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总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距今大约三千五百至三千八百年，与文献记载中的夏商时期大致吻合，结合遗址出土情况与传世文献记载，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都邑。^[3][4][6][7]

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包括二里头、圪垱dàng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南临古洛河、北倚邙山，背靠黄河，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1959年经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发现，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部门发掘，出土了众多陶器、青铜器、骨器、玉石器等遗物，发现了诸多宫室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及墓葬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8][9][3][10]}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填补了中原地区上古时代历史的一部分空白，成为“夏代考古”的焦点，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二里头遗址所属年代的划分为判断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存的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对二里头遗址中建筑遗存的兴废研究也为研究夏、商王朝分界提供了重要依据。^[9]文献记载中说夏都斟鄩。稍柴村附近和斟鄩有关的地名不少，有鄩溪、有上鄩、下鄩，这里是寻姓的起源地之一。^[11]

1963年，二里头遗址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在2004年和2022年均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12][13][5]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洛阳盆地东部，河南省西部，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距洛阳汉魏古城约5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隋唐东都城约17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南有伊阙伊河，北有邙山洛河，西部联通豫西丘陵，东部连接嵩山，中部为狭长形盆地，境内沟渠纵横，适于耕种。^[3][14][15]

二里头的遗址范围主要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东西方向大约2400米，南北方向大约1900米。北至洛河滩，东至圪垱头村东，南至四角楼村西，西至北许村，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地势中、西高，其余三面低，西部为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高地。^[14][16][17]

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情况以及对文化层堆积的分析情况，可以推测当时气候总体上温凉湿润，光照充足，四季分明，自然环境十分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森林、草地、河流等，分布着淡水环境，可能存在沼泽，物种丰富，螺贝类、鱼类、鸟类、哺乳类动物数量均不在少数。从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三期，气候逐渐变得干旱，四期时才有所缓解，植被以针阔叶混交林和稀树草原植被为主，草本居多，木本次之，有一定数量的水生植物，就木本植物而言，可能存在着橡树、侧柏、松树、柳树、香椿树、桃树、杏树、枣树等。^{[18][19][15][20]}

遗址附近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下，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100-200米之间，自二期开始，分布在200米以上的聚落数量不断增加

。^[21][18]

二里头遗址隶属于河南省偃师县，在古代属于豫州。^[14]

 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有三个小型聚落围绕着二里头，即今天的北许南、四角楼和圪垱头东北。二里头文化一期时，聚落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米，成为了区域的中心聚落，在此阶段发现了较高规格的遗物和可能开始铸铜的遗迹。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中心区域出现了大型建筑和道路系统以及绿松石作坊、铸铜作坊等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形成了一个以大型建筑群为中心的封闭宫城，具有都邑功能。到了四期晚段，二里头原有的布局被完全摧毁，大型建筑和宫城城墙被废弃，作坊遗址逐渐被废，都邑功能渐渐消失。二里岗（也作二里冈）文化晚期，二里头遗址面积大幅缩小，已成为普通聚落。^[21]

二里头都邑所在地古时多次成为京畿jī之地。春秋时此地为东周畿地，战国时属于韩国，秦朝属于三川郡，汉代隶属河南郡，三国时归于魏国，西晋时入缑氏，北魏时又置偃师，后来时入缑氏时为偃师，北宋后一直设置偃师。^[14]

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初，对于它所属文化类型，有的学者认为应属洛达庙类型文化有的认为应属早商（先商）文化。随着遗址的不断发掘，学者们认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十分典型，具有代表意义。1962年，夏鼐称其为二里头文化，随后在《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14][22][23]

1959年夏，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到豫西考察“夏墟”，经过偃师县二里头村时发现了许多灰坑、陶器碎片和其他器物。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的赵芝荃和高天麟前往二里头考察，证实它确实是一处大型遗址，之后便展开了发掘。^[14]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4]

第一阶段是1959年至1979年，考古工作发展较快，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文化层，发现了铸铜遗迹，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都邑性质。^{[24][25][14][16][23]}

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工作队发掘并清理了一号和二号宫殿基址，发掘了几座墓葬，发现了二里岗第四期文化层和诸多灰坑、遗物，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大致范围和布局。此阶段的工作组成员主要有殷玮璋、高天麟、赵芝荃、钟少林、方孝廉、方酉生、吕友全、龚琼英、冯承泽、李经汉、曹延尊、关甲堃kūn、戴复汉、吕友全、焦重欣、郑光、张国柱、屈如忠等。^[14][16]

第二阶段是1980年到1998年，服务学术的主动发掘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并存，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房址、陶窑遗址、灰坑、墓葬等，出土了许多随葬铜器与玉器。此阶段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为郑光，主要成员有杨国忠和刘忠伏等。^{[24][25][16][23]}

第三阶段是1999至2019年，这一阶段在城市考古学的指导下，着重研究遗址覆盖范围和布局，继续发掘遗址周边，确定了遗址的现存范围、边缘环境及成因，发现了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宫殿基址和绿松石作坊遗址，并对部分基址进行了揭露，遗址中部发现有“井”字形主街道，勾勒出了城市的基本骨架。此阶段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宏，主要成员有赵海涛、陈国梁等^{[24][25][16][23]}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层划分为四个时期，保存完好。一期文化层之下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之上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14]

对于文化层的时代划分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均属于夏文化；其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其三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四期属于商文化。^[8]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两次拟合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出两种的不同结果，一种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左右，一种是公元前1885年至公元前1520年左右，这两次不同的数据影响着二里头遗址的定性问题，认为二里头文化后半期属于商代范围的学者大多采信后一次测定数据，认为二里头文化大部分属于夏代范围的学者大多采信前一次测定数据。^[26][27]

二里头一期文化层在大部分发掘区都有发现，共发现灰坑36个，墓葬6座。这一时期的二里头正处于文化融合与初创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心聚落，表现出对外扩张的态势。^[14][28]

二里头二期文化层在大部分发掘区也均有发现，主要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基址1座，房址7座，灶址4座，窑址1座，灰坑75个，墓葬18座。这一时期的二里头王都达到最高规模，统治阶级在大规模对外扩张的同时，开始建设宫殿区和铸铜作坊，初步建立起墓葬随葬制度。^[14][28]

二里头三期文化层中清理有第一、二号宫殿基址，一般建筑基址12座，陶窑5座，灰坑138个，墓葬45座，以及大量遗物。这一时期是二里头文化对外扩张的最强劲阶段，修建起宫城城墙，出现了以爵（酒器的一种）为礼器核心的墓葬随葬制度和铜兵器。^[14][28][26]

二里头四期文化层集中分布在遗址中部，发现了房址4座，窑址1座，灶址6座，灰坑129个，墓葬36座。这一时期的二里头文化渐渐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势头，宫殿区遗存更为丰富，扩建了建筑基址，将斝、鼎、盉hé、觚gū等其他铜礼器加入随葬制度，礼制不断完善。^[14][28][29]

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致由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这三个村庄构成，中、西部位面积广阔的高地，高地东南部的悬崖上暴露有文化层和许多遗物。高地共有四块隆起地段，按使用类型可分为宫殿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位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最大，约12万平方米，高四周0.5-1米。墓葬区分布在二里头村东南和圪垱头村北两地，面积分别为2万平方米和1万平方米，高四周均约0.5米，属于中型墓葬。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新庄村南部。^[14]

宫城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南部，总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内有十几座大型宫殿基址，外筑城墙，大致从二期晚段使用至四期晚段。宫殿建筑面积均不小，筑于夯土台基之上，高出地面不少，形制规整，大多采用封闭庭院结构，表现出沿中轴线分布的特点。^{[30][16][17][31]}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可分为至少五个等级，其中等级最高的墓面积超过2平方米，使用木质葬具，底部铺以朱砂，以铜器、玉器、陶器等随葬。二里头文化一期发现六座小型墓葬，分布零散，其中四座以陶器、石器和绿松石珠随葬。随葬陶器有酒器、炊器和食器等，各墓随葬陶器的器类、形制并不一致。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不少是礼器和祭器。随葬青铜器以爵、戚、戈、刀等为主，大多器壁较薄，造型简单，质朴无文，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仍处于初级阶段，随葬玉器有钺yuè、戈、璋、刀、琼、圭等。^[32][33][14]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在宫殿区南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是一座浅穴式建筑，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部分，作坊周围以围墙圈护，可能具有官营性质。^{[34][35][6][36]}

绿松石作坊位于作坊区东北部，总面积逾1000平方米，至少从二期晚段保存至四期晚段，作坊内发现了大量与绿松石加工过程相关的遗物。^[37]

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十几座散布各处的陶窑遗址，大多形制相近，由窑室、窑箅bì、火膛、窑柱等部分组成，保存状况较好，发现了少量陶拍、陶垫遗存。^[38][37]

遗址内共发现了二十余座灶址，多数破败不堪，几乎均由火门、灶膛、灶壁、灶顶、火眼、烟道和支柱等部分构成。^[38]

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较多，陶器占大多数，还有部分铜器、玉石器、骨器等，种类丰富，是当时人们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反映。^[39]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多，大多为实用器，包括网坠、纺轮等生产工具，罐、鼎、甑zèng等炊器，盆、罐、罍léi等盛器，尊、缸、瓮等储器，盘、碟、豆、钵、碗等食器。有黑、灰、褐、红、白几种陶类，以泥质和夹砂材质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篮纹、刻划纹等。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陶礼器，虽然学界对于陶礼器的范畴并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均公认鬶guī、觚（gū）、爵、盉（hé）四器属于陶礼器。出土情况还表明，陶礼器与玉礼器在青铜礼器产生之前，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系统中的核心，在礼制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对出土陶器所进行的类型学分析是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八段的主要依据之一，分析发现，二里头文化各期陶器系类中灰陶逐渐增多，黑陶和褐陶相对减少。陶器质料中泥质陶、夹砂陶渐渐增多，细泥陶逐渐减少。陶器形态方面，折沿和平底渐渐减少，卷沿、圜底和凹圜底逐渐增多。^[14][39]

二里头遗址内虽然发现有铸铜作坊，但出土青铜器数量并不多，大多出土于大型贵族墓葬（说明当时阶级分化较为严重），主要是爵等礼器，刀、戈、戚、镞等兵器，鼎、盉等容少量器，铜渣、铜条、铜片、铜块等生产工具，铜铃等乐器，以及绿松石铜牌饰等饰品。二里头文化一期仅发现少量铜制生产工具，二期发现了更为复杂的铜铃和铜饰，铸造难度更大的爵、斝（jiǎ）、鼎、盉等容器主要出现于三期和四期。一至四期二里头的冶金技术从发端渐渐走向成熟。^{[37][39][40][14]}

乳钉纹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青铜礼器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高26.5厘米，上部舒展，中部收拢，底部的足高、长、细，因其造型如同婀娜的美人，因此也被称为“美人爵”。乳钉纹青铜爵虽然形象较美，但重心不稳，与后来的青铜爵相比实用性较差。^[41]

网格纹青铜鼎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另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存，其造型和纹饰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一脉相承。^[41]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较多木胎漆器，有红、白、褐、黑四色，有漆觚、漆鼓、漆木棺等食器、酒器、乐器和葬具，其中漆觚占大多数。^[42][43]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较多，包括收割工具、砍伐工具等，原料主要以砂岩和安山岩为主，普遍使用穿孔技术。玉器大多出土于中型墓葬，种类丰富，有刀、璋、钺、戈、等兵器，铲、铃舌等工具，还有玉坠、玉镯、玉璜huáng等饰品，其中兵器居多。这些玉器主要作礼器使用，多用以彰显所有者的身份地位。当时人们对玉器的加工相当熟练，掌握了切割、打磨、钻孔、镶嵌等技术。^[14][37][44]

出土于三号宫殿基址的贵族墓葬，被誉为“超级国宝”，长约6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由两千余片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直径为0.2-0.9厘米，厚度为0.1厘米，被公认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为直接、正统的根源。^[45][24][46]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数量庞大的制骨遗物，包括凿、镞、锥、针、鱼叉等生产工具与武器和部分饰品，骨簪和骨镞占半数，绝大部分骨器属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是大规模生产骨器的时期，其制骨作坊与其聚落形态几乎同步发展。^[47][14]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种类较多，家养动物方面主要有猪、绵羊、山羊、黄牛和狗等，此时的二里头都邑已经开始发展猪、羊、牛的饲养。野生动物方面发现有螺贝类、鱼类、龟鳖类、鸟类、哺乳动物类的骨骸遗存，其中，中国田园螺、鹿、兔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有碳化木屑、果核、块状茎、种子这几类，分析发现有蒙古栎、菱角、酸枣、桃、欧李果、山药类植物，水稻、粟、黍、小麦、大豆和藜lí等作物的种子，其中水稻种子占比较大，说明当时在二里头地区有种植水稻的现象，大豆种子的发现也为研究大豆源于中国增加了支撑依据。^[10][18][48]

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王朝都邑，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拥有最早的铸铜手工作坊、绿松石作坊、青铜礼器群、轴线规划建筑和多进院落的宫室格局，还拥有中华民族龙图腾最为直接正统的根源，被誉为“最早的中国”，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发源、华夏国家的兴起、宫室制度和夏商王朝分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9][50][51][52]}

在近代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前，受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国内掀起了审视质疑历史的潮流，对古籍中记载的夏朝产生了质疑，顾颉刚写作《古史辨》，以其为首的“疑古派”对三皇五帝以及夏商西周的历史提出怀疑。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存在，这为学者们寻找夏朝提供了动力，对于古书中的“有夏之居”，有认为在山西，有认为在河南，莫衷一是。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按照“夏在伊洛之间”的记载来到豫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53][54]

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初，以徐旭生为代表的发掘者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基本属于商文化，晚期属于洛达庙类型商文化，二里头应该是商汤都邑，这就是二里头“西亳bó说”，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随着发掘的深入开展以及越来越多具有典型性的文物出土，1962年，夏鼐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20世纪70年代，学界将二里头文化分期改为一至四期。1978年邹衡提出二里头乃是夏朝中后期的都邑斟寻，郑州才应该是亳都，这就是二里头“郑亳说”。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学界重新审视“郑亳说”，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应是夏朝都邑。2005年以后，碳十四测年专家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两次测量，结果大不相同，一次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应从公元前1750年持续至公元前1530年左右，另一次结果则表明二里头遗址从公元前1885年持续至公元前1520年左右，对二里头性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采信不同的测年结果，为二里头夏都与商都之争增加了新的讨论，但总体上学界仍普遍认可二里头乃是夏朝中晚期都邑。^{[29][24][14][55][56]}

在东亚早期文化中，陶器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到新石器晚期，玉器、陶器和漆木器成为了当时身份地位的代表。二里头文化是东亚两大河流域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知最早的，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自遗址中，不仅发掘有玉礼器和陶礼器，还发掘出了迄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以酒礼器为尊的青铜器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礼制传统。^[5][57]

二里头都邑具有网格化和中轴线规划的特点。城市的功能分区较为明确，包括祭祀区、宫殿区和作坊区等，区与区之间以围垣隔断，宫城居中心，周围由重要遗存拱卫，布局严整。二里头都邑内发现的宫城，以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为中心，沿中轴线呈南北纵向分布，与后世一脉相承，是迄今最早的轴线规划建筑群。^[5][58][59]

二里头都邑是东亚大陆最早的聚集性大都市，由许多不相关的小型血缘群体组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二里头都邑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移民城市，其文化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辐射范围也十分广阔，西南至成都平原、东南至江淮平原、西北至渭洮流域。此时，以农耕为基础的最早的中国雏初步开始一体化进程。^[5][60][59]

夏商周三代祭祀的主要对象是上帝、四方等天神地祇和先王先公等祖先神，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部分文物中也能见到其神灵崇拜的相关内容。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表面划刻的神灵形象主要有龙（蛇）、高羽冠神灵、兽面神灵、鱼、龟和鸟。^[61][62]

其中，龙是夏人崇拜的最高神灵，出土文物表面划刻的形象中一半以上是龙。形态多样，有俯视、侧视、正视等角度，有一体龙、双体龙、单首龙和双首龙等。工艺多样，有雕塑、镶嵌、铸造等技法。“龙”这一符号在夏代文化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禹的父亲鲧gǔn死后化为黄龙，《左传》中记载夏人会畜龙御龙，《山海经》记载启可乘龙上天，夏代以交龙为旗，其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61][62][63]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即成立专业工作小组进行发掘研究，工作队肩负着保护遗址、抢救文化遗存的重要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的发掘开始，工作队就意识到对遗址和文化遗存进行保护的紧急性与重要性，只发掘夯土表面，选择个别地段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并将重要的遗物套箱提取。^[25]

经过60余年的发掘，二里头遗址仅发掘了1.7%，还有大量空白等待发掘。^[64][60]

1963年，二里头遗址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5][65]

1988年，二里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66][67][59]}

1994年洛阳市偃师市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二里头文化遗址、汉魏故城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的通知》。^[12][68][59]

2002年洛阳市偃师市颁布《关于切实保护二里头遗址的紧急通知》。^[12][69][59]

2006年，二里头遗址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一五”专项规划。^[25][70]

2020年召开二里头遗址保护和申遗专家座谈会，启动二里头遗址申遗工作，提出要按照申遗标准开展夏文化研究，编制申遗文本，开展国际合作，按照申遗标准调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陈展。^[71][72][73]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将夏文化研究作为“考古中国”项目的重要内容，要对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重要遗址实施高水平保护，要推动二里头遗址的申遗工作。^[12][74][59]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开始发掘，六十余年来发现了诸多重要的建筑遗存，出土了众多文物，这些文物遗存一直是自偃师市至国家博物馆在内的各级博物馆陈列的重要内容。^[25]

20世纪80年代末，二里头工作队为时任二里头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的王中岳代笔写作《建设二里头博物苑建议书》，并成为全国人大正式提案。2017年6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奠基，“华夏之源，最早的中国”为总体设计主题，同年，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14][25][75][23]}

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与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25][12][76][77]}

博物馆选址于遗址西南方向的农田中，靠近公路，地势平坦开阔。内部分为展览区、行政研究区和文物库房，以六十余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项文物为陈展内容。在设计方面运用了诸多二里头元素，比如运用绿松石切片来装饰展板，运用乳钉纹青铜爵的元素来设计中央大厅的建筑等。博物馆采用数字化技术，提供线上虚拟展览和沉浸式游览体验。^[78][79]

自发掘二里头遗址的六十余年来，二里头工作队共发表过两部考古报告，二十一篇简报，三十六篇简讯，同步公布调查、发掘资料。^[25]

学界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成果进入了大中小学教材，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25]

近年来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电视、报纸以及网络报道也提高了二里头遗址的知名度与影响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