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

《冬天里的春天》是当代作家李国文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于1981年。^[5]

小说以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于而龙重返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石湖，查找当年暗杀自己妻子芦花的凶手为线索，通过他三天两夜的经历、见闻和回忆，浓缩了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着重描写了1937至1947年的游击队生活和十年动乱时期的斗争情景。作品塑造的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于而龙、芦花、老林嫂、王维宇等，都性格鲜明，丰满生动。^[1]

李国文创作的《冬天里的春天》面世后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小说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3][7]

“文革”时期，在极端政治条件下文学完全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被限制，不但要求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必须符合极端狭隘的政治标准，而且大多数作家还被剥夺了写作的资格，绝大多数文艺刊物也被迫停刊。大力推行的“样板戏”用千篇一律的主题、整齐划一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严重挤压了文学的生存空间。^[8]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人们终于从文艺专制中被解放出来，挣脱“文化专制”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的主流思想。在此时期，文学主题大部分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相关，是亲历者对这场历史灾难的见证。因此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的潮流，这些类型的文学控诉“文革”左祸，反映“文革”中人的苦难和抗争，并对历史作出发问和思考反省。^[9]

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正是创作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较有代表性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该类小说主要描述文革灾难对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等造成的精神内伤，揭露扭曲灵魂的历史创伤的小说作品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9][7]

关于李国文在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包括已发表和因突发人生变故而未发表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他主要采用严谨的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他以生活本身的本来面貌为基础构建作品，提出问题，刻画人物，很少使用夸张手法改变生活的自然逻辑。李国文1957年在《人民文学》 第7期上发表了批判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很快被打成“右派”，并且被下放到铁路工地劳动，长期停止创作。到70年代末，李国文重出文坛后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李国文曾表示“新意”是他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后的执着追求。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永无止境的，既不能简单地重复他人，更不能机械地重复自己。因此，在撰写《冬天里的春天》时，他摒弃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写作模式，努力寻求创新与突破。他并不再严格按照事件在生活中本来的衔接顺序加以叙述和描写，而是按照塑造人物性格和展示其内心世界的艺术需要，采用意识流、时空交叉、电影蒙太奇式组接、今昔场面的跳跃等之前作品中未运用的手法，使作品的容量增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阅读新奇感。^[3][7]

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解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10]

抗日战争期间，芦花被卖做包身工，在运往目的地的路上为了搭救同行的四姐，被河水冲到了石湖的一户船家也就是于而龙家，从此就开始跟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地主当道，于而龙家里清贫穷苦，家里母亲死后更是雪上加霜。高门楼王家，父亲王敬堂，大儿子王经宇，是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保安团团长，长相矮错猥琐，阴鸷狠毒，二儿子王纬宇，在京师读历史，后回到家乡，长得风流倜傥，说话铿锵儒派。于而龙为了还掉向地主高门楼王家借的母亲的棺材钱，答应去抓一条石湖特产的红荷包鲤鱼，给地主家的二儿子王纬宇去定亲。于而龙喝了加了砒霜的酒到冰湖中捉鲤鱼，昏死于冰面上，幸得红军老战士赵亮救下，并把于而龙、芦花及贫苦渔民组织起来成立了石湖游击队，而王纬宇因心爱之人被大哥安排嫁给他人，一气之下投靠石湖支队，赵亮和于而龙倾向收下他。期间，王玮宇刨了他爹王敬堂的坟，以示与反动势力一刀两断。^[3]

芦花不相信王玮宇加入石湖支队是真心抗战。石湖战斗陷入绝境，于而龙大腿受重伤。芦花千方百计找特效药盘尼西林救于而龙。王玮宇想叛变，让四姐去县城给他哥通风报信。芦花由于得知王纬宇叛变的意愿，被他枪杀在大年初一的迷雾里。四姐的哥哥老晚目睹了这一切，但是出于害怕，直到他在临死前，才告诉了四姐。^[1][3]

解放战争末期，游击队随大军南下，于而龙任骑兵团长，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于而龙转业到地方，在沼泽地里建起大工厂，并且与第二任妻子谢若萍结婚生子。文革前夕，王玮宇与他的妻子夏岚从南方来到北京，想在于而龙所在的工厂寻求职位。基于战友情谊，于而龙使他成功地担任了副厂长，随后又成为革委会主任。文革爆发后，于而龙被划为“右派”被打倒，王纬宇利用厂里的一个头脑发热的名叫高歌的年轻人，对于而龙进行打压，最后自己当上工厂厂长。^[1][3]

三十年后，于而龙回到石湖找寻当时摆渡芦花的老晚，试图找出芦花之死的幕后黑手。老晚在他到之前，离开人世，死前把王玮宇杀害芦花的秘密，告诉了四姐。最后，当于而龙从四姐口中得知芦花被害真相后，他和罪恶滔天的王玮宇在石湖沙洲里的芦苇荡里对峙。^[1][3]

于而龙是贫穷渔民，参与革命后成为石湖游击队队长、骑兵团长和大型军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是战斗英雄，也热衷文学、艺术和外文原著。他勇敢、坚强、倔强并具有牺牲精神，重视感情和义气。成立石湖游击队后他任队长，解放后任大型军工厂厂长。但他率直轻信，未能识破阴谋诡计和苦肉计。他脾气暴躁，因银元事件伤害老林哥。于而龙始终秉持着革命的本心、 忠直的本性，总体展现出了刚强坚毅的革命者形象。^[11]

王纬宇是三王庄王敬堂次子，曾担任游击队参谋、副队长和某省文教厅厅长、工厂副厂长等职务。他性格狡猾、阴险、狠毒，取得战友信任后混入游击队，甚至放火烧毁自家房屋和刨去父亲坟墓。他与夏岚扼杀于莲的艺术生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高歌等人打击于而龙，结束后与于而龙一家野餐。他积极主张为芦花修建陵墓和纪念碑，但因策略错误差点导致全队覆灭，后与麻皮阿六合谋绑走小石头并杀害他。他出卖游击队阴谋被揭露后向芦花开枪并杀害四姐，鼓动叶珊挖芦花墓，陷害于而龙一家。王纬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最后他左右逢源、阴险卑鄙的刽子手面目终被揭露。^[11][12]

芦花从包身工成为抗日游击队女性指导员及于而龙的妻子。她因勇敢胆大、冷静而著名，展现出高度警惕性和思想觉悟。芦花坦诚坦诚，心胸开阔，对群众怀有深深的爱。她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强烈仇恨，对群众充满爱。尽管面临血与铁的斗争生活，她坚定信仰，顶住压力，最终为保护游击队英勇献身。芦花是无产者，革命者，她的爱与恨鞭策王纬宇，她的革命意识和反封建精神展示了革命者本色。芦花在冥冥中引领丈夫于而龙战斗，她的爱与恨激励王纬宇面对挑战，展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13][14]

《冬天里的春天》是部振奋人心、给人力量的小说。^[15]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显示的，尽管处于严冬，但是春天还是会到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先进——落后、正义——邪恶、对——错等二元对立的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16]《冬天里的春天》是站在反思的角度来书写革命的，它带有更多的怀疑、感伤甚至幻灭色彩。因此它不可抑制地透露出一种对革命的怀疑之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7]

于而龙在回顾与王纬宇的合作与较量感受到一种力不从心的挫败感。王纬宇虽然被迫在抗日初期加入游击队，但在背地却不断策划各种阴谋，使于而龙等人与他斗争了无数次。王纬宇的存在让人们时刻保持警惕，于而龙曾经多次尝试揭露和制服他，但也怀念他们之间那一点难得的革命情谊。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王纬宇的罪行逐渐暴露出来，于而龙才终于明白为什么石湖上的革命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王纬宇这样的狡诈小人竟然也能在神圣的革命事业中获得一份所谓的“功劳”，无疑是对革命神圣化的极大讽刺，同时也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18][17][19]

于而龙重回故乡，发现文化大革命后人民依然贫困疾病，生活未明显改善。他困惑革命承诺的光明未来未实现，反使人民生活更艰难。他回想自己接受革命启蒙，认为世界不应被邪恶势力统治。革命传播者带来希望，人民深信光明世界，奋斗几十年，但最终只得到痛苦记忆和九死一生的批斗。^[17][18]

于而龙在挫折、受难、失败等时刻，帮助他的是老林嫂等石湖乡亲们、骑兵团部下和厂里的工人们等人民群众。如在抗战初期，游击队员未能发动人民群众，革命事业受阻。随着队伍成熟并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石湖上的游击队员展现才能。老林嫂无私抚养于而龙的女儿，在于而龙遭到诬陷时，她又千里跋涉进省上京，为了替他伸冤。工厂的工人也一样“无名”“无份”地支持着“被打倒”的于而龙，坚守工厂。在“人民”的帮助下，于而龙从战争和历史的废墟里重新站立了起来。文革后，于而龙反思革命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现革命将革命者与民众区分开来，仅把革命者作为革命历史的主体。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成为掌权人，民众在社会底层求生。然而没有人民的力量，所谓的“革命者”是难以引领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人民也是历史的重要主体。^[7][18]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一词极为泛滥，小说中的王纬宇、夏岚等人经常将“革命”挂在嘴边。甚至一个昨天还在流水线上辛勤劳动的年轻人，今天就可以跳起来指责你是反革命，要将你彻底打倒。那些曾经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一下子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冬天里的春天》通过历史来映照现实，揭示了“文革”时期的斗争的残酷性，真正的革命者遭到了隐蔽在队伍内部的反革命的迫害，形象指斥了黑白颠倒，好人遭殃的荒谬年代，批判了“革命”一词的泛滥运用，反思了何为真正的革命。^[17][18][19]

《冬天里的春天》把叙事的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有机交织，把不同时态里发生的事件片段的精密衔接。作者为了避免冗长繁琐的叙述，根据题材和主题的需要，打乱了客观事件发展的自然顺序，以现实为基础进行谋篇布局。在现在时态的叙述过程中，作者穿插进大量的当年于而龙与日本鬼子的斗争、与国民党保安团的斗争，以及王纬宇混进革命队伍杀害指导员芦花、暗中破坏革命的故事和“文革”中于而龙受到的迫害和极左势力的猖獗jué的场景。叙事时态的交织，扩展了叙述的视角，加快了叙述的节奏，丰富了作品的内容，是对传统的单向性叙述的革新。^[19][20]

《冬天里的春天》使用意识流的手法，人物的内心独白、幻觉、梦境、联想和追忆，以及朦胧氛围的渲染等都是主人公于而龙意识流动的具体化。于而龙在石湖私访，突然线索被割断，他意识到是王纬宇搞的鬼，但未抓住把柄，心情抑郁沉闷，神志恍惚。于而龙朦胧中觉得王纬宇就站在眼前，向自己发出得意的冷笑，庆幸他的又一次败北，于而龙下意识地拔出手枪将王纬宇打倒在地。作者以于而龙意识的流动为线索进行情节转换，并且通过倒序、自由联想和跳跃式叙述强化现实与历史的对比，以突出主题。^[20]

《冬天里的春天》里面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剪接结构的技巧，将于而龙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画面或片段巧妙地“剪辑组合”起来。如小说写到当于而龙独自划着一只舢板向三河镇驶去的时候，他过去生活的回忆像镜头转换似的化去，众多的历史画面一个接一个地推过来，平行而又交叉，很明显是蒙太奇手法。^[19][21]

《冬天里的春天》还使用了象征手法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暗示意义，如于而龙回石湖捕捉红荷包鲤的描绘就是象征主义。捕鱼过程可以说是一场人鱼大战，“它挣开了，终于摆开羁绊，在船板上猛烈地跳起，足足跳了两米来高……在半空里翻了个跟头，一头飞进碧绿澄清的湖水里，……”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肯定不会出现，而这条“沉着老练”、“懂得怎样战斗，怎样活下去”的鲤鱼，其实是于而龙本人的象征。与其说称赞这条鱼，不如说在称赞于而龙的坚定革命信念和执着的追求。“红荷包鲤”这一意象蕴藏着的生命力度经过于而龙的注目和赞叹而化出，它一方面为小说染上了动态、浪漫和令人激奋的气质，同时也暗喻着于而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不死性”和再度“出征”的胜利结局。全篇对雾的描写也是象征手法的运用。石湖上空的雾造成一种迷蒙阴森的压抑之感，随着情节的发展，雾也不断变化着，时浓时稀，忽明忽暗，随着情节的发展忽隐忽现“笼罩”全文。于而龙的一生，和迷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许多记忆，尤其是辛酸的、思痛的回忆，总是笼罩着迷迷蒙蒙的雾里，迷雾就是其生存环境的象征。^[7][18][20]

《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是反思文学潮流的代表性作品。反思文学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为立场，对以往历史过程进行回顾与反省，具有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的性质。《冬天里的春天》不仅是席卷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表现，同时也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7]

《冬天里的春天》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示范，使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重新注入文坛，使文学重新成为人民的文学，也为后来者树立了艺术创新的典范。^[19][22]

《冬天里的春天》荣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冬天里的春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3][23]

何西来在《当代作家评论》期刊中评价：《冬天里的春天》所代表的那个“反思文学”的潮流，虽然早已消歇，而它所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也永远成了过去。但因为国文在写作的当时，铸进了自己真诚的思索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他跃动着的心灵对象化的产物，再加上写作态度比较严谨、认真，艺术上也相当考究，所以至今读来，仍然有兴趣，没有陈旧感。^[7]

当代文学家毛克强在《回归与探索——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析》一文中指出：在叙事结构的创新上，过于追求技巧性，大量的剪接和时态的快速交叉，让读者应接不暇；而过分分割事件，使结构显得零乱，使读者很难形成整体阅读感。^[19]

《中华读书报》编辑记者舒晋瑜曾记录道：李国文对于这种时空错置，前后颠倒，故事打散，多端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东打一枪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李国文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生，给他写了一封有十几页的长信，密密麻麻，语重心长，表示认可的同时，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李国文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李国文这才释然于怀。体现了当时当代作家秦兆阳对其作品的肯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