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政治经济学家。^[1][2]

1908年，他在匈牙利自由思想家协会影响下建立伽利略圈（Galiue Circle），并担任第一届主席。1919年流亡维也纳，对红色维也纳时期的工人合作社、公共住房、免费医疗保健、选举和繁荣的市政文化印象颇深。1922年写出《社会主义会计》，参与米塞斯、兰格等人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1924年至1933年，波兰尼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负责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1950年代初期着手研究古代帝国的经济体系，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1963年，他回到布达佩斯。1964年，卡尔·波兰尼去世。^[3][2]

波兰尼被认为是“实质主义”（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经济）的鼻祖，其观点在人类学、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广泛流行。 他的理论最终成为经济民主化的基础。^[4]

卡尔·波兰尼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1880年代后期，跟随父母搬迁到布达佩斯。卡尔·波兰尼11岁进入明达文科中学。1904年，他的父亲为他改了一个马札尔化的家族名字“波兰尼”。同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主修法律，辅修哲学、政治学、现代史、经济学及统计学等。1907年，因在左派教授居拉·皮克勒（Gyula Pikler）的讲座上滋事，引发诸多争端，之后，波兰尼被驱逐出境。1908年，波兰尼在科洛斯堡大学（现为罗马尼亚的克鲁日）完成法学博士学位。^[5][6]

1908年，他在匈牙利自由思想家协会影响下建立伽利略圈（Galiue Circle），并担任第一届主席。1914年，他与“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奥斯卡·贾齐（Oscar Jaszi）等人成立国民资产阶级激进党并任秘书。一战爆发后，波兰尼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骑兵军官。1917年，波兰尼回到家乡。1918年，支持民主共和国；1919年，流亡维也纳，对红色维也纳时期的工人合作社、公共住房、免费医疗保健、选举和繁荣的市政文化印象颇深。1922年，写出《社会主义会计》，参与米塞斯、兰格等人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1924年，波兰尼应聘《奥地利国民经济报》国际事务主笔。之后在1924年至1933年期间，波兰尼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负责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1933年，波兰尼从维也纳迁居到了伦敦，并在科尔和托尼的协助下开始在工人教育协会教授英国工业史以及一些其它课程。^[2][6]

1940年，经德鲁克等引荐，波兰尼进入美国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承担“当代的转型”系列讲座，并任职期间完成了《大转型》一书。1947-1953年他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1950年代初期着手研究古代帝国的经济体系，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1963年，他回到布达佩斯。^[3][6]1964年，卡尔·波兰尼去世。^[2]

1918年，波兰尼从布达佩斯逃到了维也纳，并认识了伊奥娜·杜钦斯卡；她是个波兰出身的激进左派人士，与波兰尼一拍即合。1923年，两人的女儿卡莉出生。^[6]

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又译《巨变》）中提出，当市场从其所处的社会“脱嵌”，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时，人们便会起而反叛之。依波兰尼之见，一战、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二战这一连串灾难，乃是市场力量战胜社会的逻辑必然——亦即始于19世纪英格兰的“经济自由主义试图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努力”。他主张，市场体系的建立乃是刻意造成的结果，并非简单地恢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社会唯有在政府专门界定了财产权，确立了劳务、贸易以及金融等领域的规则时，才可能存在下去。^[6]

波兰尼在其早期著作及《大转型》中的历史分析已经三度得到验证，第一次是引发了二战的一连串事件，第二次是战后复兴时期自由放任与民主繁荣的暂时性共存，现在则是原教旨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对它的反动。^[6]

参考资料^[3]

波兰尼被认为是“实质主义”（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经济）的鼻祖，其观点在人类学、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广泛流行。 他的理论最终成为经济民主化的基础。^[4]

1986年是波兰尼一百年诞辰，其女卡莉·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纪念性的论坛，其会议纪要为戴尔撰写传记提供了莫大的帮助。25篇参会论文作者的背景各有不同，既有西方国家的，也有来自当时仍为共产党治下的匈牙利的——那里有很多波兰尼的读者。论文大多是解释性的，并不只是复述教条。^[6]

布洛克认为，波兰尼不轻易采用当下的政治标签分类，虽然他一生都认同社会主义，但与各种经济决定论截然不同；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异于一般俗间的用法。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波兰尼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崩溃及其对人类危机的影响。他特别强调了国际金融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重要作用。^[8]

一言以蔽之，波兰尼犯了某些细节错误，但他对大局的判断是正确的。民主制度无法维系一个极端自由的市场；驯服市场乃是政治的任务。忽视这一点等于纵容法西斯主义。^[6]——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