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

汉简，是指中国两汉时代的简牍dú。^[1]汉简一般以地名命名，分为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甘谷汉简、武威汉简等。^[1]

汉简早在北周时代居延地区发现，北宋人也曾在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先后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数量不同和规格各异的少量汉简。^[1]1913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2]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汉代木简约一万枚，1959年，以部分照片集为《居延汉简甲编》。1971年，在甘肃甘谷出土简二十三枚，次年，在甘肃武威旱滩波墓出土医药简牌九十二枚，1975年，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3]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4]

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先后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数量不同和规格各异的少量汉简。汉简一般以地名命名，分为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甘谷汉简、武威汉简等。^[1]

1907年，甘肃首次发现汉代简牍，出土的历代简牍时间涵盖秦代、两汉、西晋等多个时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多个领域。^[5]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书。1913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斯坦因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2]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发现一万余枚汉简，内容与数量远超之前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是为第一批居延汉简。^[6]

1959年，汉简以部分照片集为《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竹木简四百六十九枚，1964年，集为《武威汉简》出版。1971年，在甘肃甘谷出土简二十三枚，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波墓出土医药简牌九十二枚，1975年，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1972年至1976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又发掘出土汉简二万余枚。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四千四百余枚，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简四百余枚。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3]

1998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察队，先后对甲渠塞“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爆”和察汗川吉及“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遂”东侧灰堆进行了发掘清理，再获“额济纳汉简”500余枚。^[7]

2025年6月，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坡子街发现了新的简牍，经初步研究，各有东汉和西汉的简牍数百枚。^[8]

最早在1930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火台遗址发现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随后在居延60个区域内共掘出11000余枚汉简，1972年秋、1976年夏秋期间又陆续出土了19637枚汉简。简牍的形式有简（扎）、两行、牍、封检、函检、符、觚gū、籤、削衣、册等。^[9]

居延汉简的字体以隶书、章草为主，掺杂少量的汉篆和装饰书体。用笔上有篆书圆转流动的笔意，有些偏旁部首保留着篆书的结体造型，也有隶书的波磔zhé笔画和偏于扁方的形体，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物证。^[9]

敦煌汉简指的是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发掘出的九批汉简，共25000余枚。因在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夏鼐先生称其为“敦煌汉简”。敦煌汉简中官、私文书比较多。官文书有司法文书、品约、诏书律令、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关书信、买卖契约等。内容大部分是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属下各烽燧的文书档案，有一小部分属于宜禾都尉。最早的纪年简是西汉武帝太始元年，简的主要内容是与汉代边防屯戍有关的文书；记录戍卒日常工作的；记录士兵武器装备的；出入关卡的登记簿；也有律令，诏书的抄件；也有邮书封检及书信。^[10]

1957年至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仪礼》等内容的竹木简。简分甲、乙、丙三种，每枚可容六十字，现存四百六十九枚，两万七千三百字。甲种本存三百九十八简。这批简约书于西汉成帝时期。书体为汉隶八分，书写规范，是校勘汉代经学和研究简册书法的重要资料。^[11]

中国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武威汉简，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12]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出一批竹木简牌，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拟分三辑出版，1976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包括《孙子兵法》《孙兵法》《六韬》《尉線子》《晏子》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文字体属于早期隶书，整理者推测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而成的。^[13]

1999—2002年，额济纳旗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简牌五百余枚。其形制有简、两行、牌、抓、褐、封检等（下文统称简牌），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其时代以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者居多，最早纪年见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晚者见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若从字体考察或有极少属东汉中期。2005年出版的《额济纳汉简》一书收录这批简牌。^[13]

悬泉汉简出土于世界文化遗产点悬泉置遗址，共3.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2.3万余枚。悬泉置遗址主要发掘于1990年至1992年，曾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经过多年整理研究，《悬泉汉简》的第一辑、第二辑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出版。^[14]

《悬泉汉简（三）》收录了近2300枚悬泉汉简的彩色照片、红外线图版及释文、简牍形制尺寸表等。目前，已公布的悬泉汉简近7000枚，超过有字悬泉简总数的三分之一。^[14]

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4]

汉简的形制，根据汉简的形状、尺寸用途和内容等一般分为三大类。首先，是按照简牌的形状、尺寸等分类。从简牌的形状看，一般以汉代一尺为标准长度，即23厘米。宽度一般为1厘米，厚0.2~0.3厘米。有的简为了书写方便，增加宽度到1.8～2.8厘米，可以书写两行文字，故日“两行”，是当时人对这种较宽的简牌的正式称谓。还有更为少见的，即将简牌的宽度增加至与长度一样，成为正方形的木板，时称之为“方”。它一般是供记载内容横长竖短的文件时使用，如日历。^[7]

居延简中有一方记载元康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到五月的日历,使用的就是“方”。另外，居延简中还出现宽度不变而长度增加一倍的长简，时称“檄”，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谓“檄”为“二尺书”也。檄，一般是为书写军事命令所专用，史称“飞檄”。当然，还有更长的所谓“三尺”絮。东汉时期学者刘熙所著《释名》一书有云:“版长三尺谓之篥lì”。汉尺三尺约合70厘米，在《居延汉简甲编》中的第2551号简，即长达67.8厘米，下半段略有残缺，或许就是所谓的三尺“篥”。《说文解字》则解释“篥”为“牍朴也”。朴，为未加雕饰之意。可见“篥”或许是一种“素简”，即未书写的空白简,也可在使用时分为三截测成了一尺之牍。除了使用比较平整的板状简牍外,还有使用多面的柱状体材料，在柱状体的各个平面书写文字，这种简牍称为“瓠气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有“或操瓠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的名句，李善注云“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也”。可见,古人很早就在多面的“瓠”上书写文字。其实,简牍很少是单支使用的,一般在使用时,会将几支简甚至数十支简用绳索编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册”（也称“策”）。^[7]

以上资料参考^{[15] [4][16][17]}

甘肃汉简有着学术价值，是研究两汉时期文化、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丝路贸易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