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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於期（约公元前268年―公元前227年），战国末期人，原秦国将领。[1][2]
樊於期因伐赵失败，兵败于李牧，故而惧怕得罪秦王政，害怕被杀，叛逃至燕国，被燕太子丹收留。在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刺杀秦王政时，为报太子丹恩情以及自己的仇恨，自刎以促成荆轲刺杀秦王的顺利施行。[1][2]
在《东周列国志》中有对樊於期文学形象的具体描述。同时，对于樊於期和桓齮[huán yǐ]是否为同一人也存在相关争议。例如，当代著名史家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认为樊於期和秦国名将桓齮是同一人，而现代历史学家贺润坤在《桓齮与樊于期并非一人》一文中持相反的意见。[3][4][5]
叛秦入燕
燕国太子丹逃回燕国后不久，秦国将领樊於期因伐赵失败，兵败于李牧，害怕回国被治罪而叛逃至燕国，燕太子丹收留了樊於期，因此秦王迁怒于燕太子丹。燕国太傅鞠武劝谏燕太子丹不要收留樊於期，以免引来秦王的仇视。燕太子丹表示樊於期穷困潦倒无处安身时投奔于我，我总不能因为迫于强暴的秦国而抛弃我所同情的朋友。燕国太傅鞠武表示可以把樊於期送往匈奴避难，就可以避免招来秦国的仇视，还可以保全樊於期。燕太子丹否定了太傅鞠武的建议，认为太傅鞠武的计划时间太长，且樊於期目前的情况应该接纳他，希望太傅鞠武可以考虑别的办法。太傅鞠武表示选择危险的行动想求得安全，制造祸患而祈请幸福，计谋浅薄而怨恨深重，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大祸患，这就是所说的‘积蓄仇怨而助祸患’了。最终在燕太子丹的一再坚持下，樊於期最终得以留在燕国。[1][2][6]
献头刺秦
由于燕国太子丹在秦国为质子时，未告知秦王政而私自逃回燕国，以及收留了秦国叛将樊於期。所以燕国惧怕遭到秦王政的仇视，举国上下都惧怕秦国的讨伐，为此燕太子丹忧心忡忡，进而与燕国处士田光商讨解决方法。于是在燕国处士田光的举荐下结识了荆轲。在秦国灭赵后，太子丹担心秦王政兵指燕国，决定派荆轲入秦行刺秦王。荆轲表示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於期的脑袋，故推荐用樊於期的首级以及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献礼以此来取得秦王政的信任，进而便于行刺秦王。但燕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将军到了穷途末路才来投奔自己，便不忍心为自己私利而伤害这位长者。[1][2][7]
于是荆轲找到樊於期并表示秦国对待将军太过残酷了，父母、家族都被杀尽，现在有一良计，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并洗雪将军的仇恨。此计便是献上樊於期的首级以此来取得秦王政的信任进而使荆轲能够顺利行刺秦王。樊於期将军听后长叹表示赞同，于是便自刎。燕太子丹听闻此消息，立刻驾车前往，见到已经自刎的樊於期后，趴在樊於期尸体上伤心痛哭。燕太子丹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便派人将樊於期的首级装入匣子中密封起来，以便荆轲行刺秦王。[1][2][8]
人物争议
当代著名史家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的一条注释破译了这一历史之谜：樊於期就是桓齮，音同通假，犹如田忌或作田期、田臣思。桓齮于秦始皇十四年败走，燕太子丹于秦始皇十五年归国，时间也正当。[4]
贺润坤在《桓齮与樊于期并非一人》一文中认为樊於期与桓齮并非一人，理由如下：其一，桓齮在肥之战的存亡，尚属历史疑案。况且《史记》所谓“走”桓齮者，杨先生释“走”为大败后畏罪逃走，其实不然，古谓逃亡之事，常用“亡”字来表示，“走”者古为跑之意，在此只能释为败走，即桓齮所率秦军败走，并无桓齮畏罪逃跑之意，否则将《战国策》所载之李牧“数破走秦军”释为李牧多次大破秦军使其畏罪逃走显系不通。[5]
其二，即使桓齮兵败有罪，按照秦国法律和秦国君处理败军之将的史例，桓齮亦无必要畏罪逃亡他国，即使因兵败之事逃亡，秦王嬴政亦不至于将其父母及宗族戮没，而又购其首级以金千斤、邑万户的重价。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先胜后败，楚“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秦王嬴政虽然震怒，但并未处李信败军之罪，相反，秦灭楚之后，秦王嬴政又任李信为王贲[wáng bēn]副将，灭掉燕、齐两国。桓齮屡任秦军主将，战功显赫，倘仅在肥之战失利，秦王嬴政肯定不会对其重罚，那么他又何必畏罪逃跑呢。至于此役之后，各种史书不再记载桓齮之事，其原因只有一个，即肥之役桓齮确实兵败被杀，《战国策·赵策四》并未误记，而是《史记》所载有误了。[5]
其三，樊于期与桓齮并非一人，《战国策》与《史记》的作者早已作了回答，《战国策》既载桓齮被李牧杀之于肥，又载樊于期得罪秦王逃燕，桓齮与樊于期显然各有其人，一书所载不可能如此自相矛盾。《史记》既载了桓齮败走之事，又载了樊于期逃燕之事，可见司马迁也将樊于期与桓齮视为两人。至于樊于期与桓齮两人名字音同通假之说，第一是两人的名字字数不一，二是姓名字形相去甚远，故此说亦难服人。[5]
文学形象
樊於期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作《东周列国志》中有如下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描述：长安君成峤[qiáo]告知天下臣民，传国的道义应该是传位于正统嫡子，但文信侯吕不韦觊觎秦国国君之位。现在的秦王嬴政并非先王的子嗣，而是吕不韦的后代。吕不韦是用自己怀有身孕的小妾迷惑秦国先王，导致秦国先王认为该小妾所生的就是自己的子嗣。吕不韦被秦王政尊居为相父，最终吕不韦会以臣子的身份篡夺君位。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人神共愤。樊於期不耻吕不韦的做法，于是起草一篇檄文声讨秦王政。[3]
樊於期将檄文四处传布，秦国的人大多数都听说过吕不韦向秦国先王进献自己小妾的事情，等见到檄文中的怀娠奸生等话，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大家都忌惮吕不韦的威严，不敢起兵反抗，但是也都有了观望之后再做决定的打算。当天有异象，人心逐渐开始动摇。樊於期集结兵马，攻下了长子、壶关，兵马势力逐渐强大。张唐知道长安君已经造反，于是连夜赶往咸阳告知秦王政该事件。秦王政看到檄文之后大怒，于是召来相父吕不韦商议。吕不韦表示长安君年龄尚小，这件事不是长安君做的，而是樊於期主谋。樊於期有勇无谋，出兵即可平定叛乱，不必太过忧虑。于是命王翦、桓齮、王贲等人率十万大军，前往讨伐长安君。最终经过大战，樊於期兵败并逃往燕国，王翦追之不及。[3]
后世纪念
易县镇灵塔，也称血山塔，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血山村，距荆轲塔往南不远。坐落于血山村村北小山坡之上。塔建于元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山的名字原来叫樊馆山，因有樊於期的馆舍而得名。据传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后，燕太子丹在这座小山上为他建了馆舍居住。这里离燕国的都城燕下都只有两公里的距离。樊於期献出了自己的人头，以促成荆轲刺秦王的壮举。据说他的血把山上的土都染红了，于是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座小山称为了血山。塔也称作血山塔。在罗杨老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丛书 河北保定 易县卷》中表示樊於期自刎血山，故后世认为血山塔是为了纪念樊於期。但根据近些年来文物工作者的查证，这座塔实际上是纪念当地高僧的镇灵塔，在古塔的第二层，嵌有一块石刻，上书“大朝易州开元寺尊宿敖公尚座灵塔”，铭文中“大朝”应该是指元朝建立前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的国号，现古寺无存，独存此塔。[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