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bó]儿只斤·铁穆耳(传统蒙文:ᠲᠡᠮᠦᠷ,西里尔蒙文:Төмөр;1265年10月15日—1307年2月10日),别名铁木耳、特穆尔,蒙古族人。元朝第二任皇帝,于公元1294年-1307年在位。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元裕宗孛儿只斤·真金与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之子。[1][2]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铁穆耳被授予太子印。次年,铁穆耳在母亲阔阔真和顾命大臣伯颜、完泽等人的扶持下登基。即位后,铁穆耳大体遵循忽必烈遗制,善于守成,被称为“守成之君”。铁穆耳在位期间,施行轻徭薄赋政策,停止大兴土木,限制诸王势力,重修律令。任用汉臣,推广儒学。缓和外交关系,与安南(今越南)、缅甸、日本等国交好。平定西北叛乱,使得海都、笃娃等西北诸王归附,确立元朝宗主国地位,元朝社会出现清平的局面。但铁穆耳在位期间,毫无节制地对贵族宗戚大加赏赐,导致国库空虚。同时,铁穆耳起用、提拔大量官员,使得政府机构臃肿。曾发兵征讨八百媳妇国(泰国北部的一个王国),引发西南少数民族大起义,社会动荡混乱,元军损失惨重。到了执政后期,由于病重,朝政实际由卜鲁罕皇后和铁穆耳委托的中书省右丞相哈剌[là]哈孙所控制,贪污贿赂之风弥漫,卜鲁罕皇后与色目人大臣勾结,朝政日益腐坏。[1][3][4]
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正月,铁穆耳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五月,铁穆耳的侄子孛儿只斤·海山继位。同年九月,铁穆耳被追谥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蒙古语称完泽笃皇帝。[1][2]
少年时代,继位奠基
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九月,铁穆耳在大都(今北京)出生。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铁穆耳跟随祖父忽必烈平叛诸侯王乃颜,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后来乃颜遗孽哈丹秃鲁干再次造反作乱,铁穆耳奉命督师征讨,成功平定叛乱。[1]
铁穆耳的父亲、皇太子真金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因禅位一事[注1]受到惊吓后过世。[5]原定继承人的去世,让年事已高的忽必烈有意立真金长子甘麻剌为帝,特设内史府来培养他。但铁穆耳跟随忽必烈作战,英勇有为,忽必烈也有意让他继承帝位。此时大臣阿鲁浑萨理提出铁穆耳仁孝恭俭,是最合适的太子人选,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同铁穆耳驻守北部的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也奏请忽必烈授予铁穆耳太子印,忽必烈允准了。[6]十二月,忽必烈病重,召集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太傅伯颜一并接受遗诏。丞相完泽和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询问遗诏内容,三位顾命大臣认为继位之事后宫不宜预知,便没有向他们透露。[7]完泽原是真金太子部下,甘麻剌和铁穆耳均是真金太子的儿子,所以他对帝位继承人选无异议。而伯蓝也怯赤虽是甘麻剌和铁穆耳的生母,但甘麻剌从小在祖母昭睿顺圣皇身边长大,伯蓝也怯赤和他不太近亲,所以在皇位继承一事上她更倾向于立铁穆耳为帝。这样一来,朝中支持铁穆耳继位的人居多。[6]
权臣助攻,上都即位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春,忽必烈去世。宗室诸王齐聚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东北)商议继位之事,在大会上,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告知晋王甘麻剌太子玉玺已归铁穆耳所有,想劝他主动退出。甘麻剌自知在皇权之争中处于下风,便称愿意出镇北方,拥戴铁穆耳即位。[6]为了服众,太子妃伯蓝也怯赤提出让二人讲述必里克[注2]竞争皇位。她知道铁穆耳精通必里克,最后铁穆耳以出色的口才胜出,取得了继承皇位的合法权。[8]尽管如此,铁穆耳在大安阁即位时,还是有不少亲王有所讳言,顾命大臣伯颜便仗剑宣读祖宗宝训,说明铁穆耳继位的理由,诸王纷纷畏惧叩头,不敢多言。[9]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四月,铁穆耳在众臣拥护下回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东北)。此前,御史中丞崔彧于旧臣家中偶得一尊刻有“受命天于,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御史杨桓认出这是历代的传国玉玺。于是将它献给了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3][10]同月,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接受诸侯王、亲王、文武百官朝拜,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将玉玺授予他,铁穆耳正式即位,史称“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后,便追谥忽必烈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追谥察必皇后为“昭睿顺圣皇后”,尊父亲真金太子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为皇太后,将皇太后以前居住的旧太子府改为“隆福宫”。封皇姑高丽王王昛[jù]妃忽都鲁揭里迷失为安平公主,分别任命辅佐他登基的玉昔帖木儿、伯颜为太师、太傅。[1]
政治蹉跎,守成之局
铁穆耳在位期间,保持守成之局,致力于维护统治。对内,其核心举措包括:赏赐王宫宗戚、诸王省官,巩固统治地位;禁止诸侯王、驸马结党营私;任用汉臣,重视儒家文化;多次下诏放粮赈灾,安定民心;给受灾之地减免租税,减轻百姓负担;下令修正律法,严惩贪官污吏;督促官府大力抓捕盗贼,剿灭多地贼寇[11];平定西北叛乱,平息西南混乱;禁止海外商贸往来,严查私盐贩卖。[1][12]
罢黜朱、张,朝廷更政
朱清、张瑄[xuān]为海盗出身,忽必烈在位时收拢二人并让他们总管漕运事务。[14]但他们难改海盗本性,利用漕运和海上贸易之便,结交权贵,广治田产,聚敛财富,成为江南富甲一方的豪强。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多位大臣向铁穆耳进陈其不法之事。铁穆耳即刻就下令将朱、张及其亲族押解至京。朱清在监狱中愤而自杀,张瑄被处死。[15]次年正月,在审问其妻子儿女时又揭发出中书省官受贿赂一事,铁穆耳一气之下,罢免了牵涉其中的中书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guī]、段真、阿里浑撒里,右丞相八都马辛,左丞相月古不花,参知政事迷而火者、张斯立等人。[2]
随着铁穆耳的病重,后续事件发生逆转。在肃清由朱、张引发的受贿一案时,铁穆耳已经病重,对朝堂之事力不从心,很多事宜是在时任中书左丞相哈剌哈孙的主持下完成的。不久,被罢黜的八人中有四人被卜鲁罕皇后重新启用,“更政”的实际成效不是很大,即使有哈剌哈孙尽力斡[wò]旋,但他孤掌难鸣,最终也只能做到维持朝政,不使之大坏而已。这件事表明了铁穆耳在后期执政权的流失。[2]
病重荒政,继位风波
晚年的铁穆耳,身体每况愈下,为求病愈,于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释放京师重犯三十八人。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十月,铁穆耳将政事交由右丞相哈剌哈孙议定。不久后铁穆耳病重,无法理政。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暂由皇后摄政,再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选立新汗,因此卜鲁罕皇后也拥有主持朝政的合理权,但是元朝确立的中央集权集权政治体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官僚中枢在政治结构上具有关键影响力。因此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在朝堂上与卜鲁罕皇后有着分庭抗礼的地位。[4][16][17]
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正月,铁穆耳去世,享年四十二岁。[2]
铁穆耳去世前,由于皇位继承人德寿太子早卒,储位空悬,埋下皇位争夺的隐患。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相互勾结,准备于三月初三发难举事,夺取皇位,因铁穆耳之侄孛儿只斤·海山的弟弟提前一天抵达宫中,阻止了他们并拥戴孛儿只斤·海山为帝。五月,海山在上都即位,史称“元武宗”。九月,海山追谥铁穆耳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蒙古语称完泽笃皇帝。[17][18]
中庸惟和,维护统治
铁穆耳执政期间,一贯坚持中庸“惟和”政策。为了维护统治,不对百官施加过大压力。导致了纲纪松弛、政事懈怠的积弊,省官和地方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这一问题在由朱清、张瑄案引起的中书省大清洗一案中得到重视,铁穆耳罢黜了八位位居要职的中书省省官。[1]这次的罢官事件,是铁穆耳晚年厘清朝政的重大举措。但不久后,被罢黜的八人中有四人被卜鲁罕皇后重新起用,效用不大。[4]
整顿吏治,严惩贪赃
铁穆耳登基后,就在即位诏书中宣称自己将奉行先朝现有的制度,坚持“守成”之政。铁穆耳在军国重臣的任用上,基本维持了忽必烈后期的人事安排,仍然任用中书右丞相完泽、平章政事不忽木辅政,没有做太大变动。同时,铁穆耳在即位不久后给王公贵族加以赏赐,提高官员的俸禄。这些措施使得铁穆耳刚登基时的政局得以稳定,维护了铁穆耳的统治。[1][4]
另外,为革除行政积弊,铁穆耳严惩贪赃,大力打击贪污受贿;对直接治理府、州、县的官员严加选拔;重修律令,严明赏罚;裁减官员,精简机构。铁穆耳继位的第二个月,就下令廉访司追查各处转运司犯欺隐奸诈之罪的官员。同年十月,命令中书省约束手下官员,对懈怠偷懒的处以笞刑。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七月,下令再犯贪赃之罪的官员罪加二等,次年,改罪加三等。这些举措使得元朝上下风气变得清廉,社会也出现繁荣稳定的局面。[1][12]
后期弊政,朝政衰败
铁穆耳执政期间,对贵族官僚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在整顿吏治、约束权贵之外,他还对贵族宗戚、诸王省官大加赏赐,毫无节制的赏赐造成国库“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面。[19]为弥补国库他下令动用钞本[注3],却引起了货币贬值,导致经济崩溃。[20]他上位不久,就大肆封爵任人,导致政府机构臃肿,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光是在京城领俸禄的就不下万人。[1]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铁穆耳下诏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役使民众不下数万,劳民伤财,使得民不聊生。[12]由于不听劝阻用兵西南,引发了云南、贵州民族大起义,造成西南混乱局面,损耗了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在铁穆耳晚年连年患病、卜鲁罕皇后以中宫秉政的局势下,贪污贿赂之风也越发泛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朝政日益腐坏。[13]
轻徭薄赋,施惠于民
在经济上铁穆耳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免赋税,重新核实纳税的民户,为百姓减轻负担。每遇灾年,就下诏减免当地徭役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同时在多地解除山林之禁,允许百姓打猎采樵。停止大兴土木,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鼓励农桑,重视农业生产。[1][3]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铁穆耳免征所在本年包银、俸钞,减免内郡地税、江淮以南各州县夏税的一半。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罢征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不久,诏令中外重视农桑水利。次年,令权贵豪绅交出隐藏的江南田租,减轻农民负担。[1]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七月,汴梁[biàn liáng](今河南开封)发生水灾,下令免除受灾郡县一年的田租。同时,停止了大量土木工程。这些措施,对维持政治、经济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2]
八百媳妇,挫败元军
登基后几年间,铁穆耳一直坚持守成治国,没有发兵大肆对外扩张。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八百媳妇国叛元,元朝南部时常受八百媳妇国侵扰,铁穆耳也曾派兵征讨,一直未得安定。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出兵征讨八百媳妇国,这一建议受到朝中不少大臣反对,但铁穆耳坚持用兵西南。[21]接连发放军钞、调派云南军队用以讨伐八百媳妇国。刘深率军到达西南后,不加节制地驱使、劳役军民,造成数万士兵、百姓死亡,一时中外骚然。然而丞相完泽建议铁穆耳借出兵一事获取功绩,铁穆耳听后,用兵之意更加坚定,没有听从谏臣停止发兵的建议。[22][23]五月,刘深一路征军抢掠、虐害居民,取道顺元(今贵州贵阳)入云南时,云南土官宋隆济起兵造反。[15]南部除了八百媳妇国,金齿国也在制造事端,以二者为首的蛮邦都相互效法不向元朝缴纳税赋,肆意杀害元朝官吏,暴动时有发生,西南一带难以安定。铁穆耳遣官分道赈济抚恤,给受灾严重的百姓免除一年的税。当时水西(今贵州黔西)不堪刘深在贵州的横征暴敛,其土司蛇节响应了宋隆济的起义号召,起兵反抗元廷,不少蛮邦也先后加入起义队伍,西南民族大起义逐渐成势。十一月,铁穆耳派遣将军刘国杰及也先忽都鲁率军镇压起义。铁穆耳在刘深战败并引起了西南民族起义后,惭愧自己没有听取不要出兵西南的规劝。刘深还朝后铁穆耳就罢了他的官职,收了他的符印、驿券。在刘国杰的进攻下,宋隆济和蛇节的起义队伍节节败退。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四月,蛇节投降,宋隆济败逃,至此,西南民族叛乱被悉数平定。[15][4]
平定海都,诸王归朝
公元1260年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失败后,西北分裂出四个蒙古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忽必烈在世时,他们(除伊利汗国外。伊利汗国与元朝统治者同出一宗,关系较为密切)一直不肯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时常侵扰西北边境。铁穆耳即位后,一直想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在北部屯列大军以备冲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窝阔台汗王海都和察合台汗王笃娃入侵,铁穆耳令其侄子孛儿只斤·海山和太师、枢密宣徽使月赤察儿出镇漠北,领军作战,两军会战于阿尔泰山南部的铁坚古山(今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境内),海山和月赤察儿大败西北叛军,海都、笃娃撤军逃跑。[注4][17]不久后,海都重伤身亡,其子察八儿继立为汗。另一边,脱脱蒙哥继位成为钦察汗王之后,积极谋求改善与元朝的关系,放还了因海都之乱被捕的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钦察汗国出兵进攻察八儿和笃娃的军队,打开了被海都势力封锁多年的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交往的通道。此后,钦察汗国归顺元朝。[24]在阿尔泰山南部一役遭受重创后,笃娃知道自己无力再与元朝对抗。[25]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笃娃率先向元朝投降,铁穆耳接受了他的请和。随后,察八儿等西北诸王也相继投降、罢兵入朝,承认了元朝的宗主地位,不久后设驿路、开关塞以通往来。[6]27]至此,海都之乱得以平定,四大汗国均臣服于元朝。铁穆耳和西北的和解,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皇室内争,重新确立了元朝的宗主地位。铁穆耳完成了忽必烈一直未能完成的心愿。[26][27]
注重汉化,推广儒学
铁穆耳任用蒙、汉儒臣,大力推行儒学。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诏令中外崇奉孔子学习儒家文化。铁穆耳自己也在学习儒学,曾令大臣为自己讲《资治通鉴》。[28]在丞相哈剌哈孙的建议下,建立孔庙学府,任有名望的儒学大师为学官,收近臣子弟入学。[1][21]
放弃征战,和平外交
历史评价
明朝史学家宋濂、王袆[huī]在《元史》中评价铁穆耳:“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2]“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29]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在《元史类编》一书中评价铁穆耳:“册曰:豢业以治,垂拱用成;中年奋武,启衅南征;末婴寝疾,壸柄乃萌;赖斯贤辅,镇侧弭倾。”[30]
清朝史学家毕沅于《续资治通鉴》中评价铁穆耳:“帝承世祖混一之后,善于守成;惟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幸去世祖未远,守其成宪,不至废坠。”[17]
清末民初史学家曾廉在《元书》中评价铁穆耳:“论曰:成宗号为能守法度,而为病虐,前星弗耀,牝鸡司晨,而内难作矣。然非成宗之过也,成宗早任合剌合孙,资为羽翼,自古未有贤人在位而乱其国者也。股肱之寄,要在忠良,唐宗之言,信夫!”[31]
清明民初史学家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一书中评价铁穆耳:“始汗为太孙时,好饮无节。忽必烈汗常戒之,不悛[quān]。以此受杖者三次,忽必烈汗至命医官监其饮食。有近侍司太孙节沐者,私置酒于盥器,代水以进,忽必烈汗闻之,大怒,谪戍其人远方,杀之于道。汗既登极,深以前事为非,力自节饮。其勇于改过如此。汗仁惠聪睿,承天下混一之后,信用老成,垂拱而治。一革至元中叶以来聚敛之政,冗设之官。约束诸王、妃、主、驸马扰民,禁滥请赏赐。性又谦冲,不好虚誉。群臣、皇后一再请上徽号,卒不允。可谓守成之令主矣。虽晚婴末疾,政出中宫,而举错无大过失。固由委任贤相之效,亦未始非内助之得人也。”[32]
清明民初学者柯劭忞[mǐn]在《新元史》中评价铁穆耳:“成宗席前人之业,因其成法而损益之,析薪克荷,帝无使焉。晚年寝疾,不早决计计传位武宗,使易世之后,亲贵相夷,祸延母后。悲夫!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其妃匹,岂非后世之殷鉴哉。”[33]
家族成员
关系姓名称号简介祖父孛儿只斤·忽必烈元世祖、仁圣景襄皇帝[1]元朝开国皇帝祖母弘吉剌·察必昭睿顺圣皇后[1]-兄弟甘麻剌显宗、光圣仁孝皇帝[1]-答剌麻八剌顺宗、昭圣衍孝皇帝[5]早卒姐妹孛儿只斤·忽答迭迷失赵国公主下嫁阔里吉思[34]孛儿只斤·南阿不剌鲁国公主下嫁蛮子台[34]妻妾弘吉剌·失怜答里贞慈静懿皇后[35]成宗登基之前去世伯牙吾·卜鲁罕[35]--儿子孛儿只斤·德寿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被立太子,尚未登基便卒[1]女儿孛儿只斤·亦里哈牙昌国公主下嫁阿失昌王[34]孛儿只斤·爱牙迷失赵国公主下嫁阔里吉思[34]孛儿只斤·普纳鲁国公主下嫁桑哥不剌[34]
中庸之治,折中求稳
铁穆耳执政期间,御史台大臣担任着言官(谏官)的职务,铁穆耳登基不到两个月,就有御史台大臣进言:“官员名分之重,不应该超过宰相。只有事业显著的才能胜任,官职不可轻授啊。”[3]另一个台臣也称:“陛下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君主在任命宰相之事上有重要职责,如今中书省宰相人员太多,议政意见不一,伯颜等先帝旧臣在旁辅佐陛下,应该尽快择一举相。”这显然是在针对中书省官员的任命。铁穆耳在任时,大体遵循世祖忽必烈的旧制,因而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治国方略,在言官和省官之间他也争取做到中庸。当时汉人儒臣多讳言财利事,对中书省大臣伯颜、梁德珪等理财大臣急功近利的行事颇为不满。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言官和省官的矛盾日渐凸显。不久后侍御史万僧在“时宰”唆使下,诣架阁库,诬告御史中丞崔彧,说他私党汉人、暗地反对为皇太后建佛寺,铁穆耳就命令中书右丞相完泽和平章政事不忽木查清这件事。完泽作为中书省官员,处事谨慎,不急功近利,对中书省官员伯颜、梁德珪等理财大臣的行为持中立态度,一直周旋于言官和省官之间,防止他们爆发大的冲突。而不忽木在这件事上,认为崔彧敢言直谏、不避权贵,他是被诬陷的。最终铁穆耳也听取了他的建议,罢黜了万僧。[36]虽如此,却并不提及背后的中书省官员伯颜、梁德珪。可见,铁穆耳在处理省官和言官之间的冲突上,坚持宽宥“惟和”的原则,采取中庸之道,调节大臣的矛盾不使之激烈冲突。[4]
研究书目
《大元通制》:公元1323年颁布的元朝正式法典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代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
(近代)柯劭忞:《新元史·成宗本纪》
(清)邵远平:《元史类编》
(清)魏源:《元史新编》
(清末民初)曾廉:《元书》
文艺影视
参考资料 38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
- 参考 27
- 参考 28
- 参考 29
- 参考 30
- 参考 31
- 参考 32
- 参考 33
- 参考 34
- 参考 35
- 参考 36
- 再生缘 (2002) — 豆瓣电影
- 再生缘 — 优酷
注释
-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忽必烈年事已高,一名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奏请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奏折被御史台都事尚文截停,没有传到忽必烈手中。然而与真金太子相对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归阿散得知了这封奏折的存在,将它呈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大怒,经过大臣安童等人斡旋,事情才得以平息。真金太子经此风波,忧惧成疾,不久后便病故了,享年四十三岁。
- 用韵文记录的去世大汗的事迹语录,即成吉思汗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谈话或训示
- 钞本:元朝发行交钞的后备金
- 关于此役,中外史书记载不一,元史宣扬下任皇帝海山之胜,西亚等地史书则称此役不分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