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

张振勋(1841-1916)，男，近代华侨资本家。字弼士，号肇燮xiè。广东大埔人。^[1][2]

张振勋出生于1841年，18岁时独自前去南洋打拼，他从1866年起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1903年获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北洋政府期间，张振勋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1914年，张振勋被选为约法会议议员，获赏二等嘉禾勋章，次年，他任参政院参政。^[3][4]张振勋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1][5]1915年，张振勋率中华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与美国实业界达成合办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的合作协议。^[6]

1916年9月，张振勋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享年75岁。张振勋是清末民初时的爱国侨领，是实业救国的先驱，他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并被《美国历史杂志》选为封面人物，成为第一个登上国外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1][2]

张振勋于1841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乡。张振勋17岁时与陈氏结为夫妻，但不久后广东就发生了旱灾，因此导致张振勋一家人生活困难。于是张振勋选择离开父母和妻子，只身一人前往南洋打拼，主要是在荷兰管辖下的东印度巴达维亚（简称巴城^[注1]）谋生。张振勋先后做过米店杂工、矿工，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做帮工。之后因为能力突出而被老板重用，还将自己的女儿温氏嫁给他做偏房。老板病逝后，张振勋继承了他的财产，并且将老板留下来的产业扩展。张振勋经商的同时广泛交友，时刻注意当地社会的发展情况，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人脉。^[1][5]

之后在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中，张振勋在巴城总督的帮助下相继中标。不久，张振勋又负责经营管理荷兰管辖下东印度^[注2]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他的产业飞快地扩张起来。之后张振勋知晓荷兰为了开发东印度群岛支持当地华侨发展垦殖业的消息，他立马投入大批资金于1866年在荷属葛罗巴创立裕和垦殖公司，对还未开发的大片土地进行开荒之后种植了椰子、谷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作物，中间种下杂粮将这些作物隔开，此次的投资也让张振勋得到了丰厚的利益。于是他于1875年在苏门答腊的阿齐设立了新的垦殖公司，两年后在荷兰管辖下的怡里设立了裕业垦殖公司。他在1878年新设立的笠旺垦殖公司单橡胶园就有8座之多，工人规模在上万人左右。^[1][2]

此外，张振勋还抓住各种商机来扩展自己的产业。他发现当地汇率掌握在外人手中时选择入驻金融业，创办日里银行来主营华侨汇兑业务。他在1898年设立东兴公司^[注3]来开采锡矿。张振勋在发现印度尼西亚富商增多时推出了中西结合的高级住宅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张振勋商业的经营重心主要集中在垦殖业和药材批发业务。他采购国内中药售卖到海外的同时将西药运输回国内，他的药行设立在香港、广州、新加坡和巴城四处地方，以新加坡和巴城为中转站形成了一个布及海内外的大型药材批发网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张振勋的产业不断扩大，并且涉足了多个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核心产业，他建立了一个属于他的商业帝国，是当时的南洋首富。^[1][7]

19世纪90年代初，张振勋在南洋的产业正发展到兴盛的阶段，他的产业也对整个东南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和荷兰属的殖民当局曾经屡次提出给张振勋官职和爵位，但都被他回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华民族效力，不能接受外国的官职和爵位。之后清政府派遣驻英公使龚照瑗去考察学习欧美国家成为富强之国的途径，他在前往欧美国家的路途中经过新加坡并且受到了张振勋的热心款待，于是将其举荐到朝廷，并且在与李鸿章的通信中赞扬张振勋是可用之才。之后清政府于1893年任命张振勋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负责管理侨民事务，他任职期间也受到了华侨和洋人的称赞。之后清政府又提拔他为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也尽心尽力，维护当地华侨权益，受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的爱戴。从此张振勋亦商亦官，游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张振勋于1889年提出设立领护侨，他在对山东登莱青道尹兼烟台海关监督盛怀宣的信中写到了这件事，通过盛怀宣向清王朝呼吁建设海外领护侨一事。^[1][2][8]

被授予官职之后，张振勋经常被光绪皇帝宣召，他也多次向朝廷进言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所建议的主题就是发展商业，其中心思想就是增设管理商业的专业部门、开设经济特区以及引进外资。张振勋还未回国时就曾听说中国山东烟台的葡萄可以拿来酿造葡萄酒。1891年张振勋在实地考察烟台之后发现烟台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于是他次年就在山东烟台投资设立了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之后光绪皇帝于1903年下令设立商部，并且钦点张振勋担任商部考察外阜商务大臣一职。次年，张振勋考察南洋后返回朝廷，向皇帝进言表明发展商业的第一步要在闽广开始商战来夺回利益与权利，还上书了关于发展商业的十二条建议。之后张振勋被指派为考察商务大臣，随后又被任命为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从1905年开始，张振勋投资数百两白银，耗时数年在两广地区设立了多家企业，涉及的行业有织造、玻璃、建材、采矿、制盐、垦牧等，并且为中国金融和铁路的建设提供了助力。张振勋也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1][7]

除此之外，张振勋还介入了中国铁路建设之中，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式开始加入了芦汉铁路的筹资工作中，为清政府铁路建设提供资金。之后他还参与了粤汉铁路，对商办铁路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振勋在督办闽广农公路矿大臣的任职期间负责筹资建造广厦铁路，他将自己的商办铁路思想付诸实践的一个项目，但最终失败，广厦铁路也成为了晚清商办铁路的失败典型。张振勋在晚清商办铁路建设史上也是典型代表，他还支持了晚清的铁路权收回运动。^[9][10]

张振勋与孙中山早年就结识相交，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时期，张振勋始终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出于爱国多次向孙中山捐献资金用于支持革命的发展。张振勋在同盟会缺乏资金时都慷慨解囊，多次都为其提供资金，使得同盟会得以继续下去。张振勋在1910年就委托自己的朋友胡汉民私下捐赠了30万两白银给孙中山，也同意并且鼓励自己的儿子张秩君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张振勋通过南洋中华总商会组织爱国华侨捐赠巨款给孙中山，用来表示爱国华侨们的支持，同时张振勋用个人名义向福建民军捐赠七万两白银。^[11]

民国建立之后，张振勋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和南洋巡抚使。民国元年（1912年），他与熊希龄等人合伙在上海设立了康年人寿保险公司。1914年，张振勋担任了约法会议议员一职后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张振勋收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之后，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于19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派遣代表团亮相国际舞台。次年，从博览会归国后的张振勋奔走于各地来筹集设立中美银行的资金。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过度劳累，张振勋病倒了，之后他于1916年9月在巴城病重离世，享年76岁。张振勋在死前叮嘱他的家人要将他埋葬在家乡。死后，张振勋的亲属带着他的棺木从巴城出发回到广东大埔县安葬。棺木经过的地方，英国和荷兰的殖民政府都下半旗为他哀悼。返回国内后，船只搭载着棺木顺着韩江返回广东大埔县，韩江两岸的百姓自发地祭奠他。孙中山先生知道这件事之后特地派遣了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和挽联。^[1][2][7]

张振勋所创办的企业总共有十几所，主要涉及到垦殖、金融、药材、葡萄酒、航运、保险等领域，他创办的公司都对当地经济起到了带动的作用。

张振勋还未回国时就曾听说中国山东烟台的葡萄可以拿来酿造葡萄酒。1891年张振勋在实地考察烟台之后发现烟台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于是他次年就在山东烟台投资设立了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并且公司设立之初就采用公司制运营公司，这种措施在当时是罕见的。之后张振勋经过多次试验培养出适合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葡萄品种，并且聘请了酿酒世家出身的拔保作为他的酿造师。张振勋在拔保的建议下采购了多种当时先进的酿酒设备^[注4]，这也是中国在唐代之后又一次引进葡萄的栽培技术和葡萄酒的生产设备，为中国葡萄酒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1][2]

之后在巴拿马的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张振勋旗下的张裕产品力压一众欧洲老牌葡萄酒。其共有四款产品获得了4枚金奖，分别是“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它们的生产地都是山东烟台。这样的成绩也使得张振勋感到振奋，他表明中国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后来居上，中国的品牌也可以成为世界名牌。^[1]

1904年，在清政府的允许下，张振勋和戴春荣共同在槟城设立了“中华学校”，这也是海外第一所华侨学校。在张振勋的带头下，众多华商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设立了新加坡养正学堂、端蒙学堂、启蒙学堂、吉隆坡尊孔学堂、霸罗育才学堂，以及乐育学堂等八间华侨学堂，这推动了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也为其奠定了发展基础。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张振勋发现香港华人读书困难后，主动捐献了十万两白银给香港大学。这些资金被用来作为办学资金和华人子弟的奖学金，张振勋以此来鼓励在香港的华人上大学。1915年4月，张振勋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以表示对他办学的肯定。^{[1][2][8][12]}

张振勋在1904年接到清政府命令带领商部官员前往南洋考察时，召集了各个帮派的商人，劝说他们加入商会。在张振勋的努力与呼吁下，不少人都加入了帮会，于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06年正式成立，总董为张振勋，商会宗旨是“加强华商的沟通与团结，保护新加坡华侨的利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设立使得华侨与华商、华侨华商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张振勋的积极组织推动下，海外中华商会和中华总商会在20世纪初相继成立，这些商会也成为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核心领导，并且负责协调矛盾和对外交涉，维护了华侨和华商的利益。^[8]

2011年11月29日，由张振勋的第三代后人张世昭率领的返乡寻根考察团一行21人，回故乡广东大埔寻根考察，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热情接待。 ^[18]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民族英雄孙中山先生在烟台各界欢迎会上夸赞了他的成绩，认为他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进步。^[19]

《纽约时报》称赞张振勋为“中国的洛克菲勒”^[2]

1900年，黄河决堤导致水灾发生，附近的居民们损失惨重、流离失所。远在南洋的张振勋得到消息之后就立马筹集资金共两百多万白银来赈济灾民，他的这一举动还受到了清政府授予“乐善好施”牌坊的嘉奖。之后张振勋还拨款在汕头设置了“育善堂”，给当地困苦的百姓提供福利基金。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他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1][2]

张振勋一生热衷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他先后在南洋和国内都创办了学堂，重视中华民族的教育问题。张振勋还在槟城设立了“中华学校”，在张振勋的带头下，众多华商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设立了8所华文学校。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张振勋发现香港华人读书困难后，主动捐献了十万两白银给香港大学。这些资金被用来作为办学资金和华人子弟的奖学金，张振勋以此来鼓励在香港的华人上大学。1915年4月，张振勋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以表示对他办学的肯定。^[1][2][12]

被清政府授予官职五年后，张振勋和他的姨太太准备从新加坡乘德国轮船前往香港，但这家德国轮船歧视华人，不允许华人购买头等舱。这一举动惹怒了张振勋，他将船票撕毁并且在不久之后就设立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这两家公司经营的业务、规格等和德国公司的全都一样，只有船票的价格是德国公司的一半。直到德国公司亏损严重而取缔了歧视华人的规矩向张振勋道歉之后，他才停止了这场价格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