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1]）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3]

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学生时代的他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饲育》，获得日本芥川文学奖。^[4]自此，他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坛，开启了辉煌的文学人生。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洪水涌上我的心头》《熊熊燃烧的绿树》等。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1968年川端康成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5]大江健三郎写作主题广泛，多以远离城市的边远村庄为背景，着力描写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积极对政治、核危机等问题发声，引发人们的深思和共鸣。^[6]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的主题、风格不断变化，其整个创作过程，即是在绝望中永不放弃为个人、为社会、为人类追寻希望的过程。^[5]

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因衰老去世，终年88岁。^[1]大江健三郎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日本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为世所瞩目，既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技巧，在博采众长中，开拓了战后日本文学的新领域。^[7]他推崇、敬重中国作家鲁迅，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热心中日文学交流，与许多中国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受到中国作家的尊敬。^[8]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岛爱媛县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大濑为一森林峡谷中的村庄，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1941年进入当地的国民学校。1944年，父亲和祖母去世。1945年，他10岁那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的家庭曾经是村子里富裕户，但随着战后的土地改革而逐渐衰落，一家人艰难度日，其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见。1947年，他进入大濑中学读初中。1950年就读县立内子高中，后转县立松山东高学习，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3年高中毕业后赴东京补习学校。^[3]

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大量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法文系，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大学期间，曾创作过供同学们演出使用的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1957年，他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这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随后相继发表了《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徒劳”意识表现作家对战后社会现实的不满。^[9]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4]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饲育》，小说表现了日本儿童的战争体验。^[10]该小说获得1958年度芥川文学奖，使大江健三郎暴得大名，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坛。随后，他又出版了在主题上与《饲育》一脉相承的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同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绵羊似的人》，作品通过占领时期美国士兵侮辱日本人的行为表现了反抗战后社会现实的主题。1959年，以《论萨特小说的形象》从大学毕业，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年发表了表现“性”意识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3]

1960 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浪潮日益高涨，大江健三郎作为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率先参加了“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的安全保障条约。^[6]同年5月，大江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先后受到毛泽东、陈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接见，他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11]回国后，参加新日本文学会。^[3]

同年10月，日本发生“浅沼暗杀事件”。第二年，大江以其为题材创作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抨击天皇制。同年，趁应邀到保加利亚访问的机会，访问了苏联等国，并在巴黎拜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哲学家萨特，回国后退出新日本文学会。^[10]

1963年夏，大江为调查受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种种后遗症，亲赴广岛考察，深切体验到战争的残酷性，归来后，他写成《广岛札记》记录自己目睹的原子弹受害者惨状，谴责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行径。^[7]大江健三郎在1960年与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3]3年后，长子大江光出生，婴儿因先天性头盖骨缺陷而濒临死亡状态，经抢救勉强活命，成了残疾儿。大江光的出生和广岛调查是大江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更关注“边缘人物”的生存状况，强调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勇敢地担起责任，1964年发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7]

1966年，他开始热衷于阅读福克纳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大江健三郎从1966年开始创作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作品，作品有《乌托邦的想象力》（1966年）等。大江健三郎的“乌托邦”意识和“森林”意识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1967年，发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赛》，该小说中森林意识也占有突出地位。^[12]

1970年赴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同年出版长篇随笔《冲绳日记》。1971年与太田秀吉共同创办季刊杂志《冲绳体验》。《鲸鱼灭绝的岁月·全随笔第三》于1972年问世。1973年3月，推出长篇随笔《作为同时代的战后人》，同年赴阿拉木图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74年参加在东京召开的日本阿拉伯文化团结会议。同年2月，他在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签名；他参加为抗议韩国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举行的活动。1975年，写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13]

1976年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1977年10月，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 1978年1月起，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主笔，为期两年。^[3]

1986年，又着手写放弃已久的短篇小说，发表了《聆听雨声的女人们》等系列短篇。1987年2月，出席莫斯科和平圆桌会议。9月，发表在巴黎、东京讲演基础上改写的评论《<明暗>的构造》和《渡边一夫的今日性》。1989年又推出随笔集《小说之谋略·智慧之愉悦》。^[3]

1990年，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桑迪哥分校的研讨会，任芥川奖评选委员。同年发表长篇小说《治疗塔》。1992年4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1994年3月；所发表的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中，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3]

1994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以诗的力度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与神话相互交融，呈现出一幅当代人类困惑而多变的情景。”^[2]他拒绝接受由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象征“国家荣誉”的文化勋章，表示自己是“战后的一位民主主义者”，无法接受天皇授予的这项“国家荣誉”。他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14]

1999年6月推出长篇新作《空翻》。这部小说被视为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15]《空翻》在题材上作了新的开拓，描写了一个新兴宗教组织策划恐怖活动最后毁灭的过程。作品使读者联想到四年前东京发生的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恐怖袭击事件，而正是这个事件促使大江重新拿起笔，开始关注社会异常现象和精神问题。^[16]同年11月起，赴德国柏林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日本作家的现实》。^[3]

2000年6月8日，被哈佛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称号。同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1年3月16日，与三木睦子等共同发表声明，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做出不合格的鉴定。^[3]

大江健三郎对中国非常友好，曾先后在1960年、1984年、2000年、2002年、2006年、2009年共六次访问中国。其中在2006年9月的访华活动中，大江健三郎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北京讲演2006》，和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其最新长篇小说《别了，我的书》《愁容童子》、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举行签名售书外，还于9月12日至13日间前往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在 2009年1月的访问中，他参观了北京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3]

2011年“三·一一”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核泄漏，大江健三郎率先发声，频频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要求彻底废核，并作为组织者于2012年2月11日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题为“告别核能！1千万人活动”的集会。^[6]

综观大江健三郎的全部创作，他的文学世界是由政治和性这两根支柱撑起来的。无论是政治意识还是性意识，无一例外都带有萨特存在主义色彩。如他所说：“我作为一个表现同时代的人，通过小说来刻画这个时代的社会、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存的。……内心痛苦是我的出发点。”^[15]

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年）中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的 “徒劳—墙壁” 意识，表达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 “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 “墙壁” 的内涵。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相互作用。^[20]

在1959年至1963年的创作中，“性” 与 “政治”的 意识居于核心位置。 受到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 “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 这一观点的启发，在创作《我们的时代》时，大江明确地决定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2]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人既有“政治的人”，也有“性的人”。他在《我们的性世界》中说： “政治的人” 拒绝绝对者。当绝对者开始存在时， “政治的人” 的政治机能便会被封锁甚至窒息。为了和绝对者共存，必须像母牛从属于强大的公牛那样，放弃 “政治的人”而以 “性的人” 的身份而接受绝对者。可以看出，大江健三郎既关心 “性”，又关心 “政治”；既描写 “性的人”又描写 “政治的人”。这就是他的 “性—政治” 意识。 大江健三郎所理解的“政治” 意识，一如他自己所做表述：“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20]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大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六月出生后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八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长子的残疾让大江几近崩溃，他在写作中也找不到积极意义，陷入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危机。于是，他将儿子留在东京，自己前往广岛。在与可怕的原子病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重藤文夫等人在努力克服原子病痛中确立了各自独特的人之本性，这些有威严而正统的广岛人在努力向地狱填充人性要素，他们不逃避广岛，正面去接受不幸并且与之战斗，为了所有其他人而行动。这让大江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怯懦和逃避行为，从而决定承担起作为智障儿父亲的责任，与智障长子共生。^[6]

接着，大江健三郎围绕残疾儿问题在1964 年相继发表了短篇 《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 《个人的体验》。在1964年之后，大江健三郎通过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着自己养育残疾儿童的决心。^[20]同时自1964年出版 《广岛札记》起，大江健三郎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对核威胁的斗争，表现核时代人的生存状况，成为他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从1970年代的系列随笔《冲绳札记》，到1990年代的长篇论文《“广岛的心”与想像力》等，在严厉批判日本政府决心不再被核轰炸的同时，却成了亚洲核战争的积极推动者。大江强烈主张日本政府要从根本上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就是釜底抽薪，彻底废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1990年代，大江在小说中曾预言21世纪将发生核事故。小说《治疗塔》及其续编《治疗塔行星》描述了在不远的21世纪，各地局部战争中使用小型核武器，且由于核电老化各地频发核泄漏事件，以及艾滋病泛滥，于是逃离地球而去火星制造“第2个地球”，结果失败。结果都不幸被言中，可见这两部小说反映出大江对核彻底的绝望态度。^[6]

1966年，大江健三郎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 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 《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 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 “森林和山谷”。在他的笔下， “森林” 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 《饲育》和 《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 “森林” 显然 具有象征意义。^[21]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赛》所写的三个故事的共同舞台和重合焦点是 “森林和山谷”。《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中大江健三郎回归森林的思想表现得更加明确：所有城市，所有村庄的／衰弱，反而使森林恢复生机。／因为放射烟尘和光线之毒／被树木、草叶和湿地苔藓／吸收而化为 “力量”。^[20]

大江健三郎从事文学创作之初，就通过法国文学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三是追求 “ 介入文学 ” 。 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 ， 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大江透过日本的状况、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新兴宗教危机等问题，寻找到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式，从而形成大江式存在主义文学的特色。大江在借鉴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受到其老师渡边一夫将人文主义人际观融入日本传统自然观和美意识中去的这种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渡边的 “ 战斗的人道 主义 ” 的影响。渡边曾对大江说过 “ 你必须走自己的路。 ” ^[22]大江把这句话作为人生的准则 ， 以及文学创作的准则 。 因此， 大江吸收萨特存在主义的理念和技巧同时，也注意立足于本土 ，走自己的文学之路 。 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努力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特别是人类生存的文化环境的题材 ，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 、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从而创造出大江式的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 正如他经常强调的，他的写作是源于日本风土的润育，他的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的。^[23]

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小说的方法》一书中，给读者讲述了“我这样一个小说家是如何修炼成的”，“书中回溯了获得每一个方法的过程”。他在书中强调，出生于日本偏远乡下的四国山谷森林中的村落，这影响了他童年时代观察自然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他从小就学会“从一滴水中”观察自然的奥妙，从四国的山村中想象国家和世界。他的“从边缘到中心”的小说方法即是来自他对故乡山村的想象，他在作品中反复描写了这个“乌托邦”世界。^[24]孩提时代祖母给他讲述当地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也由此学会了了讲故事。少年时代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成为他反思日本的侵略战争、反对天皇制、维护和平宪法的反面教材和依据。从《万延元年的足球赛》中我们可以读出大江对日本近代史的反思；参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的经历，从他的《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江关心历史、“介入”现实的身影。^[25]

在但丁、艾略特、奥登、布莱克、叶芝等“诗人的引导下”，大江健三郎找到了小说的文体、语言的风格和叙述的技巧。阅读是大江获取小说方法的最大途径。如何使自己的小说创作长盛不衰，他的导师渡边一夫告诉他，要通过集中阅读来提升自己，从大江文学中的引用，读者会发现大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作家。他熟读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通过阅读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发现了“引用的力量”,“引用”成为他后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方法。而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的最大转折点，是他找到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小说方法，甚至，发现了通过改稿创造陌生化文体的方法。^[9]这样的探索始于结构主义在日本流行的时期，与同时代知识人山口昌男、武满彻、谷川俊太郎等人的交往，使他不断完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小说的方法》这本书，就是大江结合自己的小说创作并借鉴结构主义所做的理论思考。他通过解读自己的小说，回顾了自己不断进行小说革新的创作历程，总结了经过创作验证的小说方法。^[25]

大江健三郎对于“人的物化”的表现上，按照大江健三郎式陌生化的方法来理解，“我”或者“小说家”都像物体一样是被“制造”出来的，他探讨的就是如何制造的方法。这本书中译书名也翻译为《我的小说家修炼法》，其实就是强调“我”这个人称代词体现出大江健三郎对于如何书写“自我”的思考。本书的第八章“成为虚构装置的我”叙述了大江健三郎探索如何超越日本近代文学的“私小说”传统的过程。日本读者阅读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尤其是描写大江健三郎与智力残障的长子大江光“共生”的作品，大多不可避免地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联系起来。大江健三郎强调自己的小说方法就是解构“私小说”的范式，可“纠正和修补私小说的形式带来的弊病”。他找到了创造新文体的第一人称“BOKU(我)”这一叙述手法，认为“选取作为叙述者的小说家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呈现出来，这才是私小说的典型模式”。他强调虚构性和写实性都是“私小说”应有的特征。这也是大江健三郎独特的写作秘密之一。^[25]

“难读难懂是人们对大江作品较为一致的评价”。大江作品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作品中有大量各类隐喻。隐喻作为艺术思维的基本特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诗人用来表情达意，后来被引入小说中，成了现代小说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隐喻是大江文学的重要叙事策略，主要包括修辞隐喻、身体隐喻和空间隐喻三类，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隐喻的想象世界。^[26]

一、修辞隐喻。

从大江的早期文学作品来看，他对隐喻的表现手法比较偏爱，进入中期之后，尤其是到了后期，他的小说更是把隐喻作为一种主要的叙事手段，隐喻在他作品中的运用可以说已经出神入化。“一切比喻在本质上都是意象之间的一种交易，而意象也是各种隐喻的基础。”就拿《人羊》这篇小说来说，它描述了战后美国大兵在公交车中欺凌日本人的情形，小说使用了“羊”这一意象。羊是一种极为温顺的动物，在动物世界里，相较于狼、老虎、狮子等凶狠的动物来说，羊常常扮演被欺凌的角色，处于生物链较低端。羊作为这篇小说中的重要意象，象征着那些在美国大兵的淫威下不敢反抗、忍气吞声的日本人。作者别出心裁地将本体和喻体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虽身为人，而本质与羊同质的“人羊”形象，并作为作品的题目。这部小说篇幅虽不长，但“羔羊”这个词共出现16次。在这篇小说中，可以归为“人羊”的日本人喻指三类，即直接受害者；那些幸免于美国大兵欺辱的乘客亦即看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衙门里的日本人。隐喻内涵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重复强调是作家创造隐喻的基本方法”。“羊”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出现这么多次，可以看出是作者的匠心所在，成了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词之一。^[26]

二、身体隐喻

大江健三郎是一个特别擅长用身体感受进行叙事的小说家，他的每部小说中都可以找到使用身体器官和身体感受进行隐喻的地方，《人羊》这部作品也不例外。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述了“我”和一部分乘客在公交车上被美国大兵扒光屁股、蒙受羞辱的场面。“屁股”一词成了小说中多次被提到且总也绕不开的关键词。屁股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最后的身体底线，却如此公之于众，其受辱之重可想而知。此外，诸如“身子”“脖子”“脑袋”“小肚子”“嘴里”“鼻孔”等身体器官的词语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可以说大江正是用这种物质的、肉体的、世俗的身体器官的隐喻表达对“人羊”们的懦弱的不满、对战争的控诉。^[27]

有关身体感受方面的描写，也是作者着墨很多的地方。例如，当美国大兵离开公交车，“我”们这些“羔羊”重新回到座位上，但是面对幸免的乘客，“我内心深感痛楚，身子疲惫至极。”通过这些身体感受的描写，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主人公心中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无奈，同时开始关注二战后普通日本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人羊》这部小说发表于1957年，对于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来说，战争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噩梦，写这部作品时大江还是一个学生作家，而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学生，他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故事，并用大量的身体隐喻，把读者带入一个逼真的故事情境中，以关照人们的生存状况，并反思战争。 ^[26]

三、空间隐喻

《人羊》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空间主要在公交车上，由此也产生了“公交车”这一空间的隐喻效果。在入冬后的深夜，“我”上完家教课，坐上了这辆末班车，别无他选。“我”本想在公交车上的角落处驱除一些寒气，结果，汽车开动之后，寒气又悄然侵入车厢，“我”渐渐回到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冬天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密闭的。从这点来看，公交车的密闭和“我”的自我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呼应。“隐喻遵循的是语义的逼近原则”，此处公交车喻指封闭的环境，小说将故事主要构建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也有其深意。二战后在美国大兵横行的逼仄封闭的历史环境下，日本人是如何生存的、主人公“我”经历了哪些痛苦的内心挣扎，这些都是作者特意通过高明的隐喻手法所要传达给人们的。关注封闭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是大江在早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26]在这部小说末尾，教员要查明“我”的姓名和住址，“我”被教员在“弥漫着雾气”的大道上不停地追赶着。此处小说反复出现“巷子”这一词语，比如“巷子尽头”“狭窄昏暗的巷子”等。巷子也喻指一种封闭的环境，它可以提供一种隐蔽的空间，与此相对，迷宫似的巷子又暗藏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的危险。特别是当时的环境雾气很重，为巷子这种狭窄的空间又增添了些许让人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的感觉。^[27]

大江的作品中丰富的隐喻意象给了我们很多新鲜感，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同时隐喻也成为作家阐释主题的一个重要武器。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的象征意义比较明显，也比较容易理解和捕捉，但到了后来的小说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中，象征的手法和象征的意义则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不容易捕捉和理解，更多使用隐喻叙事的方法。^[28]《万延元年的足球赛》开篇有一段很难理解的描写：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在黎明前醒来，浑身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这种热辣辣的感觉进而又变成一种钝痛，妨碍“我”入睡。这时，前天民工们为安装污水净化槽而挖掘的长方形洞穴却在黑暗中变得清晰可见。“我”像只老鼠一样钻进了洞穴，在洞穴中我思考了100分钟，最终找到了让自己辗转难眠的根源——“我”想逃离纷繁喧嚣的社会，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正如友人肛门上插着黄瓜怪异地离开尘世一样。民工们挖掘好的洞穴，象征着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可以获得片刻宁静的安全地带，而安装于洞穴的“净化槽”则象征着拒绝污染、拒绝尘俗的世外桃源，这也是通过运用隐喻意象、隐喻叙事所达到的效果。^[27]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就有幸见到了郭沫若以及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人。2005年巴金老人去世时，大江健三郎撰文哀悼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29]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是为人所经常提及。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甚至很早就力排众议，发出莫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2002年，大江健三郎来到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与莫言及其家人见面，一起吃饺子，其乐融融。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偏僻小村庄出发，又都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两人十分相像。莫言觉得大江健三郎如同前辈鲁迅先生一样，也在寻求“绝望中的希望”。晚年的大江健三郎依旧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甚至随手就能引用关于鲁迅的句子。^[30]

自战后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一股比较清醒的力量，对日本和世界有着比较冷彻的审视，大江健三郎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大江健三郎不只是一位日本的作家，他还是一位具有世界胸怀或者人类关怀的少见的人文主义者。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认为，大江健三郎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思想者，“他的作品，从他的故乡出发，延及整个日本乃至世界，他的思考，也是一直将日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31]大江健三郎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发表了引起文坛瞩目的《死者的奢华》，被列为“芥川奖”的候选作品；23岁时，以《饲育》获得“芥川奖”；32岁时发表《万延元年的足球赛》，成为有史以来最年少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获奖者，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59岁那年，他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而且他的作品在中年时就屡屡被译为西洋文字，在主流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他在日本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32]

日本三位文学批评家川本三郎、三浦雅士、营野昭正，不约而同地将大江健三郎尊之为“先驱性作家”。的确，九十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仍在创作中硕果累累，从1990年的《治疗塔》到1999年的《空翻》，他完成了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2000年推出的最新之作《被偷换的孩子》，则被誉为“镇魂曲”一般的小说。川本三郎认为，日本小说“寓言化”和“民间传说化”的源头即为大江健三郎。^[32]

但另一方面，大江健三郎并不是一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他几乎极少阅读日本的古典文学及近代文学作品，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他的精神养分主要来自诸如加缪、萨特这样的20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上他更多地汲取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内涵和风格，他几乎不写男欢女爱，很少注目日常的人生故事，他一直试图成为一个哲学的叙事家和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的诠释者。^[31]他坚持反核、反对日美安保的立场，对传统的天皇制一直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这就使得他在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的同时，也与社会的一般读者产生了距离。^[6]随着世界和日本社会本身的变化，对日本的传统和既往的历史加以美化的力量也在滋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所诉诸的主题，不少人就往往难以发生共鸣。再加上他作品的文字与表达，有时较多地注重个人的构想和表述，稍稍有些陷于神秘和滞涩，就难免会与一般大众的阅读趣味产生一定的隔阂和疏离，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在今天日本社会的影响力。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坛上是一个有些异色的存在。^[31]

大江虽然是地道的日本作家。但是通过对于人物的希望和困惑的描写与控制，我以为他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准。

——亨利·米勒（美国作家）^[2]

大江说他写小说是驱逐内心恶魔的一种手段，因此这样的创作与其说是严谨构思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对富有诗意的情感迷恋的固执尝试。我们期待大江驱逐恶魔的行动不要成功，而是希望他与恶魔的斗争中所产生出来的小说作品能获得超越作家创作意图的意外成功。

大江说他只对日本读者说话而不把目光对准全世界的听众。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着包括语言、文化、观念、形象在内的“变异的现实主义”和跨越这些障碍以能形成新颖见解和精确形象的问题。让大江作品中以他的回归主题的强烈色彩来克服语言之类的障碍吧。我们所能感觉到的是这些作品人物的亲近、变化的诡谲，并从中能够相信作者认为现实的和一切见到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观点，因为价值存在于另一个层次。我们大家所感到的正是从芸芸众生和纷繁世事中提炼出来的、代表着纯人文主义理想的形象。

——谢尔·埃斯普马克（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33]

大江健三郎的一些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为人所瞩目；由于从小生活在日本农村，熟悉日本的方言俚语，而后来又深受法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因此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和洋合璧”的奇妙色彩；同样由于深受法国作家萨特等人的影响，他的小说惯用象征的手法，从小说标题、故事情节到主人公姓名，常常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结构迥异于传统小说所强调的前后照应、脉络清晰，情节场面的跳跃很大，因而也比较费解。

——陈云辉（韩国庆南大学教授，韩国庆尚大学日本文学博士）^[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