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兰

刘志兰（1917年一1992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的夫人，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同学和好友。^[2]

1935年，刘志兰在北师大女附中高三甲班读书，而后来嫁给彭德怀的浦安修在乙班。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便团结更多的青年，将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立即响应，由妇救会员转为“民先”队员。1936年的暑假生活结束后，刘志兰因做“民先”外联，引起特务注意，上了“黑名单”，有关当局认为她会在学校“滋事生乱”，不允许她上大学。1936年，经“民先”研究决定，刘志兰当上专职“民先”干部。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1940年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92年在太原因病逝世。^{[2][8][9][4][10]}

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就学期间，刘志兰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投身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贡献。刘志兰也关注妇女解放，倡导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和平等权利。当代学者李霄凌认为，刘志兰是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坚定支持者，她的行动和信念为后人树立了榜样。^[4]

刘志兰生长在北京，有六个姐妹。早年家庭生活拮据，依靠出租房屋和母亲为租房者洗衣做饭为生。^[10][4]

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要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筹备会，河北与察哈尔将被“独立”出去。1935年12月9日，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在内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她们也由此走上革命道路。^[10][11]

一二·九运动当日，正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全校集会日。正当全体同学都在礼堂听校长讲话时，一支游行队伍冲进女附中的礼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学们快去游行！”女附中的同学们一下子激动起来，向外冲去，想要参加游行。但校长却将学校大门关闭，学生们只好回到班级。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就有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三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学生会，后学生会主席杨锡钧被捕，刘志兰接任学生会主席一职。^[4]

这三人就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左权夫人刘志兰，还有曾是刘仁（原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夫人的杨慧洁。^[4]

1939年4月16日晚，由朱德和康克清做媒、彭德怀作为主婚人，刘志兰与左权在山西路城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处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左权极为珍惜这段婚姻，对刘志兰呵护有加。刘志兰也因此不仅将左权看作自己的丈夫，更把他当成一位兄长、老师。^[12][13]

1940年5月，左权与刘志兰的女儿左太北诞生了。在女儿3个月时，刘志兰初到延安，因需要照顾女儿而导致没有马上投入学习。后来敌后日军的频繁扫荡，让刘志兰没有机会带女儿去和丈夫见上一面。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左权牺牲于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十字岭。左权牺牲后，痛心不已的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中写了《为永怀的记忆-写给左权》一文，并写到：“我愿意用20年的生命来换得你的活着，或许你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都以你的残缺为荣。”^{[14][5][7][1]}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志兰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1948年，她改嫁给了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开始了新的生活。^[6]

1982年5月，42岁的左太北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沓信件。这是从刘志兰离开太行山区到左权英勇殉国的21个月期间，左权与刘志兰的十二封通信，除一封丢失外，其余十一封信刘志兰一直珍藏着。^[15]

1982年，刘志兰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志兰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去世后，刘志兰也被查出患上淋巴癌，经受了多次化疗并未显著好转。1991年10月12日，刘志兰的病情已经很重了，身体状况严重消瘦，浑身乏力，并伴有持续不断的高烧。1992年，刘志兰因病逝世，享年75岁。^[6][4][5]

朱德曾评价刘志兰：“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刘志兰曾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她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左权的妻子。尽管左权将军英勇牺牲，但他处处留下的爱和关怀让刘志兰终身难忘，时刻铭刻在心。^[16][17]

当代学者李霄凌评价：刘志兰，作为左权将军的夫人，是一位具有坚定、坚强和勇敢品质的伟大女性。她的一生中，左权将军的存在给予了她内心的安慰和力量，使她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她的奋斗精神和勇敢行动激励了年轻一代，成为他们心中的楷模。^[4][3][7]

1938年，有一个刘志兰认识的人被定为“托派”，被抓了起来，他把自己所认识的人都“咬”了出来，说是都参加了“托派”。刘志兰因此受到牵连，被调到中组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实际上是接受审查。^[4]

1938年4月，浦安修被组织派往延安，分配到中组部训练班工作，见到了刘志兰。杨慧洁听说后也急忙赶到中组部训练班。北平失陷后，三姐妹再次重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每逢星期天，杨慧洁都到训练班去看望浦安修、刘志兰二人。立志投身革命的三姐妹得以在延安重叙友谊。^[4]

当时负责干部工作的是陈云，他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说：“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都要负责任，要爱护每一个党员。有一个青年人被‘托派’咬了一口，说她是‘托派’。经审查她不是。我们就和她谈，讲清楚：你没有问题，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刘志兰就此得到政治解放。三位好友为此庆祝了一番。^[4]

1940年8月，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得知妻子和女儿平安到达延安，从1940年11月起，左权利用作战空隙时间，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有一封遗失），共1.6万字。左权的每封家书都用较大篇幅来问候妻女。在这11封家书中，他的每一封情书的开头都会写上：“志兰！亲爱的。”^[18][19][20]

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20]

1939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刘志兰被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她在砖壁村创办了“妇女抗日识字班”，并亲自讲课，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极协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村民变工互助发展生产。她和砖壁村的父老乡亲并肩抗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3]

1982年6月20日，浦安修、刘志兰再回砖壁村。她俩来到群众面前，一边和村民握手，一边喊着：“我们回来看望大家。”村民们也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村民们争着和浦安修、刘志兰握手，一下子将两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浦安修、刘志兰在阔别多年后和大家欢聚一堂，格外高兴，特意将当年妇联干部史改珍、岳四焕，老房东牛焕莲拉到身旁就坐，相互问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