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朝鲜文名：조선왕조실록，又称《李朝实录》）^[2]是朝鲜王朝重要的一套编年体历史书，载有君主敕教、大臣疏启、法律条文、外交文书、君臣对话、重大事项讨论记录等，大部分以汉文记录，于历朝鼎革之时编纂而成。^[2][3]

《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朝鲜王朝自始祖太祖至纯宗共27代、跨越519年（1392年至1910年）的历史。该书按年、月、日编排，内容涵盖君主敕教、大臣疏启、法律条文、外交文书、君臣对话及重大事项讨论等多方面史料，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文化等领域。全书共计1893卷，888册，约6400万字，现存版本包括鼎足山本1181册、太白山本848册、五台山本27册及其他散页本21册，总计2077册。^[1][3][4]其中，因为朝鲜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为日本朝鲜总督府编撰，不为朝鲜、韩国的历史学家所承认。^[1]《朝鲜王朝实录》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对忠义道德的崇尚，以及对明朝的“义理”主张，这在清前中期的历史中尤为明显。^[5]

《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朝始祖太祖到哲宗共25代（1392年-1863年）的版本，1973年被指定为韩国国宝第151号，1997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3][1]《朝鲜王朝实录》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其中也包含不少有关中国、日本的史料，为学界所重视。^[4]

《朝鲜王朝实录》，朝鲜文名：조선왕조실록，又称《李朝实录》。^[2]

朝鲜的君主去世后，继任君主会在春秋馆设置专门的临时机构——实录厅，负责编纂前朝实录。其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前任君主在位期间史官们记录的史草、《时政记》《承政院日记》《议政府誊录》《日省录》、其他政府机关记录以及个人文集等。其中，史草和《时政记》是最重要的取材资料。无论是基础资料的收集记录，还是实录的具体编纂，都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进行，君主也不能随意查看，这进一步保证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实录编纂完成后，会在春秋馆和全国各要地设置的史库中各保存一份。尽管部分资料曾遭战火焚毁，但朝鲜政府会及时组织重修和再版。^[1]

参与《朝鲜王朝实录》编写的人员，无论是基础资料的制作，还是实际编撰的士官，对其官职的独立性和记述内容的保密性都设有制度加以保障。^[3]

1413年完成的《太祖实录》开启了朝鲜王朝君主实录的传统，此后一代代君主的实录便构成了整部《朝鲜王朝实录》。前三代君主的实录以手稿形式呈现，书法艺术卓越。此后的史志均用铜版或木版活字印刷术印制于上等的纸张上并使用上好的装帧。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太祖、定宗、太宗、世宗直至哲宗等23代君主在位期间的记录都称为“实录”，而第10代君主燕山君和第15代君主光海君的两部则称为“日记”。这是因为燕山君和光海君被视为“暴君”，他们死后，继任君主并没有按照惯例为他们上谥号，仍以即位前的称号称呼他们。故而，他们在位期间的记录仅被称为“日记”，而非“实录”。另外，因为朝鲜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为日本朝鲜总督府编撰，不为朝鲜、韩国的历史学家所承认。^[1]

《朝鲜王朝实录》，亦称《李朝实录》，是一套编年体历史书籍，记录了朝鲜王朝自始祖太祖至纯宗共27代、跨越519年（1392年至1910年）的历史。该书以君主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记载了君主敕教、大臣疏启、法律条文、外交文书、君臣对话、重大事项讨论记录等，内容涉及朝鲜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事实。一般情况下，朝鲜的君主去世后，继任君主会在春秋馆设置专门的临时机构——实录厅，负责编纂前朝实录。其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前任君主在位期间史官们记录的史草、《时政记》《承政院日记》《议政府誊录》《日省录》、其他政府机关记录以及个人文集等。全书共计1893卷，888册，约6400万字。^[1][3][4]

序号君主名号（韩文）君主名号（中文）在位年份1태조太祖1392年~2정종定宗1399年~3태종太宗1401年~4세종世宗1418年~5문종文宗1450年~6단종端宗1452年~7세조世祖1455年~8예종睿宗1468年~9성종成宗1469年~10연산군燕山君1494年~11중종中宗1506年~12인종仁宗1545年~13명종明宗1545年~14선조宣祖1567年~14-1宣祖修正1567年~15광해군光海君1608年~15-1光海君中初本1608年~15-2光海君定初本1608年~16인조仁祖1623年~17효종孝宗1649年~18현종显宗1659年~18-1显宗改修1659年~19숙종肃宗1674年~19-1肃宗补阙订误1674年~20경종景宗1720年~20-1景宗修正1720年~21영조英祖1724年~22정조正祖1776年~23순조纯祖1800年~24헌종宪宗1834年~25철종哲宗1849年~26고종高宗1863年~27순종纯宗1907年~27-1纯宗附录1910年~

参考资料^[6]

其中，因为朝鲜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为日本朝鲜总督府编撰，不为朝鲜、韩国的历史学家所承认。^[1]

史草和《时政记》是最重要的取材资料。无论是基础资料的收集记录，还是实录的具体编纂，都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进行，君主也不能随意查看，这进一步保证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实录编纂完成后，会在春秋馆和全国各要地设置的史库中各保存一份。尽管部分资料曾遭战火焚毁，但朝鲜政府会及时组织重修和再版。因此，到20世纪初，实录在鼎足山、太白山、五台山和赤裳山的4处史库中各有保存。保存在鼎足山史库和太白山史库的实录，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期移交京城帝国大学管理，韩国光复后由首尔大学奎章阁保存。1984年，太白山史库保存的实录被转移到韩国国家记录院釜山分院保管。保存于五台山史库的实录在日本殖民时期流落日本，由东京大学保管，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火灾中被烧毁大部，仅余27册，现存于首尔大学奎章阁。保存于赤裳山史库的实录在朝鲜战争期间被移至北方，现藏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1][3]

《朝鲜王朝实录》现存的鼎足山史库本1181册、太白山史库本848册、五台山史库本27册和其他散页本21册。^[1]

影印时间影印机构影印内容缺失部分备注1930-1932年汉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朝鲜王朝实录》缩版影印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日本占领朝鲜后影印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朝鲜王朝实录》缩版影印本影印复制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1955-1958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东国文化社韩国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日本人所编之《高宗实录》纯宗实录韩国不认同日本人所编的部分，故未收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与朝鲜科学院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以补日本学习院版本之缺2012年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由朝鲜王朝始祖太祖到纯宗的27代519年（1392－1910）间的史料

参考资料^[7][4]

朝鲜有专职史官，也有专职史馆，还有专门纂修实录的实录厅、日记厅，也配备兼职的史官。朝鲜春秋馆是记录时政与撰修国史的专门官厅，艺文馆中之正七品的奉教、正八品的待教和正九品的检阅与春秋馆的记注官、记事官，虽然职位非常低，但是随侍国王左右，记录国王与宫中的事情，实系朝中清望之职，选任非常慎重。朝鲜在史馆中设立了编修实录的专门机构。由领议政（领春秋馆事，正一品）或左右议政（监春秋馆事）中一人担任总裁官。睿宗元年（1469）编修《世祖实录》时，开始在春秋馆下设置实录厅、日记厅等，实录厅下再分房，具体编撰事务由各房分担。编撰官有实录厅总裁官一人、都厅堂上六人、阁房堂上六人、都厅郎厅四人、各房郎厅十二人，各房定期完成史草。如可分为一房、二房、三房、四房等，按照年限分别负责编修如《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编修时，乃分三房，分别负责编修不同年份的史事。《世宗实录》以后，则分为六房“以世宗三十年之事，未易编摩，分为六房，皆欲速成。”，各房按年份分别编修。即如《明宗实录》，明宗在位二十二年（1545-1567），宣祖元年(1568）八月设立实录厅，分班负责编修实录。一房负责：即位年、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房负责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房负责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后来编成三十四卷。分工合作，做到责任明确，任务清楚，有利于实录编修的严格管理。这样，从制度上，朝鲜就为实录的编修给予了保证。^[8]

朝鲜对于史料的收集与实录编修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要细致得多。朝鲜篡修实录重要的资料有：春秋馆时政官的史草、《承政院日记》及其他各司誉录、朝报及个人日记、疏草、随笔（野史）、文集，以及后来的《备边司誉录》、《日省录》等等皆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朝鲜王朝各部门形成了个很好的编修档案资料的制度，《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誉录》及其他各司誉录等都是此类资料。《日省录》则是李朝正祖时期才开始编修的，乃按日记录国王的言行举动这些都构成了朝鲜实录的重要资料来源。^[8]

史草主要是奉教、待教、检阅等史官所记的资料，他们随侍国王左右，记录宫中和朝中的所见所地方上也有类似的记载，也算作地方上的史一旦决定编修实录，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史草上交实录厅，各房将所上交的史料按照年月日，编成编年体的史书，然后由各房堂上官与郎厅官编成实录的初草，初革编完，各房的任务就算完各郎厅再对初革进行校阅，追加脱落的材料，将多余的进行删削，形成中草总裁官与都厅的郎上官再将中草校阅，就史书的体裁作必要的调整，文字作必要的删改，形成正草。实录编修经过初草、中草、正草个阶段后，才算修成。^[8]

史草以外，《时政记》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太祖建国后，规定京外各官厅记录其行事，送给春秋馆保存，由奉教、待教、检阅等史官收集保管，以备后世龟鉴，由此形成一个制度。这并不是朝鲜时代的创举，高丽王朝时期，就曾颁布过相关的法律。最初的三部实录《太祖实录》《定宗实录》《太宗实录》即主要依靠这些资料编出来的。世宗十六年（1434）十一月，国王再下敕令；申明史官要组织强大班子，将各官厅记录按照时间先后，编成《时政记》。以后《时政记》的编撰就成为史官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时政记》一般一个月一册，若事情多，也可以是两册以上。《时政记》在《世宗实录》编撰之时，是最重要的史料，以后实录编篡时，先从《时政记》中，抄出最重要的史料，然后再追加其他资料，并补充，而修成实录。这样，从资料的收集上，朝鲜有更为严密的制度保证，准备相当充分，而且编篡过程上，朝鲜实录也更为严格些。^[8]

朝鲜王朝在实录编修过程中，党同伐异、颠倒是非的事情常有发生，所以一旦政权发生变化，对实录不满，改修之事屡见不鲜。肃宗朝(1675-1720）老论与少论的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持续达二十余年之久，朝政腐败，肃宗晚年、景宗初年老论派当政，由老论首领李光佐掌控，首次编修《肃宗实录》，政事全凭老论标准评断。后来，少论派反戈，由少论首领宋寅明主持改修，坚持少论派立场，但因部头太大，全部改修已不可能，只得在每卷末加上“补阙正误”的史料条文。景宗朝(1721-1724）政治是肃宗朝的延续，当时老论与少论争斗也很激烈，而实录编修时，正是少论派当政，老论派受到打击。所以《景宗实录》中对老论极力贬斥，后来老论派又当政，对于由少论派编修的《景宗实录》不满，于是就有修正之举，编出了《景宗改修实录》，景宗一朝竟然有两部实录行。可见，实录的篡修与朝廷内得势君主、大臣及其集团的政治利益密切关联，史学本身具有的政治机制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受到严重的扭曲。^[8]

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太祖、定宗、太宗、世宗直至哲宗等23代君主在位期间的记录都称为“实录”，而第10代君主燕山君和第15代君主光海君的两部则称为“日记”。这是因为燕山君和光海君被视为“暴君”，他们死后，继任君主并没有按照惯例为他们上谥号，仍以即位前的称号称呼他们。故而，他们在位期间的记录仅被称为“日记”，而非“实录”。另外，因为朝鲜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为日本朝鲜总督府编撰，不为朝鲜、韩国的历史学家所承认，因此也不包含在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朝鲜王朝实录》中。^[1]

《朝鲜王朝实录》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对忠义道德的崇尚，以及对明朝的“义理”主张，这在清前中期的历史中尤为明显。朝鲜王朝出于对清朝思想文化的不认同，主张对明朝奉行“义理”，这在军事上表现为对清朝的“北伐论”的兴起，以及政治上围绕“大报坛”的创设为核心的系列举措的实施，如“表彰忠义”“善待漂汉及明朝后裔”等。^[5]

李朝在对明奉行“义理”思想的指导下，注重对中韩历史上的忠义之士予以表彰。就其范围来讲，主要包括李朝历史上在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丁卯胡乱、仁祖反正和明清鼎革等时期出现的忠义之士；就其对象来讲，既包括李朝内部，也包括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忠义人物。孝宗二年 (1651)六月，孝宗与大臣会议宗庙配享事宜，孝宗下教说:“配享诸臣，既已议定矣。第念粤在拨乱反正之时，二三武将之勋，庸岂不及于一二元勋，而皆不得与焉。非但予心不安，抑先王在天之灵，亦必有所歉，宜有变通之道，其令该曹，更议于诸大臣。”大臣等议完丰府院君李曙、平城府院君李景祯，“并入配享之列。”^[5]

清前中期李朝对明奉行的“义理”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连续性。对明奉行“义理”是李朝的一贯认识；二是勃发性。李朝的对明奉行“义理”思想具有在特殊事件发生时突然勃发的特点；三是隐密性。李朝对明奉行“义理”思想尤为重视对清朝保密，以最大程度上避免来自清朝的压力；四是积极主动性。即注意加强对清朝情报的搜集，并积极加强武备。^[5]

1413年完成的《太祖实录》开启了朝鲜王朝君主实录的传统，此后一代代君主的实录便构成了整部《朝鲜王朝实录》。前三代君主的实录以手稿形式呈现，书法艺术卓越。此后的史志均用铜版或木版活字印刷术印制于上等的纸张上并使用上好的装帧。每一卷史志都是其所在时代的文化和技术的典范。《朝鲜王朝实录》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提名表中介绍，“《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25代君主的统治史”，“其中三位君主的政绩最为卓著，分别是：征服高丽并开创朝鲜王朝的首代君主太祖李成桂，创制了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并致力于科学发展的第4代君主世宗大王李祹，以及设立王室图书馆奎章阁、繁荣了文学和艺术的第22代君主正祖大王李祘”。^[1]

《朝鲜王朝实录》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其中也包含不少有关中国、日本的史料，为学界所重视。^[4]

20世纪30年代，《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9]

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套多卷本的《明代满蒙史料朝鲜王朝实录抄》。它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东洋史学者池内宏博士负责监修，旗田巍编辑的。这套《朝鲜王朝实录抄》传到中国后，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凡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学者几乎无一人不借助这套资料。它帮助我们解决了东北民族史中许多重大问题，攻破了大量的长期不得解决的难关，是东北民族史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资料长编。^[10]

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三年(1977—1979)，即有论著刊出，关涉中朝经济文化交流、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历史人物、义兵运动和朝鲜“三一运动”研究等若干方面，开启了学术研究新的征程。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朝鲜王朝实录》，王钟翰辑录了女真史料，开启了中朝关系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被视作“承前启后的80年代”，中朝关系史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直至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前的十余年间，中国朝鲜史学界开展了频繁的学术活动，创办了学术期刊，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学术阵地，整理了原始资料，促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得到了全方面发展。1980年，吴晗早年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出版，为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11]

《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朝鲜时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制度、法律、工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美术、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事实，是珍贵历史文献。而且，《朝鲜王朝实录》在历史叙述方面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此点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3](驻华韩国文化院评)

《朝鲜王朝实录》的内容涉及朝鲜王朝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其中也包含不少有关中国、日本的史料，为学界所重视。^[4]（豆瓣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