北地区，分属于两军的怒江纵队、盈江纵队等800余人联合进驻丹阳、班阳地区。这三股军队正好控制着萨尔温江上捶邦段的各主要渡口和通道，改善了两支孤军的生存条件。^[21]

1969年初，泰北的形势也愈加动荡，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泰国政府面临着国内发生内战的压力，决定收服泰北孤军。1969年间，他们多次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就孤军的归属问题进行协商，最终“台湾国民党当局”同意将泰北孤军交由泰国政府处理。1970年2月，泰国政府派出坚塞少将与泰北孤军谈判，商讨善后处理方法。泰北孤军接受泰国政府的补给，帮助清剿反政府武装。根据双方协议，泰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在美斯乐成立“三、五两军联合协防指挥部”，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共同指挥孤军协助泰国政府征剿反政府武装（主要为清莱山区的苗共武装）。^[4]

在清莱省长拔雅被昌孔县山区的苗共武装杀害以后，泰国政府下令美斯乐协防指挥部，要求泰北孤军参加泰国政府的“剿苗共”行动，隶属于泰国政府军04指挥部。美斯乐协防指挥部将第3军和第5军的部队整编为8个大队，每个大队200人，共计1600人，配合泰国军队作战。^[4]

自1970年12月泰国政府发起对清莱省东北部山区的“剿苗共”行动以后，泰北孤军就成为泰国政府在清莱省“剿苗共”的主力部队。历时5年时间，泰北孤军先后发动6次围剿，以伤亡数百人的代价击溃清莱山区的苗共武装。泰国政府看到了泰北孤军的价值所在，不仅批准泰北孤军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还给段希文颁发了勋章。^[4][22]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因心脏病猝发在曼谷逝世，后被安葬于美斯乐的他那翁山顶。段希文去世以后，参谋长雷雨田出任第五军军长并兼任“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总指挥。他上任以后，修正了段希文军事第一、政治第二、经济第三的政策，不再扩大部队规模，逐步将第5军由正规部队转变为泰国地方自卫部队，让部队官兵也开始参与农业生产。^[23][4][3]

1981年2月，泰国政府再次要求孤军协助剿灭考牙山的反政府武装。孤军与泰国国防军共同发起了考牙山战役，此战共历时22天，以泰国军队胜利、反政府武装下山投诚而告终，泰北反政府武装被彻底肃清，这也是泰北孤军的最后一战。出于嘉奖，泰国国王普密蓬批准参加这场战役的孤军成员及其眷属加入泰国国籍，第一批被授予泰国国籍的官兵及家属共400余人。^[3]

1987-1989年间，李文焕及第3军与缅甸毒枭昆沙率领的部队发生冲突。泰国政府为了保障边境的安定，向第3军施加压力，要求第3军缴械。李文焕为了长期生存的需要，答应了泰国政府的条件，武器全部上交。缴械之后，泰国政府也给第3军所有官兵及眷属授予泰国国籍。1989年，“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正式解散，其余孤军的武器也都上缴泰国军方。所有孤军及家属6万余人全都转变为合法定居归化泰籍的平民。^[3][4]

1980年6月，段希文逝世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驻泰代表沈克勤把当时泰国各界对段希文的尊敬之情汇报至台湾“救总”。1981年9月，台湾“救总”派出一个访问团前往泰北调研，历时一个月。此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关注起泰北的情形，泰国政府也提出和台湾合作支援泰北。^[6]

198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会议，决定由台湾“救总”代表当局负责对泰北华人的合作支援事宜。这次会议还出台了一份以农业、教育和医疗为主要内容的泰北5年救助计划。8月，台湾“救总”成立泰北工作团，聘请了解边区状况的石炳铭来承办救助业务，还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员，共计10人，编成泰北工作团，由汤振熹兼团长，龚承业任执行秘书。专业人员则分设农业、教育、医疗、手工艺四个小组。泰北工作团的成立是台湾侨务在泰北华人启动的标志。^[6]

“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侨务阶段从1982年开始至1993年结束。“台湾国民党当局”负责资金投入，台湾“救总”泰北工作团为实施执行机构，分别执行了“泰北难民村就地救济工作五年执行计划”和“泰北难民村就地救济工作三年后续计划”。泰北工作团在这段时期的救济内容包括农牧生产、基础设施、华文教育、医疗卫生、工艺培训、急难救助等。在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还提供奖学金给泰北华人子弟回台读书，但是在1991年后这一政策受到台湾移民政策的严格限制。^[6]

台湾“救总”侨务阶段从1993年开始至2004年结束。在这一阶段，台湾“救总”自筹资金，推动立法，仍然以泰北工作团为实施执行机构，以“茅屋改建砖瓦房三年计划”为救济核心，以“战士授田补偿行动”为补充，帮助泰北华人改善生活条件。^[6]

台湾“侨委会”侨务阶段从2004年开始至今。这一阶段，泰北工作团撤离泰北华人村之后，台湾“侨委会”开始介入，承担起台湾“救总”退出之后的侨务工作。侨务工作的重心也从民生问题转向华文教育。在这一时期，台湾侨务工作没有再拟定重大援助项目，而是注重借助民间慈善组织与华侨社团的作用，利用民间资源做好文教服务工作。^[6]

大陆的侨务工作是在台湾“救总”泰北工作团撤出泰北以后才开始展开。由于台湾民进党停止支援泰北华人村，致使他们的华文教育资源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清迈教联开始尝试与大陆驻清迈总领事馆接触，请求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2005年，清迈地区华人村华文教师联谊会首次促成泰北华人子弟回大陆求学。2006年5月，大谷地华兴中学迎来了驻清迈总领馆彭仁东总领事的首次视察，中国国务院侨办向清迈教联赠送4万册《汉语》系列教材。自此，中国大陆正式展开对泰北华人的侨务工作。^[27]

由于历史原因，泰北华人对大陆侨务部门虽然开始有所接触，但实际上仍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大陆侨务工作在泰北华人村的开展仅局限于清迈府和清莱府的某些华文学校。与大陆侨务部门接触较多的主要是泰北华文民校协会和清迈教联，即大陆侨务工作重点为华文教育支援方面。^[27]

大陆方面对泰北华人的华文教育支援主要有六个内容，第一是外派师资和师资培训，第二是赠送华文教材，第三是泰北华人子弟回大陆求学，第四是地方侨办开展“寻根之旅”活动，第五是奖励当地华文学校的贫困优秀学生，第六是赠送图书。除此之外，大陆侨务部门还邀请当地华侨华人领袖回国参访，在当地设立华文示范学校，组织当地华人召开同乡会等，以强化大陆与泰北华人村的联系，不断推进大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27]

泰北华人村形成于李国辉遁逃缅甸到泰北孤军归化泰国这段时期，其中原“反共救国军”的第3军和第5军的军人及家属是泰北华人的主要直接来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泰北孤军逐渐脱离军事活动，转入农业生产，因此形成了直隶于泰国军方的难民村落。^[5]

最早形成的泰北华人村是万养村和满堂村。1954年李弥与缅甸政府发生冲突以后，部队眷属和非战斗人员撤入泰国清迈境内，经泰国政府的允许，一部分安置于芳县西部的密旺区，从而形成了万养难民村；一部分安置于清莱府美塞县满堂村，从而形成了满堂难民村。^[5]

1970年以后，泰北孤军多次帮助泰国政府清剿反政府武装，因此泰国政府给泰北孤军安排了13个地区，用来安置泰北孤军及其家属。这些地区按照泰国边防人民自卫村体系纳入泰国政府的管理，从而形成第一批合法的华人难民村。这13个村落紧靠泰国北部边境线，分别为帕党、密额、回莫、美斯乐、孟安、黄果园、马亢山、唐窝、大谷地、孟腊、景乃、边龙和密窝。^[5]

70年代中期以后，泰北孤军完成了“剿苗共”任务，部队开始休养生息，卸甲归田。80年代初期，泰北孤军再次协助泰国政府清剿考牙山的苗共，战役胜利后得到泰国合法居民的身份，同时也间接增加了泰北华人的新生儿数量。由于原有的难民村已经无法容纳新增人口，许多人迁往山地少数民族的村寨或原苗共占据的地方。^[5]

随着华人村落的不断增多，村落分布逐渐向泰国内地发展，从而遍及泰国北部的各个县域。从总体上看，泰北华人村都分布于泰国金三角地区。在清莱府，华人村落遍及全境；在清迈府，华人村落分布在景佬县北部和芳县大部分地区；在密丰颂府，华人村落主要集中在北部区域。^[5]

20世纪50年代的李国辉时期，泰北孤军就曾为解决孤军给养开展马帮贸易、武装走私贩毒。等到两次撤台以后，泰北孤军失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支援，因此段希文重新开始帮助鸦片公司运输毒品，武装走私贩毒。在此过程中，泰北孤军基本上垄断了缅泰老边境“金三角”地区的鸦片毒品贸易，开创了以毒养军的先河，直到“金三角”地区兴起新的贩毒势力（主要是大毒枭坤沙集团和“鸦片将军”罗星汉）。^[3]

在泰北孤军逐渐归化入泰国以后，泰北孤军开始在美斯乐等村寨发展农业生产。在泰北工作团的协助下，泰北孤军也开始发展种植茶叶、水果和蔬菜等，其中种植最多的是茶叶。1992年以后，美斯乐等泰北华人村逐渐向外界开放，发展旅游经济，利用“金三角”和孤军历史的名声吸引外来游客前来观光。^[3]

泰北义民文史馆修建于美斯乐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占地面积约9600平方米，是泰北的一个观光旅游地区和华裔义胞精神文物承传发展活动中心。^[6]

2000年，当时的泰北华人村主要领导人雷雨田、陈茂修等人发起组成泰北义民文史馆筹备建设委员会，共推雷雨田为主任委员，陈茂修、张国杞、张兆兴为副主任委员，其余委员有李人杰、鲁大湛、黄科等14人。在筹委会的推动下，泰国政府最高统帅部特别核准修建泰北义民文史馆这项动议。筹委会还请求台湾“救总”代为设计规划与指导辅助。在筹委会的请求下，泰北工作团也开始参与建设援助。2004年2月20日，泰北义民文史馆筹建委员会顺利举行了泰北义民文史馆的落成典礼。^[6]

泰北义民文史馆的主体建筑群有三座大殿，正殿为“英烈纪念馆”，左侧是战史陈列馆，右侧是中华文物馆和爱心陈列馆。战史陈列馆主要讲述了国民党残军经历的各个战役，全面介绍国民党孤军的历史，直至归化泰国为止。爱心陈列馆里陈列的是有关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泰北华人的爱心关怀和救助事迹。中华文物馆中是一些书和文物，也兼做办公室、会客室。^[6]

泰北义民文史馆的大门是一座牌坊，上面用正楷繁体字写着“泰北义民文史馆”，两侧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大门是花园广场，左侧有中式八角怀恩亭和“龚承业”半身铜像，右侧是腾龙壁和碑文“泰北义民文史馆落成碑记”。在花园广场主干道的入口处，是一座持莲佛手，座基位于一个圆形的十二生肖许愿池正中间。^[6]

台湾作家柏杨在2003年曾这样描述泰北孤军：“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28]

青年作家周渝评价泰北孤军：“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是冷战格局下，地缘政治催生出的悲剧性群体，其政治价值远高于军事价值，因时局而兴，亦随时局而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