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

凯丰（1906年2月2日—1955年3月23日），原名何克全，曾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男，江西省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新华日报》社总编辑等。^[3]

凯丰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2]后在萍乡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1]1927年3月，加入共青团。^[1]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1930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3月，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1933年春，凯丰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投身于苏区反“围剿”斗争。^[1]1934年1月，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事共青团工作。^[1][7]1935年1月，凯丰出席遵义会议。此后至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委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5年还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1]

1937年2月至1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9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1940年11月，凯丰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1943年，凯丰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着重抓文艺运动。^[8]抗日战争胜利后，凯丰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945年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亲自创办《东北日报》，先后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1]1949年3月，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1]

长征途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阐述党的主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发动团的干部协助教育部门开展扫盲工作。凯丰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1]

1906年2月2日，凯丰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中等之家，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2]后到萍乡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1]

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经常阅读革命报刊，开始撰写政论文章，曾担任校刊主编。1926年暑期，北伐军到达萍乡，凯丰在家乡帮助组织农会，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1927年3月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等职务。^[1]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

1930年秋，凯丰奉派回到中国。同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于同年8月底抵达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

“九一八”事变后，凯丰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1]

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在中央苏区，凯丰作为团中央的负责人，努力推动苏区团的建设，积极扩大团的组织，参与组建少共国际师，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军参战，投身于苏区反“围剿”斗争。他撰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章、通讯等，对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延安时期，他仍继续致力于党的青年工作，动员和组织广大爱国青年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1]

1934年1月，凯丰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1][7]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凯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凯丰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此后至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委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5年还当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他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出席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受命筹组共青团中央局，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

1937年2月至1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凯丰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凯丰出席洛川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1]1937年11月，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即《抗日军政大学校歌》。^[4]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为成员之一。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9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同年，凯丰被选为少共国际执行委员。^[7]

1940年11月，凯丰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年12月凯丰任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1]

1942年1月，凯丰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1]

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后，凯丰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这时，凯丰致信毛泽东，建议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复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但毛泽东对凯丰提出的中宣部当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表示赞成和支持。以后，凯丰着重抓文艺运动。^[8]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凯丰是七大正式代表，七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在酝酿中委选举时，有的同志对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不宜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的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没有凯丰的名字，对此，凯丰没有怨言，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8]会后，凯丰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945年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亲自创办《东北日报》，凯丰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此外，先后凯丰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1]

1949年3月，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

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1]

凯丰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凯丰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配合周恩来等，领导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党的骨干，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延安整风中，凯丰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提出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凯丰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1]

凯丰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阐述党的主张。长征途中，他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抗战时期，他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分析国内外形势，增强人们对于抗战的信心。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还协助周恩来等，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和主张。他撰写过《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凯丰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适应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创办的《东北日报》，有效地沟通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配合和指导了军事、政治等各条战线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参与组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为党的干部教育做了不少工作。^[1]

凯丰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贡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凯丰发动团的干部协助教育部门开展扫盲工作。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在延安，凯丰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学员欢迎。1937年初，他为抗大写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日进步文化、团结文化界人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凯丰等协助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谈话，并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举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凯丰十分关心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其他建设事业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

1937年11月，为激励抗大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毛泽东让凯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接受任务后兴奋不已，望着一群群从海内外汇聚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他心潮澎湃，很快谱写出了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歌词，并交给时年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以歌曲中黄河的形象完成音乐构思，将抗日的激情表现出来，而后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罗瑞卿听后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4]

凯丰曾于1952年至1954年之间写给二女儿何淑英和二女婿丁大发4封家书。原信中有漏字，整理时，补齐的字用括号标明。这几封信虽然简短，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父亲满满的对儿女后辈的关切与勉励，读来令人感动。^[9]

淑英、大发：信均收到，因事忙未复。生孩子后身体好吧？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我身体很好。勿念！祝好。父 三月十六日^[9]

淑英：信收到。带着两个孩子，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问好。父 四月三日^[9]

淑英：小孩病得这样厉害，是什么病？是否是出疹子，是否是肺炎？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兹寄给伍拾万元，给小孩治病用。问好。父 六月四日^[9]

淑英、大发：信收到，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你姐姐也有信来，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上次寄了一点（钱）给她。你们要的书先寄一、二卷，三、四卷以后寄给你（们）。问好。父 一月廿七日^[9]

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1]

凯丰早在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1948年，肺病复发，大口吐血。党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未及痊愈，又急切地向中央要求返回中国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最终英年早逝。^[1]

凯丰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逝世已经50多年，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凯丰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凯丰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和职务高低。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落选后，他没有怨言，而是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愉快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在东北任沈阳市委书记期间，任劳任怨，为抓好这座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他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地领导开展各项运动和民主改革，为沈阳的经济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贡献。（《光明日报》 评）^[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凯丰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凯丰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当与会大多数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却仍旧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光明日报》 评）^[1]

三十年革命生涯中，凯丰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顽强奋斗不息。凯丰同志一生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始终以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萍乡学院教育学院 评）^[10]

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对党忠诚、廉洁奉公、反对腐败、艰苦朴素，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取私利。（廉洁萍乡 评）^[11]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了“十天会议”。当时王明远在中国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此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说法不一，涉及52人。而其中的“半个”的由来，是因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12]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以下29个人：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13]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召开。继周恩来的军事报告之后，张闻天、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发言。张闻天的发言似乎是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而毛泽东的发言则将重点放在检讨军事指挥错误上，内容丰富，说理充分。毛泽东、张闻天的发言引发了会场内争论。凯丰坐不住了，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凯丰的话很伤人，毛泽东只好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但他仍然不服，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主义”坚信不疑，宁肯崇拜对马列主义著作倒背如流的王明，也不认可军事指挥上屡建奇功的毛泽东。^[14]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时，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罗迈（李维汉）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遵义会议各项决定和《遵义会议决议》，还点名批评了凯丰的错误态度。大多数发言的同志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批判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指名名道姓，不仅指责博古、李德，还涉及凯丰、罗迈。^[15]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会上点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刘英揭发凯丰在团内总是宣传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表示：刘英的批评正确，他接受，他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15][2]

凯丰塑像江西萍乡中学内，由凯丰长子何明提出建设而成。^[16][6]

凯丰纪念馆位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17]馆内建筑风格采用现代中式风格，总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展览馆布展陈列凯丰生平事迹照片、书信、著作、实物等。整个展馆共分“青年求学，远涉求索”、“团干俊才，革命坚定”、“理论宣传，功绩卓著”、“建国图治，殚精竭虑”、“崇高品质，深切缅怀”等5个部分。^[18]

凯丰故居位于江西省萍乡市，2017年，湘东区开展了故居的修复工作。^[18]

200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亦发表于同日《光明日报》第12版。^[19]

2018年，湘东区纪委监委前往北京、湖南等地，分别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凯丰的妻子赵淑璧，凯丰长子何明、女儿何淑英，《凯丰传》作者张学龙等，摄制了专题片《忠廉凯丰》。该片通过中央党史研究专家、传记作者和凯丰的子女等的亲闻亲见，以口述方式，真实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凯丰的革命生涯，再现凯丰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形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