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忠

周铁忠，女，1925年入党，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跟随澎湃创建过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

其人性情刚烈，有男子风范，革命意志坚定，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女革命者，也是许多革命者的引路人。“铁大姐”这一称呼，她可谓当之无愧。

1929年12月22日，天津宝成纱厂，刚下班的中共地下党员周铁忠和工友们正准备上街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要求发过年费和年节红包。几个等在路边的便衣特务一拥而上，用麻绳把周铁忠绑起来，送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临时看守所。这天，是周铁忠和乔国桢婚后第17天。丈夫怎样了？周铁忠不怕被捕，只担心丈夫安危。

1929年春夏，党中央派遣一批党员来津，化名王幽兰的周铁忠便是其中一员，在北方局秘书处任内部交通员，同柳直荀、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等一起工作，互相之间以兄弟妯娌相称。

1929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一辆黄包车来到周铁忠的住所——老城东南角的一间小破房。“车夫”扶着一个人走进门来，周铁忠大吃一惊——“一个瘸腿行走不便的人，为何闯进我家？”

此人就是周铁忠后来的丈夫乔国桢zhēn，组织派他来安排周铁忠去宝成纱厂工作。

接触一段时间，周铁忠知道乔国桢是陕西佳县人，比她小6岁，和她同年入党，毕业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领导人、著名的“农运大王”。渭华起义失败后，乔国桢化装脱险来津，任中共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虽瘸腿，但意志坚定。”得知乔国桢曾因革命三次入狱，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被捕后越狱摔伤了腿，周铁忠满心钦佩。

周铁忠在纱厂门口租了间房子，作为职工运动委员会机关的活动地点，党的会议常在这召开，她担负着保管党内文件和掩护、联络等任务。

乔国桢的住所和工厂相距30多里，他硬拄着拐杖来往于两地工作，风雨无阻。白区工作条件恶劣，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就得顶一天。这些，周铁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天晚上，周铁忠下班回家，见里面有亮光，推开门，乔国桢正在屋里，“工作太晚回不了家，门外警察吹笛吹得厉害，我刚越狱不久，再被捕可能就活不成了，就在你屋里躲一晚。”

周铁忠心疼了，她决定和乔国桢在一起，好好保护他。

征得乔国桢同意，俩人在小刘庄找了间房子，作为他们又一个秘密住址。从此，两人既是战友，又是夫妻。那一年，周铁忠28岁，乔国桢22岁。新婚的周铁忠没想到，婚后17天，她就被捕入狱。

看守所内，周铁忠三两天就遭一次拷打。但她在狱中仍“积极革命，参与建立以薄一波为负责人的党支部，传送情报，研究斗争的策略”。

不久，周铁忠身体不舒服，面色苍白，身子一天天胀大。大家以为她得了伤寒，为她争取来拔火罐治疗，可她肚皮都被烤烂了仍不见好转。

最终，周铁忠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每顿饭依旧是一个发霉的窝窝头和一块咸菜，“根本谈不上营养，没被子，在稻草上过了一冬。更别说体检了”。

几个月严刑逼供，一无所获的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将她转交河北省高等法院，关进位于小西关的“河北省第三监狱”（现为天津人民医院）。

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周铁忠被判6个月徒刑。

1930年7月中旬，周铁忠和薄一波、徐斌如、李运昌等20余位刑期不满两年的政治犯，被转到位于天津市特二区（奥租界）的“临时自新院”。自新院是时任天津市宣传科长的地下党员张友渔为营救战友说服当局创办的。服刑人员能在院里自由活动，能吃上大米白面，生活稍有改善。

1930年9月3日，周铁忠就要分娩了，腹痛难忍，几次昏倒。在狱友们强烈要求下，周铁忠被送到医院，还没上产床，乔沙就呱呱坠地了。

孩子刚出生，周铁忠就被送回自新院，由于她奶水不足，小乔沙被饿得整夜哭。同志们通过绝食斗争，终于让产后的周铁忠得以每天喝上一碗稀粥。大家又把自己的毛巾、衣服送来包裹孩子，“狱中之花”乔沙在同志们的关怀下活了下来。

乔沙出生的第19天，经张友渔努力，周铁忠等自新院里的政治犯获释。

此时周铁忠才知道，她入狱4个月后，爱人乔国桢也被关进了小西关的河北省第三监狱。

1930年11月，党组织安排周铁忠到青岛接替被捕入狱的郭隆真，担任山东省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化名“周王氏”的周铁忠在青岛郊区一户农民家里被捕，被判3年徒刑。

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乔沙一起服刑到1934年。

出狱后，周铁忠失去了组织关系，也打听不到丈夫的消息，她只得带着孩子回湖南南县老家，投奔乔沙的舅舅。

1936年，周铁忠收到乔国桢的来信：“南北千里，一条长锁紧相连，我们要用这条锁链绞死敌人，再团圆。”署名“黑塔于病床”。“看到那封信，妈妈特别激动，说要马上去北平。”

黑塔是谁？北平是哪里？6岁的乔沙不懂，她只记得“妈妈犹豫了很久带不带我，但时局动荡，她决定只身前往北平。”当时周铁忠没想到，乔国桢直到临终前都没能见上他女儿一面。

周铁忠费尽周折在北平找到乔国桢。从婚后17天分别，他们已8年没见。

8年中，乔国桢又三次被捕入狱。由于长年受迫害，乔国桢的身体垮了，严重的肺病让他的左肺成了空洞。

见到病榻上“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乔国桢，周铁忠心疼地流下泪，

而爱人却笑着：“革命的人还流泪？不怕羞！”周铁忠破涕为笑。

1937年10月，乔国桢夫妇辗转抵达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乔国桢去延安。此时，周铁忠又怀孕了，加上没恢复组织关系，无法陪乔国桢前往。

相聚不到一年，却不得不再分开，周铁忠满心不舍，却只能先回湖南老家生孩子、照顾女儿，一心想着等丈夫病好了再团聚。

谁知，这一分手，竟是永诀。

1929年，周铁忠进入天津宝成纱厂领导工人运动。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宪兵搜查了她的住处，搜去了早已印好的传单。几个便衣特务在纱厂拦住了正要下班的周铁忠，二话不说，拿出麻索就把她的双手绑了起来，她被捕了。

在宪兵司令部，阴险卑鄙的敌人将她与40多名男“犯人”关在了同一个牢房里，中间只隔一层木栅栏，男犯人出入牢房，都要从她的牢里穿过。周铁忠认出这些男犯都是自己的同志，马上明白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借此来试探她与这些男同志之间的关系，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套取口供。她立刻破口大骂反动派不讲道德、没有人性，把男女关在一起。她没有上敌人的当。

提审是最难熬的一关。第一次由军法处长亲自审问。这位军法处长对她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企图软化她的意志。但他只要一露出奸诈的笑脸，周铁忠马上回敬以一顿利落的脆骂。军法处长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咆哮道：“打！她不说就打死她！”如狼似虎的宪兵一拥而上，皮鞭、棍棒狠狠地落在她的身上。周铁忠昏死过去。醒来之后，她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那些花花绿绿的传单，是你们栽赃给我的！”

性情刚烈火爆的周铁忠，在狱中把骂当成了和敌人斗争的武器。每次提审，周铁忠都会故意在男女同牢一事上借题发挥，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人性，扰乱敌人的审问。她还用骂来争取狱中的看守。那些国民党的法官们平日在看守们头上作威作福，看守们早就心怀怨恨。于是，周铁忠就时常在狱中痛骂这些法官们。看守听了，很觉解恨，慢慢一些看守也同情起周铁忠他们。甚至有一名看守知道周铁忠是南方人，还特地送给她一些辣白菜吃。

虽然被周铁忠骂了很多次，但敌人始终也没有给她换牢房。正因为如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周铁忠与同牢中的男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之间虽然隔着一道栅栏，但彼此声息相通，志气相投，有说不完的话题。每当有一位同志受审，大家都会安静地目送；每当有受审回牢、身受重伤者，大家又都会忙着照护。这种团结和友谊，给了大家无穷的力量和乐观的精神。同志们把受刑当成了家常便饭，开玩笑地把法官称为“亲家”，把那些折磨人的刑罚称为“法官他闺女”。每当有同志受审回来，大家就会问他：“今日亲家可客气，见到他的闺女没有？”满牢房的人常常被逗得哄堂大笑。

1930年2月，周铁忠感到身体极不舒服，面色苍白，全身无力。狱友们十分着急，想办法通知了狱外同志，让其设法营救。但此时风声正紧，根本无法营救。最终周铁忠发现自己是怀孕了。她编了一首歌：“叮叮当当到法堂，拷打皮肉不改供，筋骨依旧是铁墙。无被无床水作床，黄丝草被结叮当。皮冷心热孕儿长，任何营救都不当。”男同志们听了她的歌，知道她是怀孕了，这才放宽了心。但转而又担心胎儿会被拷打所害。

尽管周铁忠怀了孕，敌人并没有对她开恩。1930年3月，周铁忠在这里接受了最后一次审讯。一番徒劳之后，敌人想迫使她在一张假造的供词上按手印。周铁忠大怒，一把抢过那张纸，撕成粉碎，又扔在脚下，踩成烂泥。敌人嚎叫起来：“给我打！打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周铁忠又被打得昏死了过去。

周铁忠在宪兵司令部被关了几个月，三两天遭一次拷打，但最终敌人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个字的口供。一无所获的宪兵司令部将她转交高等法院，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她仍然被判6个月徒刑。6个月后，她带着自己狱中生下的孩子，带着满身的伤疤，又高举起战旗，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