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辞

周代流传的“三易”即夏代《彖tuàn辞易》（连山易），商代《象辞易》（坤乾易）与周代《文王易》。后人将“三易合编本”称作《周易》。

《周易》“正文”乃周文王姬昌的作品。周文王引用《彖辞易》与《象辞易》为佐证，冠名为“曰与象曰”。这种格局在周代广为流行，既彰显了文王姬昌尊重前贤的著作，又开创了“引经据典”的先河。

汉代儒生郑玄将《周易》改编为“易经”，保留了这种格局，并增填了“文言与系辞”等。经核查，“文言与系辞”等作品，确非《周代三易》的原文。然而，“彖辞与象辞”等作品，确属来自《周代三易》的原文。

因此说：《周易》的“象辞”，乃是周文王引用商代《坤乾易》（象辞易）做为佐证的部分辞句。

《周易象辞》·二十一卷、附《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1]

国朝黄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馀姚人。宗羲之弟也。其说《易》力辟陈抟之学。故其解释爻象，一以义理为主。如释《坤彖》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与之齐，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盖《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为《坤》之元，非别有元也。”其义为前人所未发，而於承天时行之旨、无成有终之道，皆分明融洽。他如解《豫》六二“介于石”，谓处地之中，得土之坚，取象极为精确。解《剥》六五“贯鱼”，引《仪礼》“鱼每鼎用十五头，昏礼用十四头，其数多，必须贯”，亦颇有根据，不为牵合。解《解卦》初六“无咎”云：“难之初解，人人喜补过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时也，故直云无咎。”尤能得文外之意。其他诠释大都类此，皆可备《易》家之一解。至於“归妹以须”，须为女之贱者，旧解本无可易，而宗炎谓须附颐以动，则以为须发之须，未免伤於好奇。又於《易》之字义多引篆文以释之，亦不免王氏《新义》务用《字说》之弊。当分别观之可也。后附录《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宗旨大略相同。《寻门馀论》兼排释氏之说，未免曼衍於《易》外。其诋斥宋儒，词气亦伤太激。然其论四圣相传，不应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别有伏羲之《易》为不传之密；《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转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则笃论也。《图书辨惑》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元陈应润之说合（见应润所作《爻变义蕴》）。谓周子《太极图说》，图杂以仙真，说冒以《易》道，亦与朱彝尊、毛奇龄所考略同（彝尊说见《经义考》二百八十三，奇龄说见所作《太极图说遗议》）。至谓朱子从而字析之，更流於释，则不免有意深文，存姚江、朱、陆之门户矣。二书各有别本单行。然考《周易象辞》目录，实列此二书，谓之“附录”，则非别自为编也。今仍合之，俾相辅而行焉。

河南殷墟出土甲骨文“易”字，证明夏商时代之前，早已有《伏羲易》流传。

远古《伏羲易》开创了中国文字与数字。从甲骨文与篆文，隶书与草书，楷书与行书，直到现代中文印刷体与艺术体，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例如，河南安阳境内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易”字，纪录了远古《伏羲易》的真实形象。请注意甲骨文“易”字的结构特征。

三爻符+日月符的“易”日月符+三爻符的“易”

表示“三爻符”的“三小横”，无论放在“日月符”的左边或右边，这些甲骨文字都读作“易”。甲骨文“易”字证实：由“三爻八卦围绕日月符”而构成的易学，从中华远古时代流传至夏商时代，依然盛行，而且保持着完整的形体。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易”字证实：《伏羲易》是夏商时代之前出现的历史事物。其他考古发现的证言证物也都提示：《伏羲易》是由“日月符与三爻符”两大部分组合而成，若二者缺一，就不是完整的“中华易学”了。

依据甲骨文“易”字和出土文物“爻片”的提示，再现《伏羲易》图形，只需 26枚爻片。这26枚爻片组成的《伏羲易》图形，如同26个拼音字母组成的文字，内涵丰富，表达了远古中华祖先们对宇宙世界的诸多观察与认识。

综上可知：研究甲骨文，您就会明白《伏羲易》的结构与真实历史；就会理解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前辈“认识甲骨文，才算中国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