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11日成立，是大韩民族在中国设立的临时流亡政府，是领导朝鲜国内外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机构。^[1][2]

1910年8月29日,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1919年3月1日，爆发了海内外全体韩民族人民的三一反日独立运动。由于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大批抗日力量和爱国志士流亡海外，于1919年4月11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领导朝鲜国内外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机构，发表了《大韩独立宣言书》，召集民族爱国力量在中华大地继续开展抵抗日寇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宪法，定国号为“大韩民国”政治制度采取“民主共和国”引人总统制，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制度。临时政府明确表示继承大韩帝国的领土，优待旧皇室。第一任总统由李承晚(1875-1965)担任，后遭到弹劾，之后由金九(1876-1949)长期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展开了支援李奉昌(1900-1932)、尹奉吉(1908-1932)义士义举，组织韩国光复军等独立运动，得到了中国、苏联、法国、英国、美国等的经济、军事援助。^[2][3]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一个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在中国总共存续了长达27年的时间。1945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人员回到朝鲜半岛。^[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韩国政府将1919年视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自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都会到此遗址进行朝拜。^[4][1]2018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由4月13日改为4月11日。^[5]

1910年8月29日,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1919年3月1日,爆发了海内外全体韩民族人民的三一反日独立运动。由于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临时政府在韩国国内更加难以立足，大批抗日力量和爱国志士流亡海外，众多韩国革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便成了韩国革命志士的一大聚集地，于1919年4月11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领导朝鲜国内外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机构。^[2]

1919年,韩国爆发了抵抗日本殖民统治、要求朝鲜半岛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此后,由于日本当局加强了对朝鲜半岛域内的监视和镇压,众多韩国革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便成了韩国革命志士的一大聚集地。自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32年4月因上海虹口公园炸弹事件(以下简称虹口公园事件)而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杭州时,韩国革命志士在上海滞留了13年的时间。^[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由于受到上海法租界当局的干涉和自身的财政经济困难,无法长期在一个地方驻留,前后总共搬了12次家",直到1926年7月才在上海法租界的白莱尼蒙马浪路普庆里(今马当路306弄)4号安顿下来,而这也是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所有办公处所中使用时间最长且保存最为完好的唯-一处历史遗迹。^[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韩国独立运动代表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确定采用国务总理制,选举出了第一任国务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召开了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通过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即《大韩民国临时宪章》所以,在不少韩国人心里,上海临时政府旧址被看作大韩民国建国的摇篮,堪称“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1]

1932年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暗杀日本高级将领，虹口公园事件后,为防止日本方面对朝鲜人进行种种迫害,金九主动承担了策划和实施虹口公园事件的全部责任,并在报纸上署名发表了《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一文,坦述了他多年从事抗日独立运动的经历和继续献身抗日独立运动的决心和意志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使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迫离开了普庆里4号,从此结束了在上海的秘密活动。^[1]

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园事件后,日本方面加强了对在上海法租界内活动的韩国革命志士的监视和迫害。在日寇的大肆搜捕下,不少韩国革命志士不幸被捕。临时政府要员为躲避日本方面的搜捕,在中国进步人士的大力帮助下转移到杭州和嘉兴等地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被迫迁往杭州。在杭州的3年多时间(1932年5月-1935年11月)里,在杭州人民的支持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召开过国务会议,开始发行韩国独立党机关报《震光》(1934年1月创刊),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并逐渐成长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一员。因此,杭州也成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站。临时政府来到杭州的第一站,是在杭州市内清泰第二旅社的第32号房间(现在的群英饭店)。后来在中国国民党的帮助下,在临近西湖的长生路湖边邨23号盖了新的厅舍。临时政府直到1935年11月转移至镇江之前,一直在这里从事活动。而临时政府的随行家属人员,起初在清泰第二旅社和湖边邨进行活动,1934年11月后搬到了五福里2街。^[1]

1935年11月,为了便于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决定迁往镇江,在那里开展了两年的秘密活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镇江期间,金九成立了作为临时政府的基础政党--韩国国民党,并多次召开了国务会议,确定临时政府对内对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此期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确立了临时政府的战时体制,临时政府的抗日复国活动依旧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分别从南京、镇江等地出发,辗转来到长沙进行短暂驻留。在时任湖南省省主席张治中的安排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住进长沙潮宗街楠木厅6号。在长沙,他们进行了为期8个月左右的抗日复国活动。^[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长沙期间,由于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左右翼团体之间的分歧,曾发生过著名的“楠木厅”事件。1938年5月7日,左翼的朝鲜革命党党员李云焕闯人会场,向与会者开枪,致使包括临时政府领袖金九在内的多人伤亡,促成韩国左右翼统一的会议也由此搁置。^[1]

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败,长沙也开始处于危机之中。“三党”分别是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三党主席分别为李青天、赵素昂和金九)领导人研究决定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广州。1938年7月18日,金九一行乘火车离开湖南长沙前往广州。^[1]

1938年9月,临时政府原本准备在广东佛山设立稳定的办公地点,但1938年10月,随着日军相继占领佛山、广州等地,分散在广州和佛山的临时政府要员为了安全考虑决定离开广东境内。1938年11月30日,临时政府终于在广西柳州找到了暂时的落脚之地。^[1]

1939年4月临时政府要员们来到了重庆市郊的綦江暂避。1940年4月,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合并成立了新的韩国独立党,成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金九任党主席。此后,临时政府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于1940年9月迁往重庆市内,9月17日:临时政府在重庆首次公开挂牌办公。^[1]

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多次大轰炸,临时政府在重庆先后搬了4次家。第一次是在杨柳街,第二次是在石板街,但都因日军的空袭而遭到破坏。第三次是在吴师爷巷1号。第四次是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于1945年1月搬到了更宽敞的莲花池4号(现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房租全部由国民政府补助,直到当年11月全部撤离。^[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5年时间是推进独立运动的最活跃时期。在此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原韩国抗日义军和独立军的基础上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韩国光复军,还吸收了部分左翼独立运动力量,将部分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了临时政府主席为中心的单一领导体制,构成了左右翼联合政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临时政府在重庆发表了对日宣战宣言,积极推动和中、美、英等国家的联合共同作战。同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和朝鲜半岛内部的独立革命力量联合,推进朝鲜半岛域内的光复作战。^[1]

2018年，韩国国家报勋处13日表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将由4月13日改为4月11日。由此，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在2018年4月11日举行。韩国国家报勋处2018年4月13日在首尔白凡金九纪念馆举行临时政府成立99周年纪念活动，国务总理李洛渊、独立运动有功人士和家属等1000多人出席活动。^[5]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发展具有三重历史意义: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它是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体现、旗帜和象征;从民主主义角度看，它反映了韩国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建立新型社会的期待、选择和试验;从中韩关系角度看，它是中国人民援助韩国独立复国斗争的重要载体、对象和友好的表现。^[6]

在中韩关系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朝野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是两大民族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韩建交前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大地开始蓬勃兴起对于推动两国建交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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