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国家外交战略。在中国外交的语境中，“战略”是就中国发展全局而言的，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利益目标、总规划息息相关；^[2]“伙伴”是指中国旨在通过外交关系，实现长期战略合作的建设性、友好性关系，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志。^[1]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建交和伙伴关系的建立上，共经历了初创、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第三个阶段出现、经过升级和深化的外交关系；从层次上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外交伙伴关系。^[3]从实践演变上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经济界，后又在理论界得到阐释和进一步深化。2004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认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伙伴国家之间利益调整及内容维度强调的表现，为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方向性指引。^[4][5]目前，同中国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组织）共有28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分别为：法国、^[6]巴西、^[7]丹麦、^[8]西班牙、^[9]意大利、^[10]葡萄牙^[11]、哈萨克斯坦、^[12]墨西哥、^[13]南非、^[14]希腊、^[15]白俄罗斯、^[16]印度尼西亚、^[17]秘鲁、^[18]阿根廷、^[19]委内瑞拉、^[20]马来西亚、^[21]澳大利亚、^[22]阿尔及利亚、^[23]新西兰、^[24]蒙古国、^[25]埃及、^[26]波兰、^[27]乌兹别克斯坦、^[28]智利、^[29]沙特阿拉伯、^[30]塞尔维亚、^[31]伊朗、^[32]厄瓜多尔、^[33]欧盟^[34]。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中，也存在三个关联理论，即“软平衡”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与角色理论。^[4]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35]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睦邻友好关系典范。^[36]

“战略”是就国家发展全局而言的。狭义的战略，主要关涉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规律的分析与判断；战略方针、任务、方向和作战形式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生产；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利用；国防工程设施，战略后方建设，战争动员，以及照顾战争全局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等。^[37]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战略，主要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外交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伙伴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流行词汇。国家之间纷繁复杂的伙伴关系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38]在伙伴关系一词前加上不同的定语，可以表明两国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发展程度。^[39]伙伴关系可以区分为很多种，如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等，它们在合作的领域、深度和意义上存在差别。其中，战略伙伴关系比较重要，它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合作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且双方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有着战略意义。^[38]

“伙伴”是指中国旨在通过外交关系，实现长期战略合作的建设性、友好性关系。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已建立起一个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覆盖面广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伙伴关系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志，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促进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1]

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来自经济界，指的是两个贸易经济体结成的正式联盟，既不属于法定关系，又不属于公司间缔约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双方建立长期的共同目标和承担共同的义务。双方公司都要尽全力促进对方的长期发展，并暂停至少是一段时间内的相互竞争。^[4][40]

国际关系领域“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的流行可以追溯到美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1994年1月，美俄发表“莫斯科声明”，称“美俄关系已发展到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它建立在平等、互利和承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4][41]

关于这一概念，有多位学者陆续发表过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加特拉·普里亚迪塔（Gatra Priyandita）认为，应把“战略伙伴关系”定义为两个行动者（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结构化和无约束力的安排，这些安排表明它们希望追求共同的地缘战略愿景和/或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42]行动者之间除了允许信息、技能和资源的共享，还被要求共同承担风险。^[43]一旦两个国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已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战略伙伴关系注重全面性和长远性，会淡化国家之间此前在一些领域内存在的分歧乃至对立。^[44]埃布哈德·桑德斯奈德（Eberhard Sandschnider）认为，从广义上说，大多数战略性伙伴关系并非是战略性的，因为在伙伴国作出声明后，相关部门采取的行动并不充分。^[4][45]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将战略伙伴关系视为结盟与伙伴关系之间的过渡形态。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关系”，体现了伙伴关系所具有的结盟意涵。^[46]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S.Wilkins）认为，应把国际安全合作范式分为联盟（Alliance）和联合阵线（Alignment），他把战略伙伴关系视为联合阵线的一种新形式，并界定为“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为了比独自更好地共同利用经济机遇或和应对安全挑战而达成的结构性协作”。^[4][47]

2004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如下解释：“所谓‘全面’，是指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包括经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可以看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伙伴国家之间利益调整及内容维度强调的表现，为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方向性指引。^[4][5]

全面战略伙伴之间不仅关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而且将战略视野扩大至更广泛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超越了战略伙伴的战略定位。全面战略伙伴意识到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并认为与潜在伙伴存在高度战略契合，通过政治交往、经济联系及安全合作等机制，寻求多方位的横向和纵向战略突破。在内容维度，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和行动计划都比战略伙伴更加详细，这表明参与方有信心超越传统的政治、安全及贸易合作，以多维的视角去理解双边关系提升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尤其是思考如何发挥双边合作的引领作用。在政府持续积极推动和制度化网络支撑的情况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履行具有较大的信度和效度。^[4]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中国外交政策遇到挑战。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中国确认了“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结盟、不称霸为核心的外交战略”^[48]。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征程。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巴西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49]1994年，“中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伙伴关系”^[50]，并且在两年后对其进行了升级，这是中国第一次对伙伴关系进行升级。1996年，中国相继与巴基斯坦、^[51]尼泊尔^[52]建立了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开始在周边国家铺展开来。1997年10月，中国和美国联合宣布两国将建立伙伴关系。^[53][3]

1993年至2002年，中国同13个国家、2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与1个国家1个国际组织升级了伙伴关系。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中国建立伙伴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较少、具体合作内容有待提升、在国家选择上也明显持谨慎态度，但是伙伴国也涵盖了主要大国、区域大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奠定了伙伴战略在21 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3]

进入21世纪，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开始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如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办APEC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朝核六方会谈、20国部长会议等重要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外交定位，即“中国自身战略定位是独立自主、不结盟、反霸、不称霸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则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新安全观, 其战略优先顺序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和多边国际组织。”2003年，中国分别与蒙古、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在同年升级了与韩国、欧盟和东盟的伙伴关系。2004至2006年，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井喷期”。^[3]

在发展阶段，中国共与35个国家、2个国际组织新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与6个国家、2个国际组织升级了原有伙伴关系，其中与韩国进行了两次伙伴关系的升级。中国不仅实现了与西方大国伙伴关系的全面提升，并且发展了与亚、非、拉等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中国搭建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初具雏形。同时随着中国与伙伴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其合作内容日趋广泛，合作机制逐渐完善，在各种国际问题上也采取了协调与配合。^[3]

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呈现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完善的态势。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相继与安哥拉、缅甸、乌克兰、泰国、阿联酋、爱尔兰建立了伙伴关系。2013年是中国伙伴外交征程上的又丰收年，中国分别与肯尼亚、土库曼斯坦、文莱、澳大利亚、吉尔吉斯共和国、白俄罗斯、坦桑尼亚、塔吉克斯坦、刚果、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新建伙伴关系的数量也保持了稳定增长。2014年，中国分别与比利时、马尔代夫、荷兰、东帝汶、卡塔尔、新西兰等5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3]

这一阶段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开始全面升级之前建立的伙伴关系。譬如，2004年，中国与德国宣布建立“伙伴关系”；2010年，双方决定将其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再一次提升伙伴关系，宣布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波兰的伙伴关系，也由2004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在2016年再一次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

这一阶段，“全面战略”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加深。表现在中国同在发展和完善两个阶段建立伙伴关系的大部分国家双边关系发展良好，双方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中国对双边伙伴关系进行维护管理的事实。再者，可以看出伙伴关系在加强国别之间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3]

需要注意的是，在伙伴关系的层次上，共有四个层级，分别为最高层次、较高层次、中层次和较低层次。而在最高层次中，主要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在较高层次中，主要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莫桑比克）、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德国）、 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还存在中层次和较低层次的伙伴关系，包括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瑞士）、 友好伙伴关系（牙买加）等。^[3]

目前，同中国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组织）共有28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分别为：法国、^[6]巴西、^[7]丹麦、^[8]西班牙、^[9]意大利、^[10]葡萄牙^[11]、哈萨克斯坦、^[12]墨西哥、^[13]南非、^[14]希腊、^[15]白俄罗斯、^[16]印度尼西亚、^[17]秘鲁、^[18]阿根廷、^[19]委内瑞拉、^[20]马来西亚、^[21]澳大利亚、^[22]阿尔及利亚、^[23]新西兰、^[24]蒙古国、^[25]埃及、^[26]波兰、^[27]乌兹别克斯坦、^[28]智利、^[29]沙特阿拉伯、^[30]塞尔维亚、^[31]伊朗、^[32]厄瓜多尔、^[33]欧盟^[34]。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中，也存在三个关联理论，即“软平衡”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与角色理论。这些理论也对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说明。^[4]

权力平衡理论是说明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的一种分析路径，它是指在原有的权力格局中，如果某个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其他国家为使自身的独立免遭威胁，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以保持原有的权力格局。^[54]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担心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权力平衡成为一种理性的自助行为。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建立外部军事联盟是两种传统的平衡形式，然而各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依赖增加了传统的、以军事为基础的硬平衡的成本。除了以硬实力的方式平衡霸权国的行为，“软平衡”（Soft Balancing）也可以帮助伙伴国家与霸权国展开竞争，通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调，削弱强大的、具有威胁的国家的相对权力。^[55]从平衡理论视角下解读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发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加强伙伴国家的权力资源，从而阻止外部行动者进入其影响力领域。^[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也关注到国家间的交往行为。^[56][4]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社会秩序主要取决于交往行为和商谈，这两者是建立、维持社会的完整性的基础——它们为社会的一体性提供了黏合剂。^[57]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发生的背景，交往行为的发展会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现行的社会结构制约了交往行为的功能，限制了交往行为可能得到的社会价值。^[58]为了满足大众对交往行为有效性的期望，有效的规范被看做是协调行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充分条件。^[59]以交往行为理论看国际关系，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交往和商谈的制度性舞台，这一舞台以权力博弈为特征。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关系行为体参与商谈、取得理解、达成妥协，并且就具体的或宏观的问题形成看法。在伙伴关系中，两个或多个国家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完成合作即完成国家间交往行为。^[4]

20世纪70年代，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将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开创了一个通过国家角色视角研究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他将国家角色的概念视为“具有一种潜力去调和不同的分析层次并提供审视国际和国内变量相互作用的分析工具”，认为国家角色的直接来源是“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概念”。^[60]间接来源包括国家状态和他者的角色期待，他者的角色期待受到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国际舆论、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61]

斯蒂芬·沃克（Stephen G. Walker）认为，“角色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层理论”，强调国家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个人与团体参与者的身份、信仰以及认知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62]角色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探讨决策者对在国际体系中的本国角色的认知，以及所形成的身份实施的合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为战略伙伴关系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4]

“中国已同中亚五国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为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6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35]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睦邻友好关系典范。”^[36]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