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秋

徐梦秋（1901 - 1976），安徽寿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叛变革命。^[1]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2]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1]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3]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

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

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

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后来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还是唯一的一位。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他格外照顾，后来还因此安排他去苏联疗伤。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此后，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在陕北期间，徐梦秋除经常被人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外，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当时组织上对他很照顾，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在延安，他还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因此留下一篇珍贵的《自述》，其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徐梦秋在滞留新疆时背叛革命。

徐梦秋赴苏疗伤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新疆当时是盛世才统治的地区。早在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曾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接洽，接应西路军入疆；此后，邓发、陈潭秋等相继作为中共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即从1937年起，毛泽民(化名周彬)、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干部，以及经中共中央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相继留在迪化，担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员。其中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毛泽民担任过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众多共产党人的到来，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当时，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也曾赴新疆讲学、办报、演出，而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也先后由俞秀松、徐梦秋、杜重远担任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泽东接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的讲义、教科书，加上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捐献的书刊，派人搭车尽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他们开展工作。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随之，盛世才在新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关入监狱。期间，盛世才捏造了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施行高压和酷刑。不久，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后方的全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即陈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

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随即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指出：“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还再次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时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极为关注。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多次研究对策。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就是上述引语的内容。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或者，也是这一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多年之后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还在“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一章中记述道：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的徐梦秋，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厅长，却“被盛杀害了”。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一说是国民党西北行营“军统”政研室主任)，后为国民党保密局技术研究组的特研组组长。

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徐梦秋于1945年至1949年前后任组长。此前他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才在清理监狱时将之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

1947年秋，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这就是说，徐梦秋这个组长的职位，后来被赵耀斌夺了过去，被迫转任副组长一职。再后来，他在国民党溃逃时因行动不便而被“军统”抛弃，于解放后不久即在重庆被捕。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9年6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