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馥

朱梅馥（1913年2月20日-1966年9月3日），女，原名朱梅福，出生在南汇县城（今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境内），中国翻译家、作家、文艺评论家傅雷的妻子。^[5][2][3]

朱梅馥中学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懂英文，也曾学过钢琴。^[6]她与傅雷从小相识，14岁时，两人定下婚约。1931年，与留法归来的傅雷举行了婚礼。1934年，生下傅聪。1937年，生下次子傅敏。婚后，朱梅馥主要负责操持家务，照料傅雷的工作起居。^[5]1966年8月30日，朱梅馥与傅雷的住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9月2日深夜，她与丈夫联名写下了遗书。1966年9月3日上午，两人一起自缢身亡，终年53岁。^[7][8]1979年4月26日，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举行了“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会上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朱梅馥和丈夫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夫妇二人的骨灰随后被移入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安葬。^[5]2013年10月27日，两人又迁葬于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9]

杨绛曾评价朱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还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10]

1913年2月20日，朱梅馥出生于南汇县城（今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境内）。因出生之时正值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父亲给她取名梅福。^[6]

由于朱家与傅雷外婆家是邻居，朱梅馥与傅雷从小就相识。特别是傅雷在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寒、暑假住在外婆家，朱梅馥常与他见面。^[2]又因朱梅馥的姑祖母也姓傅的关系，两人也是远房表兄妹的关系。^[6]

朱梅馥先是在上海教会学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她懂英文，也曾学过钢琴。^[6]

14岁时，朱梅馥与傅雷定下婚约，此后傅雷赴法国留学。然而两人并没有因此断了联系。1932年，朱梅馥与学成归来的傅雷在上海一家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四目交汇的那一刻，两人都明白今生任谁也无法将他们分开。傅雷嫌梅福这个名字太土气，便将她改为梅馥，同时还给她取了一个法文名字“玛格丽特”。^[11]婚后第二年，为他诞下一子，然而不久夭折。9月，傅雷母亲因风湿病去世，朱梅馥随丈夫扶柩回乡将其安葬。^[5][12]

1934年3月10日，朱梅馥产下一子，取名傅聪。1937年4月15日，次子傅敏出生。婚后，朱梅馥主要负责操持家务，照料傅雷的生活起居，期间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傅雷的文稿，都是她先一一排好顺序，再抄写的。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就连傅雷给儿子写信，每封信都由她抄写留底；儿子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2][5]1957年，丈夫傅雷被上海市作家协会划为戴帽“右派分子”。1961年，被摘除“右派帽子”。反右运动期间，朱梅馥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8]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7]8月30日下午，朱梅馥被抄家，丈夫傅雷挨了红卫兵无数耳光。9月2日，造反派撤离后，朱梅馥清理、归位了一些被砸乱的东西。当天深夜，她与丈夫联名写下了遗书。1966年9月3日上午，两人一起自缢身亡。为防上吊时踢倒凳子吵醒邻居，他们还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8][13]

1979年4月26日，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举行了“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会上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朱梅馥和丈夫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两人骨灰随后被送往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安葬。^[5]

朱梅馥是《傅雷家书》的作者之一，该书为1954年1月18日至1966年9月2日间傅雷、朱梅馥夫妇和儿子傅聪、傅敏及儿媳弥拉之间书信往来的合集，由傅敏加以编写整理。^[14]

1981年8月，三联版《傅雷家书》出版，这版《傅雷家书》收录了朱梅馥和丈夫傅雷写给傅聪的116通书信和写给傅敏的2封信。1984年增补本第二版中，收录书信178通，包含朱梅馥信16通。200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插图增订版收录朱梅馥家信39通。^[15]

“朱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杨绛（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评^[5]

“妈妈（朱梅馥）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忍。”——傅敏（特级英语教师、朱梅馥次子）评^[16]

丈夫傅雷一生多次感情出轨。在法国求学期间，他被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女子看中。交往一段时间后，傅雷决定向玛德琳求婚，于是他就给朱梅馥写了一封退婚信，请好友刘海粟帮他寄出。但刘海粟不看好这段婚姻所以没有寄出。婚后，朱傅两人生活也算琴瑟和谐，但傅雷一个女性朋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暂时安定平衡的局面。甚至有一段时间，只要她不在身边，傅雷就几乎没法工作。朱梅馥作为妻子，不忍看到丈夫痛苦煎熬，但她从没有埋怨过傅雷，也从没抱怨过这位女子。她认为只有把这名女子请到家里来，傅雷才能安心工作，于是她主动打电话给这名女子，约她来家里，傅雷的精神果然安定了下来。以后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给这位女子打电话说： “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等这位女子来了以后，她就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并适时地出来给两人端茶送水。朱梅馥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后来她主动离开傅雷。^[5]

1961年10月，朱梅馥在给儿子傅聪的书信中，曾提到父亲傅雷的“艳遇”。她说： “回想二十年前，我跟你爸爸的情形，那时你五岁，弟弟二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任性、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幸福是拿或多或少的痛苦换来的。眼前的、短时期的幸福往往种下了将来的、长期的，甚至下一代痛苦的根，这是最值得深思的。”^[5]

2013年10月27日，朱梅馥与丈夫傅雷的骨灰回迁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举行。^[9]

2020年10月25日，为纪念傅雷先生，并传承傅雷精神，在傅雷诞辰112周年之际，“傅雷和朱梅馥”纪念章在丈夫傅雷的故乡上海周浦首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