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方言

广西方言，指广西境内的方言，主要有六种方言，具体包括粤方言、西南官话、客家方言、平话、湘方言、闽方言。^[1][2][3]

广西的六大汉语方言呈现了多样的发展历史。最早形成的可能是平话，其起源与战争、屯兵有关，宋朝时期留守军带来的方言演变为广西平话。官话的形成则与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政策有关，政府派遣官员和军队入驻广西，这些官兵带来的方言形成了西南官话。湘方言的分布与历史区划相关，主要分布在原属湖南的全州、灌阳、资源、兴安等地，其语言特征逐渐混入官话成分。粤方言的形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由广东商人移民带入。客家方言的发展与客家人的移民史密切相关，他们在清康熙、乾隆年间由外地迁入广西。而闽方言则源自福建移民，郑成功后裔逃离福建来到广西，形成了桂平江口等地的闽方言。^[4]

广西的六种方言呈现出多样的语音特点。在粤方言中，各地的声调数存在差异，总体趋于简化。官话方言声母相对较少，包括独特的[io]和[iu]韵母。客家方言保留了共性，但在送气声母和声调上有差异。平话分为桂南桂北两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湘方言在官话影响下，保留了一些湘味。闽方言源自福建，保留了闽南方言的一些特点，但在韵母上有所差异。^[5]

广西的汉语方言，基本上是北方方言和粤方言两分天下的格局。由于官场及文教方面的优势，北方方言成为桂北、桂中和桂西的主要方言，它不仅是官话人之间的交际用语，而且是官话人与其他汉族支系之间的交际用语，还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语。而粤方言，凭借着在商业上的优势地位，成为桂南、桂东的强势方言。在西南官话与粤方言交汇的地区，如右江流域、柳江流域，甚至出现西南官话、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职能分工的现象。^[6]对于广西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方面政府与学术界都积极采取措施，如通过现代技术建设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记录语音及其文本；实行双语教育。在学术方面亦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出版相关读物。文艺作品方面，政府鼓励创作和传承方言歌谣、俗语、民间故事等。^[7][3][8]

广西方言指广西境内的方言，主要包含粤方言、官话、客家方言、平话、湘方言、闽方言等6种方言。^{[1][2][9][10]}

在广西的六大汉语方言中，最早形成的汉语方言可能是平话。之后，形成时间较早的可能是官话，接下来是湘方言，粤方言是明末清初广东商人移民带来的，广西的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皆是广东、福建等地老百姓由于战乱或生活所迫移民到广西而形成的。广西汉语方言主要呈现两大派别。在桂北，以官话为主：在桂南，以粤方言为主。由于在广西没有绝对的权威方言，官话和粤方言在广西人民的心目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主要的两种方言。^[4]

广西平话的形成跟战争和屯兵有关。据《宋史》记载：宋皇祐yòu四年（1052年），壮族首领侬智高不满当时政府的统治，率兵起义。朝廷派狄青率领大军讨伐侬智高。后侬智高起义被镇压。为了防止起义再次发生，宋朝就把一部分军队留了下来，屯兵管理。军队里的军人把自己家乡的方言带到了广西。由于狄青的军队号称“平南军”，因此把他们所说的话称为“平话”。^[4]

广西平话主要分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两片。由于两者语音差异较大，两片平话无法交流，但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仍有一些共同的语音特点。广西平话的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基本上读为不送气声母。广西平话大多分尖团。桂南平话见系细音字多读[k]，精系细音字多读[tʃ]。桂北平话大部分方言点尖团有别，小部分方言点尖团已不分。^[5]

广西官话大约于明代传入广西。明清时期，政府为了加强对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的统治，直接从中央派驻官员到民族地区任职，并驻扎了军队来加强。这些朝廷派来的官员和士兵带来的方言，就是西南官话。历史地理和文化语言学家周振鹤、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家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广西、云南、贵州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粤人进入桂西时代应该较早，明代时大批北方汉人进入云贵和桂北。明王朝在平定云贵后，为了巩固统治、保卫边疆，就留驻守军并实行兵屯。除了留守一些城市外，还选择一些农村地区设置兵屯。这些官兵皆有家室，军籍也可世代相传。于是大批汉人就此安家落户，使用和传播他们带来的北方官话。另外，在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革命的大后方，不少说北方方言的人士来到桂林，扩大了官话在桂林的势力范围，使官话占据了桂林城区的绝对地位。^[4][11]

广西官话的声母总数与外省官话相比数量较少。一般而言，包含零声母在内，广西官话有18个声母。一般没有舌尖后声母。普通话的舌尖后声母在广西官话中一般读为舌尖前声母。广西官话复元音韵母，发音时动程较短，可视为单元音韵母。一些三合复韵母也接近于二合复元音韵母。广西官话中没有入声调的古入声字今读基本归阳平，但象州中平一带的官话入声大多数归阳去，少数归阳平，与其他官话有较大的差别。^[5]

广西粤方言主要是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大批广东人移民到广西经商、从政，把方言也带了过来。由于广西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众多，广西粤方言既吸收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些成分，也吸收一些汉语方言（如客家话、平话）的特点，因此，广西粤方言与广东粤方言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4]以声调为例，广西各地粤方言声调数与广东粤方言有不少的差异。广西各地粤方言声调数目不一，如玉林白话有10个声调，南宁白话有9个声调，梧州白话有8个声调，钦州白话和廉州白话仅有7个声调。总体而言，广西粤方言的声调数呈现趋简的特点。^[5]

广西湘方言的形成与其分布区域的历史区划有关。广西湘方言的分布区域主要在全州、灌阳、资源和兴安等四个县市。这四个县市历史上曾属于湖南的管辖范围，当地居民跟湖南大部分居民一样说湘方言。明清以后，全州等地归属广西，当地人所说的话依然是湘方言。^[4]

广西湘方言与湖南湘方言有许多一致的语音特点，但因为受到西南官话桂林官话的影响，湘方言的色彩逐渐变淡，官话成分越来越多，以至于部分学者认为广西湘方言不复存在，都已经属于官话的一部分。但广西湘方言虽然在许多方面受到西南官话的冲击，但其湘味的色彩，如古全浊声母如今仍读浊音，或古全浊声母清化后仍读不送气清音依然保留，只能说其官话色彩越来越浓而已。^[5]

广西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客家人的移民史有关。客家人从外地迁入广西，大约在清康熙、乾隆年间，距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迁入广西的客家人大多来自今福建、江西、广东等地。^[4]

广西客家方言与外省客家方言语音基本一致，语音的共性较多。但受周边其他方言的影响，也略有一些不同。广西客家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基本读为送气声母。广西客家方言古精、知、庄、章声母，今读基本合流，基本读为舌尖前塞擦音、擦音声母。而部分客家方言还可以分为两套塞擦音、擦音声母。广西大多数客家方言点，同外省客家方言一样，一般没有撮口呼韵母。但少数客家方言点，如陆川大桥客家方言、河池龙岸客家方言仍然保留了撮口呼韵母，不过撮口呼韵母的数量不及外地客家方言。就人声而言，广西客家方言阳入的调值要比阴入的调值要高。^[5]

广西闽方言的形成主要与福建移民有关。据说郑成功的后裔反清失败以后，为了躲避仇杀，逃难至广西桂平江口、平南上渡等水路比较发达的地区。根据各地的谱书记载，广西讲闽方言的人主要来自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而桂平江口等地的闽方言的人，据说其先人主要来自于福建平和一带。^[4]

广西的闽方言与厦门话、漳州话等闽南话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受到周边汉语方言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语音特点。以平南上渡闽方言为例，广西闽方言声母一般有边擦音声母[ɪ]和舌面鼻音声母[n]。广西闽方言的韵母也较为复杂，平南上渡闽方言韵母有80多个，但福建厦门闽方言韵母只有57个。同时，广西闽方言鼻化韵数量也较少，喉塞音韵尾的韵母数量也较少。除此之外，广西闽方言的一些方言点还有齿间音[θ]，如平南思旺镇闽方言；一些方言点，还有舌尖前圆唇元音[u:]，如平南与桂平交界的一些地方，“师思”普遍读成[su:]，很明显受到当地客家方言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闽方言点有摄口呼韵母[y]。如平南城厢“鱼”读为[ny]。这显然是受到粤方言的影响。^[5]

广西的汉语方言主要有六种，具体包括平话、官话、粤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等。其中粤方言使用人数最多，其次为官话和客家方言、平话，使用人数都在400万以上，湘方言使用人数在100万左右，闽方言使用人数最少。^[1]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自治区常住人口为50126804人，全自治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31318824人，占62.48%；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8807980人，占37.52%。^[12]

广西的汉语方言，基本上是北方方言和粤方言两分天下的格局。由于官场及文教方面的优势，北方方言成为桂北、桂中和桂西的主要方言，它不仅是官话人之间的交际用语，而且是官话人与其他汉族支系之间的交际用语，还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语。而粤方言，凭借着在商业上的优势地位，成为桂南、桂东的强势方言。在西南官话与粤方言交汇的地区，如右江流域、柳江流域，甚至出现西南官话、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职能分工的现象。如在百色市田东县，西南官话用于政府机关，粤方言用于集市，而壮语则用于壮族人之间的交流。^[6]

相对于西南官话和粤方言，平话的使用已显出衰微的态势，2014年江南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中国平话文化之乡”。^[13][14]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张均如、梁敏的研究，西南官话和粤方言进入广西之前，平话方言曾是广西的权威方言，是广西南北各地汉族人以及汉族人与土著民族之间的主要交际用语，当然也是当时官场和文教商业上的用语。而这两种方言进入广西之后，平话方言的分布区域被它们侵蚀，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之间失去了联系而各自发展，造成今天的桂南片和桂北片之间内部一致性差，使用范围逐步萎缩的局面。^[6][15]

客家人对语言传承十分重视，自古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之说。在客家人聚居区，客家方言成为支系内部的交际用语自不必说。历史上客家方言曾是太平天国的“国语”。太平军及随军男女以广西籍客家人为主体，客家方言居“国语”的地位，太平天国的文书多用客家方言。^[6]

湘方言和闽南方言，由于分布范围狭小，其交际功能多限于本支系汉族人之间。而且由于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使用的范围也呈萎缩之势。^[6]

民族情感维系价值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语言是区别民族族群的重要标志之一，操持着共同语言因此成为民族情感形成的重要原因。共同语言使用使得民众自觉地把自己和他人归属为统一族群，没有共同语言的联结和沟通，很难形成共同的民族地方情感。因此，广西民族地区的方言也是当地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渊源。^[16]

民族文化延续价值

在广西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艺术资源丰富，如各民族的山歌、壮剧以及各种以汉语方言演唱的杖头木偶等，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民族民众的文化生活。每种语言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在广西民族地区方言难以传承时，其所对应的文化基因也会一并消失，不仅当地的文化会变为单一性发展，同时民族文化的延续也无以为继。^[16]

民族历史研究价值

广西民族地区的方言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语言体系，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民族社会的阶层分化、民族社会的分支都会在地方方言中得以体现。因此，广西民族地区方言同样是了解当地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民族语言，当地的历史研究就缺失了历史对照的语言镜子。^[16]

其他语言价值

广西民族地区的方言形成蕴含着当地民众的智慧和心血，每种方言都具有独特的语法结构或技巧，使其能够完成复杂的交际活动。因此，每种方言都对于现有各种语言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16]

2013年1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其中就明确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在鼓励各民族在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对方言进行活态保护和传承。这既遵循了“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也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政府和学术界积极采取措施。^[17]

政策方面

广西在保护方言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政策手段，其中现代技术的运用是重要一环。为了挽救濒危的民族语言，广西通过现代技术手段，采用真人朗读单词、词组，讲故事，日常对话等形式，实地采集并建立了真实语音及其转写文本的数据库。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起初于2012年底启动前期调查工作，2014年正式开始收录，至今已收录了包括仡佬语多罗方言在内的4000多个词条以及语法例句。并且广西已经在1990年起实施了壮语进校试验工作，初步建立了壮汉双语文教学体系。^[7]

以壮语为例，《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三月三》杂志就是用壮文来出版的纸质媒体；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有特许的壮语播报时间；广西电视台也有《壮语新闻》栏目的播放。^[18]

学术研究方面

初兴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阶段产生了《壮语简志》《毛难（南）语简志》等成果，为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和语言点分布情况。在这一时期，李方桂先生的著作《龙州土语》（1947）和《武鸣土语》（1956）被视为南部壮语和北部壮语的代表作，为研究广西壮语提供了重要参考。^[3]

进入徘徊期（20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综合性专著相对匮乏，但单篇论文如《广西的汉语方言（稿）》和民间文化集成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出现，对广西语言资料的保存和整理有所贡献。^[3]

随后，发展期（20世纪九十年代）着重对广西语言和广西汉语方言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作品，包括《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和《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等。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录音保存的开始，通过现代汉语方言音档的出现，首次以录音形式完整保存了广西的汉语方言资料。^[3]

进入21世纪初期至今的繁荣期，广西语言研究的热潮愈发显著。重要著作如《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等展现了对广西语言生态的深入关注。方言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包括一系列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广西汉语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等。而新近出版的《广西语言资源集·汉语方言卷》预计将为广西语言资源的整理提供新的平台。^[3]

文艺作品方面

广西地方广泛开展“经典润乡土”“红色经典乡村行”“乡村经典诵读”“乡村朗读者”等活动，通过诵读、书写、演讲、培训、展演等多种语言文化实践形式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开展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同时，挖掘整理广西方言歌谣、民谚俗语、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等以语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开发文学、书画、歌舞、戏剧等文艺作品。^[8]2006年5月20日，壮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名录涉及的还有侗语、苗语、瑶语、仡佬语、水语、毛南语、京语这样的广西少数民族语言。^[18]

广西地方剧种以桂剧、彩调剧、师公戏为代表，声腔体制分为板腔体、联曲体和师腔体三种，大多是外来声腔或腔调经与广西某些民间曲调等本土艺术相融合，采用广西方言演唱的。牛歌戏、牛娘戏、鹿儿戏、客家戏则是在广西本土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

彩调

广西桂林彩调是壮族自治区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源于桂北，分布广泛，流行于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地。起初以不同的地方称谓如“彩灯”“彩调”“唱灯”“采茶戏”等而在各地传承，直至1955年才统一定名为“彩调剧”。这一剧种起源于桂北，得益于清代中期湖南移民的迁徙，将湖南的面部花鼓戏中的调子传入广西。在演变的过程中，桂林彩调吸收了广西桂北民歌、小调等元素，逐渐丰富起来。桂林彩调的音乐唱腔分为腔类、板类、调类三种，同一曲调可以根据不同行当、人物的需求在板和腔上进行变化。此外，它还吸收了一些民间说唱音乐的曲调，如湖南的鲜花调、阳朔的渔鼓调、桂林的零零落等。^[20][21][22]

桂剧

桂剧是桂林地方戏曲剧种，也是广西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起源于清嘉庆后期，它的形成与清乾隆年间湖南祁阳戏班到桂林长期演出并扎根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形成之后，它主要流行于以桂北方言为主桂林、柳州、梧州等广西北部地区，以及湖南南部与广西接壤的永州、祁阳一带。 桂剧的声腔属于皮簧系统，以弹腔为主，兼有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等。桂剧的音乐为板腔体结构，音乐伴奏分为“武场”和“文场”。桂剧脚色行当分类齐全，分为生、旦、净、丑四大类。2005年桂剧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桂剧被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典剧目有《天官赐福》《断桥相会》《活捉三郎》《夜奔》《九莲灯》等。^[23][20]

邕yōng剧

邕剧起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宾阳戏和武鸣老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150多年来，吸收了桂剧、粤剧等剧种的艺术，经过溶化、加工、改造，形成独特风格。邕剧分本路、广路两大类。语言用桂西南官话，杂有一些客家话、平话、壮话、白话俚词俗语。邕剧传统剧目有700个，较有影响的如《拦马过关》《李槐卖箭》《雪仲冤》等。^[24]

2003年至2006年，陈思和在主编《上海文学》杂志期间，通过开设专栏和组织讨论，积极引导广西作家关注民间，强调作家对民间的关系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的认可。^[25]

2018年，陈思和、王安忆召集广西作家参加“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提出广西作家应该回归地域，展开边缘空间的民间写作。王安忆更是将讨论话题引入方言土语的写作，期待广西作家能够进行方言土语的写作。如出生自广西桂林的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桂林方言，桂林方言的使用，增添了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比如《玉卿嫂》中的一句话：“玉卿嫂这个人是我们桂林人喊的默蚊子，不爱出声，肚里可有数呢。”以及如林白的新作《北流》，显示出方言意识的唤醒，重新回到方言的创作中，进行新的回归与创造。^[26][25]

讲多人不听，来多人不敬。^[32]

麻雀掉屎坑，老猫跌碗柜。^[32]

手比脚粗大，狗比主人凶。^[32]

马屎面上光，里面全“弄朗”。^[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