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吕留良（1629年—1683年8月），^[2]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浙江崇德人，^[注1]世人多称其为吕晚村，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诗人、理学家、医家、出版家、时文评论家。^[1][3]

吕留良自幼父亲早逝，由三哥吕愿良夫妇扶养，后因嫂子去世被过继给堂伯父。他八岁就能写文章，深受澄社士子聚会、征选诗文、评议朝政的影响。明朝灭亡后，吕留良和他的侄子吕宣忠在顺治二年（1645年）招募义勇，与进入浙江的清军进行抗争。后吕留良参加考试，成为了秀才。到了康熙五年，浙江的学官来到嘉兴考察学生，吕留良却拒绝参加考试，因此被取消了秀才的身份。之后他仍然从事时文评选工作，其天盖楼的选本在全国风行。晚年，吕留良剪发服僧衣，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前往吴兴埭溪的妙山，建造了风雨庵，还开设了讲堂来教学生。^[1][2]康熙二十一年秋天，吕留良游览南北湖时，按照出游的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了诗集名为《东将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再次游览杭州，所写的诗篇被收入了《欬气集》中。^[2]同年8月，吕留良因病去世。^[2]

吕留良的著作由学生们整理汇编成了《四书语录》《四书讲义》和《吕子评语》等书籍。后世为其编纂了《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东庄诗存》七卷、《续集》四卷，著作《惭书》等。^[2]

吕留良出生于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629年2月13日），他来自一个封建的仕宦家庭，他的祖先在明朝世代担任官职。他的父亲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由于吕留良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杨氏又体弱多病，所以吕留良由他的三哥吕愿良夫妇扶养长大。当吕留良三岁的时候，他的嫂子也去世了。之后，吕留良就被过继给了他的堂伯父鸿胪寺丞吕元启，成为了他的养子。^[2]

吕留良八岁能写文章，到了十岁，他的三哥吕愿良在崇德创建了澄社，吸引了东南地区的千多名士子前来聚会交流，他们征集诗文，评议朝政，吕留良深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崇祯十四年（1641年），孙子度在崇福禅院创建了征书社。当时吕留良只有十三岁，但他凭借自己的诗文加入了征书社。吕留良年轻时能拉开五石重的弓，除此之外，他还熟练下棋、投壶、弹琴、拨阮（一种古老的拨弦乐器）、篆刻、制作砚台等。^[2]

明朝灭亡后，吕留良的三哥吕愿良跟随史可法镇守扬州，而吕留良和他的侄子吕宣忠则在顺治二年（1645年）散尽家财，招募义勇，与进入浙江的清军进行抗争。后来，他们在澜溪（太湖下游，乌镇附近）与清军展开激战，但不幸失败。吕宣忠解散了部队，自己躲进山里当了和尚，后来因为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而被捕遇害。在吕宣忠就义的那天，吕留良还为他送行。后来，吕留良把这一时期的诗作集结成册，命名为《万感集》。由于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吕留良的左大腿中箭，留下了终身的创伤。^[2]

吕留良兵败后隐居行医，虽然他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改名为光轮，并参加了科举考试，成为了一名秀才，但他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人保持联系。顺治八年（1651年）冬天，吕留良的哥哥吕愿良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由于吕宣忠已经牺牲，吕留良为他操办了后事。顺治十一年（1655年），陆文霦邀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吕留良接受了邀请。于是，他们在吴门的集市上租了一间房子，从事评点工作。顺治十六年之后，吕留良结识了浙东余姚的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以及宁波的隐士高斗魁。康熙二年（1663年），黄宗羲应聘来到梅花阁执教。吕留良与黄宗羲、黄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旦中等人相聚在园内的水生草堂，一起吟诗作对。吕留良还与吴之振、吴自牧共同选编了《宋诗钞》九十四卷，并为所选的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了小传。^[2]

康熙五年（1665年），浙江的学使来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绝参加考试，因此被革除了秀才的身份。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但吕留良却感到十分满足。从此，他归隐到崇德城郊的南阳村东庄（现在的桐乡县留良乡），自己开设了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背着药箱行医，以此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他的许多诗朋文友都离他而去，只有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等人还与他保持联系，他们一起专攻程朱理学，创立了南阳讲学堂，设馆教授学生。吕留良虽然隐居，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2]

康熙八年（1668年），吕留良邀请理学大儒张履祥来到东庄讲学，他们一起发扬洛闽之学。另一方面，他又编辑刻印程朱的遗书，以此来惠及学者。此时，他仍然从事时文的评选工作。他开设的天盖楼刻局，自选自刻，自己经营发行，一时间，天盖楼的选本在全国风行。吕留良通过评选八股文，宣传他严格的“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张。^[2]康熙八年十月，吕留良首次游览南北湖，与张屐祥、何商隐、王寅旭等友人一同登上鹰窠顶。康熙九年正月，吕留良邀请张屐祥、王寅旭、许大辛、吴汝典、巢端明等人来到南北湖的万苍山楼共度新年，他们游历了当地的许多名胜古迹。当时，吕留良已经有了归隐南北湖的打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吕留良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九月二日这一天，与同门师兄弟马籛侯、董载臣、陈纵、严鸿逵以及他的长子吕公忠、侄子吕至中一起雇船东游南北湖。吕留良登上了云岫山，游览了秦山，到海塘观潮，还去了武原镇拜访朋友并抄书，直到二十日才返回南阳村庄。^[4]

吕留良晚年时期，正是清政府对文人采取软硬兼施策略，加强专制统治的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开设了博学鸿词科，试图拉拢当时的名士。浙江的官员首先推荐了吕留良，但吕留良坚决推辞才得以幸免。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朝的遗民，清政府征聘天下的山林隐士，嘉兴的郡守又推荐了吕留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吕留良只好剃发为僧，取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前往吴兴埭溪的妙山，建造了风雨庵，隐居在那里讲学。^[2]

康熙二十一年秋天，吕留良与门人和子侄们第三次游览南北湖，按照出游的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了诗集名为《东将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再次游览杭州，所写的诗篇被收入了《欬气集》中。同年八月，吕留良因病去世。临终前的几天，他仍然自己补辑《朱子近思录》和《知言集》，还创作了《祈死诗》六篇。十一月二十九日，吕留良被安葬在识村的祖坟里（现晚村乡识村东长板桥之西）。^[2]

吕留良藏书丰富，在清初时期，祁家的“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出，引来了许多人的争相购买。当时，黄宗羲正在石门讲学，吕留良与黄宗羲因为争购祁家的图书而产生了不和。最终，吕留良得到了3000多册书籍，其中有很多精本。吕留良家中有多个藏书楼，如“不远复堂”“二妙亭”“天盖楼”“南阳耕钓草堂”“风雨庵”和“讲习堂”等。^[5]吕留良长子吕葆中继承其藏书，家有藏书楼“观稼楼”“玉乳山房”“吾研斋”“只拙斋”等。^[6]

吕留良三次游览南北湖，期间创作了五十多首诗篇，包括《钱墓松歌》《仰天坞观瀑次韵》《湖塘》《同考夫、商隐、寅旭登云岫》《悟空诗观梅》《紫云山古柏相传南宋时物》《自老寨山步至黄沙坞观潮》和《重过湖天海月楼》《五日同商隐诸子登云岫》《六日同商隐游澉浦、登青山石壁观潮示诸子》《十九日暮同诸子登天宁寺塔》等。^[4]

吕留良在学术上尊崇朱熹而批判王阳明，致力于阐明儒学的核心要义。他深入研究《四书》，并详细辨析了华夏与异族之间的区别。他的著作由学生们整理汇编成了《四书语录》《四书讲义》和《吕子评语》等书籍。后来的人们还编纂了《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东庄诗存》七卷及其《续集》四卷，还有一卷名为《惭书》的著作。吕留良与吴之振、吴自牧共同选编了《宋诗钞初集》，并与张履祥合作选取了《四书朱子语类摘抄》三十八卷。此外，他还主编了《精选八家古文》，以及后人汇集刻印的他对于当时文章的评语数种。同时，还刻印了他的遗文墨迹若干卷。此外，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引用其日记多条。^[2]

吕留良的学术思想，是以尊崇朱学为特质的儒学思想。明清易代，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吕留良开始反思明亡的惨痛教训。他以选文为工具开始整治当前崇尚功利、空虚不实的学风，并将选文作为学术生涯的展开方式，贯穿其一生。在吕留良看来，明朝覆亡的根源就在“王学”，是“王学”的空谈心性导致了世道的崩坏，因此，治乱的首要任务就是正心。他从“心”“体”与“事理”的角度对“王学”展开了批判，提出了“心不可以为学”“独不可以言体”的观点。吕留良认为，唯有“朱学”才能作为救世的学说，并从“立身行己”和“诚意正心”两个角度论证了倡言“朱学”的合理性。在解决“学风”“人心”“治乱”的现实问题之后，面对尖锐的民族危机，吕留良顺势将其思想的价值追求归结到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上。他以“义源于心”“以义辟利”的主张来明辨义利，强调“节义”的重要性。并将这种“节义”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主张要“严夷夏之防”。吕留良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是那个时代学术变迁与民族矛盾的集中反映。他的思想，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是变化中的朱学，是结合了时代需求、乃至孔孟精神的儒学思想。^[9]

吕留良去世后，他的弟子以及曾静等人尊崇并传播吕留良的学说。后来，曾静策划了川陕总督岳锺琪的反叛行动，但被告发入狱，此事还牵连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吕留良的坟墓也被剖开，尸体遭到戮杀，他的著作则被焚毁。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痛斥吕留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享受了几十年的恩德，有了自己的家业，养育了子孙，却不懂得国家大一统的道理！”在辛亥革命之后，吕留良所遭受的冤屈得到了平反。浙江都督汤寿潜将西湖的彭公祠改为崇祀三贤的地方，将吕留良列为三贤之一。知县和地方绅士为了给他建新墓，还在孔庙后面建了一座纪念亭，蔡元培为此题写了匾额和对联，并立碑。县境内有留良、晚村两个乡，都是以吕留良的名号命名的，同时还在崇福镇建造了吕园以纪念他。^[2]

1987年，崇福镇中山公园正式向游人开放。1988年，重建吕晚村先生纪念亭，并扩建为吕园。亭子的檐楣上有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所题的“吕晚村纪念亭”6个楷书和纪念碑上蔡元培先生所题的“先贤吕晚村先生纪念碑”10个碑体字。左右石柱上镌刻的是沪上书法家冯骥先生书写的“民族昔沦亡，惨受严刑碎白骨；河山今恢复，洗除奇辱见青天”的对联。^[10]

金庸的小说《鹿鼎记》是以吕留良见黄宗羲和顾炎武开场的。小说《鹿鼎记》中的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绝唱”二字，是顾炎武对吕留良的赞叹。^[11]

在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他通过一位能够游历地府的萧姓道士之口，表达了对吕留良死后遭遇的预言，这与当时清廷对吕留良的主流观点存在显著差异。袁枚借道士之口预言，吕留良死后将会遭遇剖棺戮尸的悲惨命运。在地府之中，夜叉牵引着吕留良的铁链上，写着“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的字样，这暗示着地府对吕留良的定罪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对儒家圣学理解不够透彻，二是过度诋毁佛教。^[12]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表示，吕留良在世时的种种行为，既不能被称为高风亮节的前朝遗民，也不能被称为当朝良臣。因为在明亡之后，吕留良并没有像先贤伯夷、叔齐那样绝食以死明志，反而是做了清朝的贡生，吃了大清的皇粮。但作为贡生，却没能完成忠君之事，反而在著作中四处诽谤朝廷、蛊惑百姓。所以吕留良是个与钱谦益一般的立场不坚定的小人，他死后可能遭受的阴间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12]

吕留良家族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与之相关的民间文化。考虑到当时满汉文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到了清末，民间流传起了一个关于女侠“吕四娘”的故事。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因暂居安徽乳娘家中而幸免于难。年仅13岁的她，孤身一人北上，誓要为全家报仇。在旅途中，吕四娘偶遇高手甘凤池，并拜其为师。随后，她设法进入皇宫，成功刺杀了雍正皇帝，实现了复仇的愿望。^[11]

雍正后期，为肃清反清思想，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发生数起文字狱案。1728年的曾静投书谋反案，以及随后的昌留良案，是清朝文字狱案的典型代表，其持续时间、株连人数、影响范围都非常罕见。^[18]

1728年，一位来自湖南的读书人曾静，化名夏靓，指使自己的学生张熙用张倬的化名，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递了一封密信。信中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包括谋杀父亲、逼迫母亲、杀害兄弟、残害手足、贪婪财物、好色成性、酗酒无度、残暴不仁等，并试图说服岳钟琪起兵反叛清朝。岳钟琪是雍正皇帝特别信任和重用的汉族大臣，对朝廷忠心耿耿。接到这封密信后，他立即逮捕了张熙，并上报给雍正皇帝，同时审问张熙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18]

原来，曾静在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转而专心写作和讲学。曾静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当他听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时，便试图劝说他反清复明。岳钟琪在得知事情真相后，迅速将湖南、浙江等地的十余名涉案人员的情况秘密报告给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接到密报后，立即派遣副都统海兰和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处理此案，并协同湖南巡抚王国栋逮捕曾静等“同谋”及其家属。同时，他还秘密命令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的家，仔细查找《备忘录》等书籍，并逮捕吕留良的子孙后代。^[18]

涉案人员被押解到京城后，雍正皇帝亲自审问了曾静。曾静如实招供，并将自己的犯罪思想根源归咎于吕留良，表示自己深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没有察觉到他的错误，才发表了那些言论。所谓曾静投书谋反案，吕留良的华夷思想是犯罪的诱因，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且曾静本人也供认不讳。按照当时的法律，他们本应被判处极刑。然而，雍正皇帝从维护统治稳定的角度出发，有意为曾静师徒开脱。他认为曾静师徒是受人蒙蔽才走上这条路的，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只要他们能真心悔过，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曾静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写下了《归仁说》一文，大肆吹捧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因此对曾静和张熙给予了特赦，不仅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还要求后世子孙也要对他们网开一面。^[18]

1729年，吕留良去世后的46年，雍正皇帝因为曾静案开始阅读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和诗文集。阅读后，他痛骂吕留良是自古以来最可恨的盗名理学大儒。雍正皇帝认为吕留良在著作中暗藏反满的信息和思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刑部等衙门在讨论吕留良案时建议对吕留良及其子孙进行严厉的处罚，包括戮尸枭示等。^[18]最终，吕留良和他长子吕葆中的棺材被刨开，尸体被砍下头颅示众；吕留良的次子吕毅中，则被判处斩立决，立即执行死刑。至于吕留良的孙子辈，因为人数众多，雍正皇帝虽然从宽处理，免除了他们的死刑，但却将他们全部发配到宁古塔，成为披甲人的奴隶。此外，吕留良的财产也被浙江地方官变卖，充作该省工程之用。^[19]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奎，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因为曾经传播吕留良的思想学说，也遭到了戮尸枭首的惩罚。严鸿奎的家族成员，包括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是男性年满十六岁的都被判处斩立决，而男性年满十五岁以下以及严鸿奎的母亲、女儿、妻子、妾室、姐妹和儿子的妻子，则都被押解到京城，分配给功臣之家作为奴隶，财产也被官府没收。沈在宽是吕留良的另一个弟子，他因为传播吕留良和严鸿奎的邪说，被判处凌迟处死。沈在宽的直系亲属，也都按照法律被治罪。^[19]

吕留良案给吕氏后人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在这个案件发生一百多年后，吕留良的后人吕晋来为了谋取功名，引用了嘉庆朝的法律条文，即“有书词狂悖者家属俱免缘坐”，以此为依据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然而被清政府以“所有被发配到宁古塔的吕氏族人永远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先例为由，认定吕氏是大逆不道的家族。清政府还进一步解释说，吕晋来先人的获罪案件发生在该法律条文颁布之前，因此不能援引该条文来处理他的情况，从而拒绝了吕晋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新的法律，废除了蓄奴制度，吕留良的子孙后代才终于摆脱了为奴作婢的命运。^[20]

吕留良作为清初的著名学者，一生只娶范氏一妻而未娶妾，这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中是少见的，实在难能可贵。《吕晚村家训》提及妻子范氏的文字不多，但从其片言只语中，可见吕留良对妻子范氏的敬爱之情。（《今日桐乡》汤士根评）^[10]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学者、诗人、理学家、医家、出版家、时文评论家，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他一生坎坷，明王朝覆亡后，他用巨额家产支援抗清武装，还曾自己参加战斗，兵败后返回故乡归隐，著书讲学，评选和刊印时文，行医济世。（浙江日报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