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

《新工具》（英语： New organon,or true direct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拉丁语：Novum Organum），原名《新工具或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英语：New organon， or true direct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拉丁语：Novum Organum， sive Indicia Vera de Interpretatione Naturae），是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著作，为培根著作《伟大的复兴》中的第二部分，于1620年以单行本出版。^[1]

《新工具》一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有箴言130条，强调人是自然仆役和解释者，人要指挥自然就要先服从自然，要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就要排除成见和虚妄心理。培根在这卷抨击了经院哲学，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和“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阐述了一切知识求助于感官经验的经验论原则。第二卷有箴言52条，培根论述了他提出的新逻辑方法，即经验归纳法。他批判了旧的逻辑方法，认为三段论演绎法对于人们探求真理没有帮助。培根强调要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大量收集材料来获得真理，随后用具有表、差异表和程度表等三表法整理材料，以求得对事物的本质认识。^[3]

培根的《新工具》不仅为普通法这一判例法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逻辑根据。而且其中的方法论抵御了罗马法的冲击，确立了以普通法为代表的判例法体系的制度自信，为普通法的近代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4]培根的《新工具》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在中国，启蒙思想家是最先接受思想启蒙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了蒙昧状况，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向近代人的转变，并且影响到中国启蒙运动的命运。^[4]在《新工具》中，培根对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示了阻碍人们追求真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新的科学归纳方法，奠定了现代归纳法和经验论的基础。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称培根的《新工具》是史诗般的冒险，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2]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近代英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法学家。培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大法官，母亲安尼·库克热心于宗教和翻译事业。12岁时培根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师从怀特吉夫特博士，并初步接触了哲学。1576年，培根转入英国四所著名律师学院之一的格雷律师学院学习。不久后被派往巴黎作为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两年，这段经历为培根后来的著作《欧洲政治考》提供了社会考察、实地调研的机会。1579年，培根听闻父亲去世后立刻返回英国，随后返回格雷律师学院继续学习法律。1584年培根当选国会议员，但因提议要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同等地位而触怒女王，导致他不受重用。两年后培根成为格雷律师学院的荣誉讲师，随后又被选为助理讲师。1597年培根完成了《法律箴言录》。^[5][6]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培根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维护王权者。随后培根的仕途一路畅通，先后担任检察长、掌玺大臣、大法官。但他维护国王专权的做法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满，1621年培根被国会议员指控在案件受理中收取贿赂，随后在同年5月他被判罚金4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不得担任官职和国会议员。虽然国王赦免了培根的监禁和罚金，但他也永远退出了官场。^[5]1625年春天，培根对《论说文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了第三个版本。1626年1月底，培根刚过完65岁的生日，他就开始感到了年岁的压迫和因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培根试图吃些补药，舒解痛苦，但效果不是很好。培根在逝世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了，但他仍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1626年4月9日培根因病去世。^[7]

培根是一个多产的思想家。他在文学、史学、哲学和法学上都有所成就。培根在文学和哲学方面著有《论说文集》《学术的进展》《新工具》等；史学方面著有《亨利七世的历史》；法学方面著有《论增加》《法律箴言录》《法律的使用》及《英格兰法和苏格兰法律提要》等。^[5]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培根是近代哲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和对科学程序进行逻辑组织的先行者，德国思想家马克思称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8]

培根认为人类必须重新开始科学工作。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世界理论，他只是为科学标出范围指出取得新成就的方法。为实现这一目的，他计划写他的巨著《伟大的复兴》，这部书有六个部分，培根只完成了两部分:《百科全书》或《学术的进展》以及《新工具》。他按照人类对心灵能力的运用，将知识领域或者“理智领域”划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也就是记忆、想象和推理)，并将每一部分又再分为许多具体部门。^[9]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圈地运动”。在发现了新大陆和开辟了新航路之后，英国的商业市场扩大到国外，同时毛织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当时的中小地主和贵族为了赚钱便用围墙、栏栅围起自己的和从别人那里抢夺的土地，用资本主义方式放牧羊群。圈地运动的结果，一是地主、新贵族的土地和货币的增加，这是原始积累的不断增殖的资本；二是迫使流浪的农民们接受资本主义雇佣剥削，成为了廉价的劳动力。第二种方式是掠夺海外殖民地。新航路的开辟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为海外掠夺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新兴资产阶级在不断的远洋航行中将商业与海盗、掠卖奴隶连在了一起。在海外掠夺过程中，英国从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大部分巨额利润都被投入到工业上，使英国技术力量进一步增强。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这种状况使英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发生巨大变动，封建贵族阶级走向末日，新贵族产生并不断壮大，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都铎王朝时期，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利益都依靠王权、支持王权，而当时的国王也需要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原有的阶级力量平衡局面被打破了，资产阶级与封建主的矛盾越来越多，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由此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要求摆脱传统思想，建立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基础，就必须发展科技和知识。为了号召人们获取真正的知识，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反对神学主义和旧传统，反对盲目崇拜权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培根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份子，在《新工具》中抨击了经院哲学和封建神学，应时代和资产阶级的需求，培根建构了一个注重实验、注重经验的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科学归纳法。^[10]

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于经验是不重视的，而经验基本上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从古希腊开始，劳动就是获得生存必需品的手段，代表着“痛苦”和“费力”。由于劳动大多只有奴隶从事，因而劳动被认为是不自由的。自哲学发轫以来，劳动就处于人类活动中的最低位置，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贵族思想家的鄙视，认为没有必要去理解、解释那些下等人所从事的营生活动，因而也认为从经验中获取认识是过于简单而缺乏智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感觉经验是人们认识的障碍，会使他的“灵魂变瞎”。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根本看不到一点经验的影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及了经验，但实际上他所崇尚的仍是思辨的理性，他还把人称作“能说会道（理性）的动物”。这种重理性、轻经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培根所生活的年代。^[11]

培根的时代是经院哲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而传统的经院哲学崇尚思辨的逻辑判断。培根很反感这种理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想要把经验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一向受鄙视的卑贱地位中解放出来，彻底摆脱中世纪的黑暗笼罩。在培根看来，这就是经验的伟大复兴，是一种人们探索和发展科学的“新工具”。而要解放经验，必然要恢复其在认识论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把其上升到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培根通过《新工具》批判了经院哲学，提出了经验论原则。^[3][11]

《新工具》包括序言和两卷正文。在序言中，培根说明其写作目的是给人类的理解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指出人在解释自然、认识自然时，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悲观失望，要借助真正归纳的方法，以便在行动中征服自然。^[12]正文内容主要有：阐明“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分析阻碍知识进步的原因，批判经院哲学方法；论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经验主义认识原理；阐述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即归纳法。^[13]

培根认为，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但大多数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贪图名誉的工匠从事发明创造，但多半牺牲自己的幸福。人们不仅不去增加科学知识的财富，反而把已有的知识财富用于讲演，博取名誉。有的人以忠实的热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但他所追求的，也还是各种各样的思辨玄想和教条，而不是真理。偶尔有追求真理的人，他所诚心诚意寻求的真理，只是对早已发现的事物加以说明、解释，却没有为科学原理提供新的线索。这些都说明，人们已经把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摆错了。培根称人类是自然的仆役，要解释自然，改造自然，减轻人类的苦难，增加人类的福利，就要依靠科学知识。知识是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力量来自知识，知识变成力量。通过知识了解自然事物的原因，才会产生改造自然事物的结果。对自然事物原因的认识，成为我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规则。要在行动中具有命令自然的力量，就必须服从认识到的自然规律。^[14]

培根认为，经院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从主观到客观 、从理性到感性、从普遍到特殊的先验主义思想路线 。这样，方法论上必然就把从一般原理到特殊事物的演绎法，即三段论作为其唯一的理论工具。这个时期的逻辑学，屈从于宗教神学，成为神学的脾女、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所以又有人称之为“神学逻辑”。教会势力利用经院逻辑为上帝的存在辩护，强迫人们接受教会推理的结论。因此经院逻辑像经院哲学一样成为教会愚弄人们的工具，使人们整天陷入无谓的争辩之中。^[15]

培根首先指出经院哲学是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满足于对上帝的抽象证明，这种证明脱离了自然和科学实验，不能获得新的知识，更不能检验真理。因此经院哲学是无意义的，是“时代的产物”。其次，三段论的前提是不确定的。经院哲学的三段论推理的前提判断的得出，是由抽象得来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那么，由此得出的整个三段论的基础，即对判断的定义，就不必然稳定。所以，三段论的结论不必然真。再次，中词的地位。中词在三段论中仅仅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只能是普遍意义上的联结判断的中介，没有其他任何作用，中词本身仍然存在笼统概括、不确定性等诸多问题。最后，对普遍性命题的无效性。三段论在处理普遍性命题时，显得无能为力。培根指出，“经院学者己经尽其所能把神学归成极有规则的一套，已经把神学归成一种方术，结局并还把亚里士多德的爱争而多刺的哲学，很不相称地同宗教体系融合在一起。”经院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辩论中枯燥的争词的工具。他指责经院哲学这种仅靠神的意念支配的脱离现实、空洞的形式规则的做法，不能作为认识的方法，更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它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敌人。而培根用来批判经院哲学的工具，就是“四假相”说。^[15][16]

培根认为，改造人类的知识必须从根本入手，从基础开始。不能希望把新东西加在或接在旧事物之上就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进步。如果不从基础本身重新开始，就只能永远绕圈子，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14]

一.哲学应该研究客观自然界。培根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人所能作的和能认识的，就是他在自然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超出自然过程以外，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分子是事物最简单的性质，构成物体的分子在不停地运动，这种过程使复合的物体形成，使事物改变性质。事物的形式决定事物的性质。“形式”是支配事物简单性质的规律，热的形式即热的规律，光的形式即光的规律。有了一定的形式，必然跟着出现一定的性质；形式消失了，性质也必然跟着消失。认识事物就是把握这种形式，发现了形式，人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在行动上得到自由。^[14]

二.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培根认为人们若非发狂，那么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当求之于感官。知识的全部路程应当从对自然事物的知觉开始，从知觉起步，沿着一条径直的、规则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形成概念和公理。为了获得正确的知识，必须收集大量的感觉材料，这些材料应当尽可能丰富、全面、准确。^[14]

三.实验优于感觉。培根认为单靠人的本有的感觉，还不足以认清事物的性质和本来面目。人的感官失误，会造成各种假象，甚至还会欺骗人。感官的能力也难以反映那些太微小、距离太远、运动太快的东西。所以要把感觉经验纳入一定的程序，遵循理智的规则进行，这就是实验。实验是在对自然进行主动干涉的情形下，对自然事物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自然的奥秘在技术的干扰下更容易暴露出来。一切真实的知识，是从适当的经验中得到的。自然发生的偶然观察，如同在黑夜里行走，侥幸地四面摸索，实验观察则是点起蜡烛照明道路。^[14]

四.经验与理性相结合。培根认为历来研究科学的人，或是片面的经验主义者，或是片面的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知道收集感觉材料，不加消化地使用。理性主义者却像蜘蛛，不去收集材料，只会从自己身体内吐出丝网。真正的哲学工作应像蜜蜂那样，从花园里和田野里采集花粉，再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和消化采集来的材料。哲学思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实验中收集材料，原封不动地存入记忆。它把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再存入思想，它是实验能力与理性能力更密切、更纯粹的结合。如果人们只停留在收集实验的材料，而不运用一定的方法，从特殊的事例中抽取出公理，那么从实验中便得不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也不会为探索新事物指明道路。^[14]

五.实验检验真理。培根认为科学实验所发现的事物的形式，与有用的行动规则是一回事。在实验中，一个人要想在某个物体上面产生或加上某种性质，他所希望得到的规则、规律，一要真实可靠，二能普遍推广，三可以导致行动，接近实践。一个完善的知识公理，应当是在操作实践中最有用的。“凡在操作上是最有用的，在知识上也是最真实的。”知识公理是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应当把实用性当作印章，给知识盖印，决定它的真伪。^[14]

培根首先要求，一切可靠的真理要依据尽可能多的事实。他对于把事实加以正确的系统化方面也很重视。他认为在把事实系统化时不要过分仓促地形成最后的、最普遍的公理。培根提出的方法要求从大量的事实出发循序渐进，不断地、逐步地上升为最普遍的公理，即科学中最可靠的真理。在事物中所揭示的性质，在培根看来，表明在该事物中应当存在这个性质的“形式”。培根把形式理解为没有它，性质就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形式构成性质的本质。形式不能离开性质，同性质不能分开。什么地方有形式，那里也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性质。相反，性质的存在就是有这一性质的形式存在的可靠证据。例如，表现热的许多现象，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所有这些现象中热的性质，表明这一性质的形式存在。而且热的形式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由此可见，什么地方没有性质，那里也就没有与这一性质相适应的形式。^[17]

培根的归纳法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性质与形式相联系这一概念之上的。培根的归纳法是关于方法的学说，借助于这种方法，根据性质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根据性质强度的变化，确定与这一性质相适应的和必然与之相联系的形式。为了可靠地确定形式，培根要求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在特别的“类推表”中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在其中就可以找到对某一学者感兴趣的某些事物的性质。在这一研究阶段所有的事物虽然应当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有其他的特点而互相不同。显然，所研究的性质的形式，只能在所有事物共同具有的特点中才能找到。^[18]

培根认为无论人的赤手还是人的理智，听其自然，都不能发挥多大效力。要完成工作就要靠工具的帮助。理智迫切需要工具的帮助，心的工具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现有的逻辑并不能帮助理智发现新科学，不能帮助探求真理。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则由语词组成，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如果概念本身不清楚，那么整个三段论就没有稳固的基础。人们所有的概念，无论是逻辑的概念还是物理学的概念，本身都不健全，都是幻想的，没有明确定义的。简单枚举法也不是新科学的正确方法，根据简单列举来推导科学原理是幼稚的，它的结论不稳固，只要碰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例证，就会发生危险。这种根据为数不多的事实达到一般公理的方法是错误的。新科学所需要的研究方法，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归纳法从实验观察的材料开始，用理性去分析、比较、拒绝、筛选，引伸出公理，然后循序渐进，达到最普遍的公理。 科学归纳法主要分为三个步骤：^[14]

一.广泛收集材料。全面搜集由感官获得的各种经验材料，这是归纳法的基础。培根认为要发现自然的性质，不能凭模仿、猜测，而需要亲自接触事实，不辞劳苦地探求。首先要准备一部充足完善的自然和实验的历史。收集的材料数量要多，种类要全，而且要准确。^[14]

二.整理材料。培根认为对搜集到的材料要作合理的整理，如果不以适当的秩序安排繁多的材料，就会使理智陷入混乱和迷惑。在此培根提出了“三表法”来将材料分门别类。“三表法”是将材料分门别类，列成“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存在表中列入那些有关对象的正面例证。研究热，就要把具有热性质的例证，如摩擦、火焰、太阳光线等，收集在此表中。差异表中列入缺乏某种性质的例证，即与前一表中的例证相反的材料。如在研究热时，那些不具有热性质的例证。第三个表是程度表，把所研究的性质增加和减少的例证收集起来，观察它在同一物体中或不同的程度，加以比较。^[14]

三.进行归纳。在“三表法”的基础之上，培根认为采用排斥和否定的方法，把那些非本质的，不重要的因素筛选掉，保留本质的因素。有的因素，当给定的性质出现时，它们不出现，当给定的性质不出现时，它们却出现；当给定的性质增加时，它们减少，当给定的性质减少时，它们增加。这样的因素要全部排除掉，否定掉。做完这一切后，剩下的就是一个肯定、坚固、真实的简单性质，得到关于所研究事物的明确定义。^[14]

由归纳产生公理时一定要循序渐进，按步就班，不要一开始就做过于抽象的概括，从特殊的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所以“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正确的程序，是从特殊事例上升到较低的公理，然后上升到一个比一个高的中间公理，最后上升到最高公理。^[14]

根据经院哲学和神学贬损科学和知识，提倡蒙昧主义的荒谬主张，培根大力提倡科学，推崇知识。为了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迎来科学的伟大复兴，培根分析了造成人们认识错误的根源，提出了“四假相”说。假相（又称偶像、幻像）是指阻碍人们反应客观世界，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主体心里障碍。培根将“假相”分为四种类型，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19]

“种族假相”，是指人们在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中把人类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混杂在一起，导致歪曲事实的真相。培根认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一切感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还是心灵的知觉，都是以一个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不是事物的自然标准，也不是感官的客观标准，而只是个人主观的、自我的标准。从而将人的活动的目的注入到事物的活动中，引出目的论，使事物人格化、拟人化。“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因而使人们普遍具有的。^[19]

“洞穴假相”，是指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如果说“种族假相”是一种集体假相，那么“洞穴假相”则是一种个人假相。培根认为，由于个人偏见或来自个人的天性，或因所受教育、所读书籍、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这种假相各种各样并且数量很多。 因此，从洞穴中观察外界事物犹如坐井观天，不能如实反应事物的全貌。培根揭露了人类认识的死角，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黑洞”，并指出了人类认识时，常受原有经验认识局限而产生的必然偏见。^[19]

“市场假相”，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培根认为这种假象形成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通过言谈而结合的，而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因此如果语词选择的不好或不当，就会大大阻碍人的理解。尽管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智能够正确的使用、支配语言，但事实上语言同样对思维有反作用。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和无能为力。培根认为“市场假相”是最难以排除的、最麻烦的一种假相，它是通过语词和名称的各种联合而“爬进”我们理智中来的。培根认为“市场假相”中语词所造成的混乱，是经院哲学和经院逻辑学几百年来毫无进展的原因之一。^[19]

“剧场假相”，是指因盲目崇拜某个学术权威，轻信某个流行的哲学体系或哲学教条，以及错误的证明法则，从而在人心中形成的假相。在培根看来， “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所以，他也把这种假相称为“体系的假相”。培根认为这不是“天赋”的，而是盲目顺从传统或时下流行的哲学和学科原理、体系或权威而引发的错误。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上不能进步，是由于“崇拜古代，崇拜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对此，他明确的提出了“权威”不等于真理的著名论断：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在“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的分析中，培根强烈的抨击了宗教神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虚伪、教条和繁琐，揭示了人类认识道路上所犯错误的根源。它为培根进一步阐述其“解释自然的艺术”提供了必要条件。^[19]

在科学归纳法中，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到的材料纷纭复杂，如果用不当的“秩序”来考察和安排材料，必然会使理智混乱和迷惑。因此，培根提出了“三表法”用来将材料分析整理归类，即“实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20]

“具有表”是由所考察性质的事例组成的。此表是把实质虽有差别，但却具有某种同一性质的例证列为一表，也称“肯定表”。培根认为探求本质应该是给定一个性质，必须以一种“历史的样子”，客观地、不掺杂任何臆想，把一切已知的虽然材料上不相同但性质上是一类的例证归类到一起。即在某些不同的事物中找出它们的共同性质，从而发现此类事物的“法式”。^[20]

“差异表”又称“接近中的缺乏表”，是由不具有所考察性质的事例组成的。在引出这个方法之前，培根指出记录所有事例是无法穷尽的。因此“反面事例只应附缀于正面事例来举。这意味着缺乏所与性质的事例只应限于和具有或会所与性质的事物最相近似的事物 ”，^[21]培根在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例表叫做“歧异表”，或叫作“近似物中的缺在表”。培根认为必须给理智提供一些缺乏研究的现象的事例，因为如果所研究的现象不存在，那么所寻找的“法式”也就不存在。这正像该现象存在时该形式也存在那样。这就是说，对没有该研究现象的各个场合的考察，只应当在那些与该现象和会有该现象出现于其中的例证中最相似的东西中去进行。培根以“近似物中热性缺如的各种事例”表述他的差异表方法。^[20]

“程度表”也称为“比较表”，是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所考察性质的事例所组成。其目的是必须为研究的一些对象的出现程度提供有所不同的例证。为此就要做到把同一个事物中的这一性质的增减加以比较，或者从各个不同对象中拿出这一性质进行比较。“一个性质若非永远随着讨论中的性质之增减而增减，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形式。因此我把这个表叫作各种程度表，或叫做比较表。”^[22]一个性质，只有在随着所研究的性质的变化而增减时，才是它真正的“法式”。^[20]

培根《新工具》文本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及其中国合作者沈毓桂的工作，具体包括连载于1876-1877年《益智新录》的《格致新理》、分别连载于1877年《格致汇编》和1878年《万国公报》的《格致新法》（下文分别简称“汇编版”和“公报版”）、1888年出版并于1897年重印的《格致新机》。经比对，上述版本均是对《新工具》第一卷的译介，其中《格致新理》和《格致新机》大致相同、接近于直译，《格致新法》则是运用第三人称的介绍性文章。^[23]

出版时间	译者	出版社	说明
1876年-1878年	[英]慕维廉，沈毓桂	《益智新录》	译为《格致新理》，是《新工具》第一卷的译介，刊登于《益智新录》这一月刊上[24]	——
1877年-1878年	[英]慕维廉，沈毓yù桂	《格致汇编》《万国公报》	译为《格致新法》，是《新工具》第一卷的译介，两个版本连载于《格致汇编》2、3、7、8、9期和《万国公报》505至513卷[24]
1888年	[英]慕维廉，沈毓桂	同文书会	将《格致新理》更名为《格致新机》出版，后于1897年由更名后的广学会重印[24]
1984年	许宝骙kuí	商务印书馆	译本出自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25]
2008年	陈伟功	北京出版社	译本出自《经典通读(第2辑):新工具》[26]

培根的《新工具》对中国晚清思想界的影响重大，现实的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科学知识的输入和传播更迫切需要启蒙，培根的科学启蒙思想作为现成的思想武器迟早要被中国思想界接受和利用。在中国，启蒙思想家是最先接受思想启蒙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了蒙昧状况，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向近代人的转变，而且影响到中国启蒙运动的命运。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资料来看。晚清思想界对于培根的科学启蒙思想作出最早反应的人士是王韬，尔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培根启蒙思想的影响。^[27]

中国近代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外海外，看到了科技改变世界的力量，开始提倡物质救国。他在《物质救国论》中认为培根是实验学派的先驱，这也是康有为受到培根《新工具》的启发而表达的思想。他开始反思批判当时的中国过于注重道德哲学，而轻视了物质科学，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28]

1877年3月，在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格致汇编》上，传教士慕维廉开始连续发表一篇题名为《恪致新法》的译介文章中，第一次系统地将培根的《新工具》展示给中国读者。慕维廉希望通过译介培根的《新工具》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启蒙 。在内容上介绍了归纳法之后，慕维廉着重介绍了培恨赞美科学态度。指出科学可以永久造福于人类，诸如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那些政治上获得很大成功的人们，即使当了宰相，将军，也只是暂时的荣耀，与科学家的贡献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从而高度赞美了科学的神圣性。^[29]

《新工具》中阐述的观点构成了培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核心，它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确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达尔文、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都对培根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肯定。《新工具》奠定了近代西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后面又经过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的发展，演变成近代两大哲学思潮之一，即经验主义思潮。^[30]

培根的《新工具》为普通法这一判例法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逻辑根据。经验归纳法与普通法在哲学基础上是一致的，经验归纳法的推理方式在于从经验的基础上对于特殊感官材料的分析归纳，也即通过对具体个案的分析归纳，从而得出处理案件的一般规则或“中级公理”。这样的方法论，不仅在价值追求上符合普通法的精神，而且抵御了罗马法的冲击，确立了以普通法为代表的判例法体系的制度自信，为普通法的近代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4]

《新工具》中的经验归纳法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发明提供了一套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工具。经验归纳法在哲学中产生的巨大方法论效应，为后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创立现代解释学树立了榜样。在方法论中，培根开创了近代归纳法，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工具，摆脱了旧哲学重思辨而脱离社会实践的弊端，以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早期自然科学的进步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走向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立面，因而对于开启哲学新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31][32]

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认为培根的《新工具》是史诗般的冒险，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2]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也称培根最伟大的作品是《新工具》的第一卷。^[33]

现代学者余丽嫦肯定了《新工具》中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思想，认为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经验论原则的人。他结束了以神学为依归的经院哲学的旧时代，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34]

现代学者张一枝认为《新工具》一书本身就在倡导一种在科学界能够指导人们实验的方法。但在中国，这一方法始终不为教育者注重，人们忽略了对方法的重视，只是对学生采取填鸭式的教育。^[35]

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作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过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作什么。^[36]无论人的赤手或者人的理智，听其自然，都不能发生多大的效力。工作的完成要靠工具和帮助，而工具和帮助都是理智和手所同样急切需要的。正如手的工具提供运动或指导运动一样，心的工具则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36]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因为原因如果没有知道，结果也就不能产生。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36]三段论并不能用于科学的第一原理，而用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比不上自然的微妙。因此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36]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这条道路是现在流行的。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的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还没有试过。^[36]扰乱人心的假相有四种。为了分别起见，我给这些假相取了名字，称第一种为“种族假相”，第二种为“洞穴假相”，第三种为“市场假相”，第四种为“剧场假相”。^[36]至于讲到权威，如果一个人对于作家肯定得这样多，而把时间这种一切作家的作家、或者毋宁说是一切权威的作家所应有的权利否定了，这只足以表示其头脑的微弱无力，因为人们说得好，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因此，如果在古代，权威与同意这两种魔力把人的各种力量束缚得这样厉害，致使他们在事物的性质当中变得软弱无力（如同被蛊惑的人一样），那也就不足为奇了。^[36]在确立公理的时候，必须制定一种与一向所用的不同的归纳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是要用来证明和发现（所谓）第一原理，并且也要用来证明和发现较低的公理、中间的公理，也就是说，要用来证明和发现一切公理。因为根据简单列举来进行的归纳是很幼稚的；它的结论是不稳固的，只要碰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例证便会发生危险，它一般地只是根据少数的、并且只是根据那些手边的事实来作决定。但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则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斤的办法来分析自然，然后，在得到足够数目的消极例证之后，再根据积极例证来作出结论。^[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