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楷书。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长安京都区主教耶质蒲吉立碑。^[1]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大秦”为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景教”即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在唐都城长安的大秦寺(今陕西周至县东南)，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出土，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藏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二室。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中为碑身，上有盘龙浮雕之碑额，下有龟座。碑质为黑色石灰岩，顶呈半圆状，上部较尖。此碑记述了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至建中二年期间，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及景教教义教规。^[3][5]

从碑文的内容上看，它又是世界上多个民族文明交融的产物。碑文中既充满中华文明的精神，也含有罗马和波斯文明的内涵；既有叙利亚文字，又有塞琉古方面的纪年；既有佛教的用语，又有基督教的思想。^[5]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2]

中国古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称最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为“景教”。公元七世纪唐代初期，景教入中国。

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伊斯，他相当于长安地区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作用。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寺；至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竖立之时，景教已在中国活动了近150年。

唐建中二年正月初七（781年2月4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

唐会昌五年（84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而景教亦自此沉寂。

明天启三年（1623年，一说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偶然出土，出土后就近移入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当时耶稣会士极重视此一发现，并将碑文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置金胜寺中近三百年，遇清末农民起义，正殿及碑亭毁于战火，而碑石幸存，其后暴露旷野多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记者何乐模密谋盗碑，贿寺中老僧雇石匠，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重新刻制一碑，图以复制碑换出原碑暗中运往伦敦。安排搬运之际，消息走漏，政府及时制止，保住原碑；交涉后只允许其运走两吨重之复制碑（复制碑其后辗转运往纽约，最后为教徒购赠梵蒂冈）。原碑移置西安城内碑林护藏，以绝其觊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中为碑身，上有盘龙浮雕之碑额，下有龟座。碑质为黑色石灰岩，顶呈半圆状，上部较尖。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除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外，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侧，还刻有许多叙利亚文。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这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chī”，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见证物，且具有唯一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必不可少的考据文献，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文化艺术交流的珍贵资料。

碑文记述了当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为后世揭示出唐代长安城中第一所景教寺院的位置与发展情状，表现了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并见证了唐王朝对景教的宽容与支持的态度和对外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碑中的古叙利亚文，为研究当时东罗马传教所用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证价值，因而也为西方国家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及额题均为楷书，书法秀丽而劲健，用笔灵动而不失庄严肃穆，结构疏密得当，艺术水平很高，为研习书法的上好范本之一。

从艺术造型来看，景教碑完全依据中国碑的形状，保留了南北朝至唐的风格；石龟背宽，面积大而又重心低，置碑于其上，安定又平稳。由于上是螭首，上下均是动物，可在造型中达到和谐，上下呼应，有首尾照顾的效果。

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其中文功底极其深厚，以个人传奇为基础，凭借中国传统文学的用典与对仗等修辞手法建构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有效地把景教教义、景教在唐朝的传播历史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很自然地糅róu合在一起，实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汉语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