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好人

《四川好人》（原文名：《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于1940年流亡芬兰期间完成的寓意戏剧，原名《爱情与商品》。^[1][2][3]

《四川好人》的剧本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模式，将故事背景设定于四川省城，以神明下凡寻访好人为主线，通过展现主人公沈黛和隋达两个角色的复杂性和人性善恶交替的故事，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变性，以及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布莱希特通过沈黛和隋达的角色转换，呈现出人类内心深处的善恶斗争，以及社会对个体行为和命运的塑造。剧中的人物在善恶间不断转换，反映了社会对人性复杂性的影响，引发观众对现实和社会的思考，并激发他们产生改变的愿望与能力。^[4][5][6]二战后该剧因深刻的哲学思辨与社会批判，被列为德国多所高中必读作品。^[4]

该戏曲首演于1943年，之后也出现了很多版本的改编，如2014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版、黄盈版、2014孟京辉版等。^[2]2021年，由赵亮、雷汉、王海珍、刘军、朱军、仇小豹出演的同名喜剧片上映。^[7]

《四川好人》讲述的是三位神仙从天上来到人间寻找好人，在屡屡碰壁之后，终于在四川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黛。为了让这世上惟一的好人能够体面地生存下去，神仙送给她一千银元。沈黛用这笔钱开了一家烟店，想通过经营烟店来帮助更多的人，然而不久她就因四处行善而濒于破产。为拯救烟店，善良的沈黛不得不女扮男装，转而以冷酷无情的表兄崔达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并通过残酷剥削工人把烟店变成了财源滚滚的烟厂。于是，大家更加怀念起失踪的“四川好人”。最后，当神仙们审讯“崔达”、追问“好人”沈黛的下落时，她终于不得不脱下男装，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社会已是如此堕落，好人根本无法再生存下去。^[2][3][8]

《四川好人》在初创时期并不叫《四川好人》，它是作者1939年重新拾起这个题材，第三次创作时的命名。1939年初，布莱希特准备离开丹麦，继续流亡瑞典，收拾行李时，发现了旧日构思的《四川好人》手稿。布莱希特是个在任何动荡不定的条件下，都能静下心来写作的人，于是便伏在已经捆好的箱子上工作起来。他在1939年3月15日的《工作日记》中记载说，几天前他翻出了《四川好人》的手稿（始于柏林，名为《商品与爱情》），现存五场戏，其中四场可用。写该作品跟打哑谜一样，因为其中有换行头、重新化妆的场面。不过他可以在该戏里发挥史诗剧的技巧，最终重新回到规范上来。在这段记载里，第一次出现了“四川好人”的命名，同时也交代了一个事实：该戏最初创作于作者流亡之前，即生活在柏林时期。那时布莱希特称它为《商品与爱情》，尚不称它为《四川好人》。《商品与爱情》是作者于1930年在柏林就这个题材进行写作时的命名，事实上布莱希特早在1927年，就草拟了一个关于该戏的故事大纲，那时它既不称《商品与爱情》, 也不称《四川好人》，而是称《范尼·克雷思或妓女的唯一朋友》。^[9]

布莱希特自幼因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善体育活动，常以读书为乐。书名中的中国“四川”地名，大概是来自作者早年的读书经历。早在17世纪的德国巴洛克小说中，就有关于中国“四川”的描述。17世纪中叶，一些欧洲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一时之间，这类文章和书籍，成了欧洲知识分子炙手可热的读物。曾经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马丁·马蒂尼于1654年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用拉丁文出版了他记述中国明末清初战事的《鞑靼dá战记》。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哈格冬的小说家借鉴该书的素材，在想象、虚构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埃关》，又名《伟大的蒙古人》。书中有一位“四川女王”，名叫彭塔利塞亚，又称中国的“亚马宗女王”。该“四川女王”身上，有古希腊传说中亚马宗女战士“彭特西勒亚”的影子。从她的性格和经历来看，又很容易联想到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她是四川忠州人。“四川”也就随着该“四川女王”最初进入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9]

与哈格冬同时代，还有一位名叫埃伯哈特·哈佩尔的小说家，他也借鉴《伟大的蒙古人》这本书的材料，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亚洲的俄诺干布》。该作品中的“俄诺干布”，指顺治皇帝。该书中所写内容，大都与中国历史事件无关。该作品中，出现了“四川”地名。就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既神秘又模糊的“四川”，随着，这些希奇古怪的故事，在德国流传开来。自幼喜欢博览群书的布莱希特，以他的方式接触过这些故事。当布莱希特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剧本时，信手拈来一个烂熟于心的地名，把它命名为《四川好人》。^[9]

20世纪20年代，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面向东方文化寻找共鸣和出路。当时的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的表演手法中发现了他日后加以尝试运用的形式因素：戏剧的叙述性、假定性和多样性。布莱希特倡导的“间离效果”——“陌生化效果”。作者在《四川好人》戏剧中，讽刺鞭挞奴性十足的“好人”沈黛，其用意是想提醒大众，只有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才能推翻“神”的统治，才能彻底改变社会，彻底改变人类自己。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完成于1940年流亡时期的芬兰。这个作品实际上早就动笔，原名《爱情与商品》。^[10]

《四川好人》的主题思想是“要想改变人，就必须改变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在一个恶人横行、物质匮乏、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现象的罪恶社会里，好人自然难以存活；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最好的人也必须变坏。《四川好人》作品中的沈黛，看起来是一个羞羞答答、纯真无邪、温柔和乐于为他人服务的难得的好人，该妓女善于坦然自若地讨好市民，会逢迎神灵，布莱希特甚至还有意让她去讨好观众。这一切均表明：沈黛的奋斗目标就是想成为一个“贫民窟天使”，成为神在人间的化身。从沈黛的好朋友——一个卖茶水的老王那里得知，在四川，人们正在挨饿，百姓怨声载道。三神专程下凡视察民情，其实，他们下凡的真目的是来寻找好人，因为他们不打算变革这个世界，而是主张让世界“保持原来的面目”。为了给神仙们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过夜，老王便去说服沈黛，希望她能让神们在她家住一夜，因为，除她而外，谁也不顾意这么做。^[10]

尽管沈黛明知，陪神仙过夜得不到一分钱的实惠，尽管她明白自己的生活已十分拮据，而且正每况愈下，但她还是将一个肯出大钱的嫖客打发走了，以便让神仙们能有个栖身之地。神仙们根本没想到，人间竟然有如此难得的好人——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好人。神惊奇万分，于是，便赏给沈黛一千银币，让她继续做好事。从此，沈黛便可以不再到街上或公园去拉客了，但在她尚未决定是否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到一个小烟店之时，这笔意外之财，已经吸引了不少的食客。欣夫人、木匠等蜂涌而至，对沈黛进行敲诈勒索，一向从不催租的房东，也赶紧跑来逼她还债。沈黛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精明强干、讲求实际的表哥崔达——她戴上面具，另换一种语调来扮演崔达。崔达将食客们统统赶走，潜心做起生意来，没过多久，他就赚了大钱。崔达把赚来的钱用来开工厂、办商店，成为了富翁。^[10]

沈黛装扮崔达，她的情况就好多了，但好景不长，崔达被愤怒的穷人拉上了法庭。作为一个富翁，崔达当然希望当地的三老为他撑腰。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老变成了三神，神很不耐烦，他们憎恨崔达。因为神仙们在人间没能找到第二个沈黛，而已经找到了的那个沈黛，却又失去了踪影。如果沈黛果真销声么迹，那就表明这个世界没确好人了，人类将失去再存在的价值，神对人类的统治也就将随之而完结。因此，神仙们极其恐惧沈黛的消失，逼迫崔达交出沈黛，希望沈黛能平平安安地归来。无可奈何的崔达，只好摘掉面具，露出沈黛的原形。神仙们开始放心了，他们的好人还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神仙们拒绝了沈黛为了摆脱困境，想要经常扮成隋达的请求，因为神仙们认为：只要世间还有一个好人存在，就说明世俗社会是好的，有好人存在的世界，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神进一步发展了他们曾经阐述过的“让世界保持原来面目”的观点。神仙们只有维护住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才是最要紧的，因此，无论沈黛如何苦苦请求，她想扮成崔达的愿望，遭到了神的无情拒绝。^[10]

以老王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他们要求将崔达的钱财分光分尽，要求改变当前的生存状况，希望能过上比现在好一些的日子。另一方面，以崔达为代表的有产阶级，他们自然不肯放弃既得的利益。而神仙们，他们既不同情劳苦大众，也不支持富有的崔达。神仙们只点醒人世间，好人是否还存在。神仙们逼迫崔达交出沈黛，只要沈黛出现在人世间，神仙们对人类社会的统治，就能够维持下去了。沈黛一心要成为为他人谋福利的好人，成为“贫民窟天使”，成为神在人世间的化身，成为神最忠实的奴仆。她这个好人，简直可以说是被压迫者的“楷模”了。可是只要她一施舍，其他人就要盘剥她，她就立刻会成为牺牲品。于是沈黛只好学坏，变成崔达。然而，崔达又被愤怒的穷人拉上了法庭，并受到神的逼迫，摘掉面具，恢复沈黛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无论是沈黛还是崔达，任何一条路都走不下去。因此，神仙们无视沈黛的苦苦衷求，神仙们愉快地唱着歌，飘然地回到天上，回到人类的统治宝座上去了，而把无助的沈黛留在了人间。^[10]

由此可见，布莱希特是想通过《四川好人》戏剧，揭示一个主题：要想改变人，就必须改变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如不改变社会，就不可能改变人。不论贫困与富贵，同样可以产生出最坏的人，如食客与崔达，在这种社会里，好人是难以生存的。《四川好人》首次演出于1943年，当时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正在肆虐欧洲。^[10]

在《四川好人》共十场戏中，布莱希特就安排了六个楔子。每隔一场或二场戏中间就安排了一个楔子。“楔子”又称为“过场”，是中国元杂剧剧本的组成部分，用来指四折以外所加的场次，有的放在戏剧的开端，相当于序幕，或放在折与折之间，与过场戏相似。该剧中的楔子之一，即“桥下过场”，安排在第一场戏“小烟店”之后，在该楔子中，买水人老王在梦中与神仙们相见，神仙要求老王回省城看看好人沈黛，再向他们报告沈黛的情况；该剧中的楔子之二，“老王在下水道管筒里过夜的地方”，讲的是老王在梦中向神仙报告沈黛的近况；楔子之三、四分别，是该剧第五场戏和第六场戏的幕前过场，这二个楔子，是沈黛向观众诉说自己对社会、对剧中其他人物如杨荪、神仙们的看法；楔子之五，“老王的宿地”，老王再次与神仙在梦中交谈，老王报告沈黛的近况，神仙们向老王讲述他们在寻找好人的过程中每况愈下的境遇；最后一个楔子也是在买水人老王的住处，老王仍在梦中遇见神仙并向他们叙说他的疑惧。六个楔子中，每一个都不乏对刚刚发生过的事件进行评价，布莱希特借用中国元杂剧“楔子”这一艺术手段，意在打破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使观众能够在一个事件结束之后和一个事件开始之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11]

自报家门：中国戏曲人物上场时往往“自报家门”，或唱或念“定场诗”，以介绍身份、身世、叙述本戏剧情，介绍与本戏剧情有关的“前因”等，甚至介绍自己的性格特征。这是中国戏曲突出的叙述性特点。在《四川好人》戏剧中，也使用了这一中国艺术手法。买水人老王一出场，就向观众介绍自己说，“‘我’是本地四川省城的买水人”，然后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并引出了与本戏剧情有关的“前因”，既神仙下凡来寻找好人。在该戏剧中，还有另外一处也是自报家门，在第一场《小烟店》中出现了一个“小矮子”，他出场以后和沈黛说到：“这儿的货架刚才跑掉的女人还没给‘我’钱呢。”紧接着，他又马上对观众说道“‘我’是木匠”，观众通过他的自我介绍，马上便知道了“小矮子”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这句介绍，观众可能还在猜疑他是什么人物。^[11]

评论性插曲、插话：中国戏曲中生、旦、净、丑等角，尤其是丑角往往在剧中发表议论，或对自我或对自己面前的事件进行评论等。在《四川好人》中便出现了七处插曲，例如，在第一场戏中，众人合唱了一首《烟之歌》，道出了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生活都毫无希望可言，就好像灰色的烟儿，一会便消失的无影无踪。第三场中卖水人老王唱了一曲《雨中卖水人之歌》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在第五场的楔子中沈黛唱了一曲《神仙好人难招架》，将黑暗的社会本质揭示给了观众：“在‘我们’国家，好人做不长，盘中没有餐，人们打、砸、抢。”^[11]

在该戏剧中，插话比插曲更多，该剧中的人物经常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又直接转向观众，例如第一个插话是在第一场，当刑氏问沈黛来投宿者是什么人时，沈黛回答后马上又转向观众，向观众说明更具体的情况中，如当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她的以及她自己的想法。接下来还有多处插话，通常插话都是用来向观众说明自己的心里想法。^[11]

在《四川好人》的第七场中，当沈黛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后，她将她的想象在舞台上表演出来了：她牵着小男孩的手踱来踱去，与他说话，递杯子，偷樱桃，逃跑，领着孩子边走边唱，这一切都是虚设的，其实，观众在舞台上根本就看不到小孩，这一串的表演都是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的，都是运用了象征性的手法。^[11]

布莱希特戏剧是世界戏剧史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对世界戏剧有着很大影响，其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论即“陌生化效果”论。通俗地说，是让观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审视和思考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以一种保持距离（疏离）和惊异（陌生）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剧中人，而不是将全部情感都沉浸到舞台的故事中去。^[6][10]

《四川好人》的结尾与西方传统的戏剧结尾是截然不同的，该戏剧剧终，由一个演员走到幕前，面向观众朗诵而使得整场戏剧收场。而该演员，并非戏剧中的人物。收场诗称此剧的结局不合理，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演员和编剧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便要求观众研究剧情，进行独立思考，让观众自己去找结局，体现开放性的戏剧艺术结构。这是布莱希特为了达到陌生化效果而施展的又一个间离计。^[9][11]

“四川”：只是一个比喻，它代表了所有存在人剥削人的地方。布莱希特之所以要把故事安排在中国，并借用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是为了达到他所提倡的“陌生化效果”，使观众对所表演的事件采取探讨的、批判的态度。^[12]

《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戏剧作品，二战后被许多德国学校列为高中生的必读作品。^[4]

按内容看，《四川好人》戏中的中国社会背景并不重要，在审美上亦无重要意义，戏剧的形式才是基础：仪式一样庄重的形式，甚至对话也极度严肃和复杂；以及布景起了微妙精确的表意形式。^[13]——弗里德利克·迪克曼（Friedrich Dieckmann、柏林出版家）

《四川好人》具有一种“此在——彼在”的结构，它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寓言剧”。^[14]——杜彩（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贝尔托·布莱希特（外文名：Bertolt Brecht），德国戏剧家、诗人。1898年2月10日生于奥格斯堡，1956布莱希特在柏林逝世。父亲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天主教派的门徒，母亲威廉明妮·弗里德里克·索菲·布莱希特出身于新教家庭，宗教对布莱希特的行为影响颇深。1917年，布莱希特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文学、哲学等课程，1947年回到欧洲。定居在东柏林。1955年被授予列宁和平奖。作品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三毛钱歌剧》《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等。^[15][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