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ににろくじけん），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1]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东京的一次失败政变。^[4]为了进行激进的国家体制改造，^[5]日本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约1500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失败。政变领导者大多被判死刑，间接相关人物则非死即谪zhé。^[1][6][2]

1930年代，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问题上，陆军内形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派系相互斗争，直至“相泽事件”爆发，皇道派决定发起政变。^[7]1936年2月26日，数位青年军官率领士兵分别前往东京各地展开刺杀，多名要员被刺杀身亡，一度占领东京市中心。但叛军并未成功杀害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和占领皇居，同时遭到幕后高级将领的抛弃，加之昭和天皇对其政变行动感到愤怒等因素，进而导致叛军政变失败，于2月29日缴械投降。^{[1][8][9][10]}投降后，二・二六事件中的主谋起事者多受处重刑。在历经一系列的非公开审判后，共有19名叛军领导人物被判处死刑，另有40人被判处监禁。^[1][6][11]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该事件对日本政府有重要影响，使日本政府正式走向军部内阁，完成军国主义。^[12]皇道派在军中影响力减弱，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上升，日本国内曾一度流行的以刺杀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风潮也就此终止。^{[1][9][6][1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专制制度崩溃，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1919年8月，一批民间法西斯分子组织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3](1919—1923)。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政党，1924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引发了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以及朝鲜丑闻等一系列将政治视为赌博的贪污受贿事件，这些事件使得国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14]

随着日本不断的西方化，人口迅速增长，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国家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人口的压力。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陷入饥饿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只能露宿街头。在犹存社及其分化后的民间法西斯势力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北一辉，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并发表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受到激进派的推崇。他号召取消内阁和国会，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大量渴望改革的人。^[14]

自1922年起，在民间法西斯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将校和士官学校学生经常私下讨论“国家改造”问题，并积极传阅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这些年轻人对北一辉的思想非常热衷，有时还亲自登门请教他。这一现象引发了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西田税等人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在1927年的7月还计划建立全国性的“天剑党”。由于当局的打压以及其他原因，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团体先后解散，天剑党也未能成立。青年将校运动主要采取秘密聚会、相互联系、书信往来以及散发印刷品等方式进行宣传、联络和扩大影响。到了1924年和1925年，陆军的运动成员已经扩展到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一批年轻军官，而海军的青年军官，以藤井齐为首，也开始参与运动，并于1928年成立了拥有四十多人的“王师会”。^[13]

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1931年，日本发生了“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日本陆军与海军自此走向分裂，并终结了他们原本与民间民族主义者的联系。^[7]

在日本除海军和陆军不和外，陆军高层也有着悠久的派系斗争，最早是源自于明治时期的出身藩阀之别。到了1930年代，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问题上，陆军内形成了皇道派（以荒木贞夫与真崎甚三郎将军为首）以及统制派（永田铁山将军为首）两大派系。 ^[4][15]

皇道派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主张用政变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亦是“征俄派”。皇道派主要成员是少壮军人，少壮派军官认为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心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导致农村普遍贫困，天皇受到欺瞒，权力由这些人篡夺，致使日本走向衰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效仿“明治维新”，来一场起义来消灭天皇身边的“邪恶臣子”，还权于天皇。^[16]；而统制派则是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支持由军方主导的中央来计划经济、技术与军事（即总体战理论），并主张朝中国扩张，是“征华派”。^[7]

皇道派和统制派还有一层区别是人员来源，皇道派是源于底层民众，毕业于陆军士官学院的基层军官，视野从民间疾苦出发，但缺乏实权和发声通道。统制派是出身陆军大学的中层军官，着眼于国家总体战，并且出身在晋升上有优势，因而进一步掌控陆军的总体方向。^[17]此外裕仁天皇对皇道派很冷淡，比较信任统制派。^[18]派系两方的人员有少量互相影响的跳变行为，但总体成员趋势稳定。^[19]

皇道派荒木贞夫在1931至1934年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职权，然而在他下台后，其成员位置又多由统制派军人所替补。^[15] 皇道派由此认为这是由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于是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文件，两派对立更加严重。^[7]

二・二六事变前，日本兴起刺杀活动，从1930年到1936年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20起重大恐怖袭击案件、4次政治暗杀、5次有计划的暗杀、还有4次未遂政变。^[20]在1931年初，桥本欣五郎与中国班班长重藤千秋、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以及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秘密联络，计划在当年3月发动暴乱。然而，在暴乱计划实施过程中，小矶国昭叛变，大川周明也在德川义亲侯爵的劝导下放弃了计划，导致这次名为“三月事件”的暴乱未能成功。事后，日本当局了解到事件的经过和性质，采取了宽容、放纵的态度，只对事件主要发动者桥本欣五郎进行了15天的反省处分，其他涉案者则不再追究。^[21]

九一八事变后，于10月，在东京，樱会成员秘密策划政变，旨在与满洲的造反行动相呼应，并实施激进的改革，以使日本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国家。这个阴谋计划有120名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参与，还有北一辉的追随者煽动叛乱。叛乱者计划杀害政府和朝廷的权贵，然后在皇宫前集体切腹，以向天皇请罪示意。然而，由于参与政变的派系过多且意见不一，有人选择告密。因此，政变策划者于17日遭到逮捕，首领被禁闭20天，助手则为10天。其余同谋只受到了责备。^[22]

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审判结果亦是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被判刑的四十人几乎都在几年后获释。^[23]“五一五事件”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因“五一五事件”同以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样，日本法庭对主谋者一律从宽量刑，也导致了这些军官的有恃无恐。^[24][25][9]

1933年，黑龙会骨干铃木善一发表《日本主义建设案》，弘扬“皇国意识”，6月，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部讲师半田敏治提出《皇国日本重建案大纲》，呼吁“彻底实行天皇政治”。10月，经林铣十郎和永田铁山的批准，陆军省新闻班出版了宣传小册子《国防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系统论述了统制派的法西斯理论。 鼓吹“战争至上论”，这本小册子印刷了20万册，在在军内外广为散发，影响极为恶劣。^[26]

在人事安排上，统制派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削弱皇道派。^[26]于是11月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或“十一月事件”，国体原理派（皇道派）重要成员的矶部浅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遭控企图利用军校谋反而被捕。村中孝次与矶部浅一承认有对此类政变有过讨论，但并未付诸实施计划。军事法庭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并未找到证明其谋反的足够证据，但仍判决两人停职处分。两人认为这件事是由统制派主导的一次诬陷，因而在停职期间制作了《关于肃军之意见》的小册子发放军中进行传阅，还将永田铁山（统制派领袖）称作“首席反派”，之后，军队将村中孝次与矶部浅一二人开除。^[24][16]事件过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愈加不可调和，林铣十郎和真崎甚三郎在陆军高层的人事安排上加剧争斗。1935年7月，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支持下，林铣十郎罢免了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之职，由渡边锭太郎接替。^[26]作为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职的皇道派军官——真崎甚三郎大将也被迫离职，少壮派军官对此事十分愤慨，村中孝次与矶部浅一也发表了新的小册子，刊载攻击永田铁山解职决定的文章。^[16][24][27]

真崎甚三郎离职后，皇道派寻机反击。^[26]1935年8月12日，爆发了“相泽事件”，忠于皇道派的相泽三郎刺杀了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将军，以报复后者对皇道派的压迫。1936年1月28日，开始了对相泽三郎的公审。^[28]这场公开审判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泽本人以及国体原理派领导层也视其为发表政治诉求的机会，他们与法官相勾结，将审判转化为一场对外输送其意识形态的场合。相泽的支持者在媒体前宣扬相泽的“道德与爱国主义”，后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过民族原则来革新军队的普通军人。审判过程因发生了二·二六事件而暂时中断，4月22日进行第11次审判，到5月1日第14次公审结束为止，审判一直处于非公开状态，相泽三郎于5月7日被判处死刑，第二天(8日)上诉，但被驳回，随后确定了死刑判决。同年7月3日，相泽被枪决。^[16][27][29]

“相泽事件”后，皇道派决定铤而走险。矶部浅一、栗原安秀等少壮派军官与真崎甚三郎、北一辉、西田税频繁接触，加紧策划政变。统制派则于1935年12月，将皇道派骨干、第1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台湾，将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26]皇道派于1936年2月18日至22日，由西田税、栗原安秀、安藤辉三、河野寿、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决定，军官们去刺杀大部分的“国体之敌”，控制首都的行政中心与皇居，并提出他们的诉求（解除某些人的职务，并另组由真崎甚三郎所领导的新内阁）。^[16]

叛军同时计划，如果有必要的话，会扶持裕仁天皇的弟弟雍仁亲王即位，取代裕仁。^[16]这群少壮军官相信可透过一些非正规手段争取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16][15]叛军也撰文来说明其意图并表达对社会现状之不满，将此文题名作《奋起趣意书》，并希望将这篇文章转交到天皇手中。其内容指责元老、政客、军阀、财阀、官僚和政党因为私欲去危害国体，藐视天皇，因此他们才准备“清君侧”，并为之付诸行动。^{[9][30][31][32]}

付诸行动的部队主要由第1师团的步兵第1联队（456人）、步兵第3联队（937人）以及近卫师团（64人）组成。指挥官分别是：野中四郎、香田清贞、栗原安秀、安藤辉三、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及河野寿。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则为总人数为1,483人，其中不包括中桥基明指挥前去占领皇居的75人及刺杀西园寺的两名起事部队。^[33]起义军详细信息如下：

2月25日晚，东京下起了大雪，这使叛军成员想起了1860年的“樱田门外之变”事件，因此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在2月26日凌晨3点半至4点，1000多名叛军集结部队兵分六支集团出营，于5点几乎同时袭击了警视厅、陆军省、冈田启介、铃木贯太郎、高桥是清和斋藤实等人的私宅。^{[1][2][25][4]}

刺杀的主要目标首相是冈田启介，冈田启介是退役的海军提督，^[35]因其支持《伦敦海军条约》，拥护“天皇机关说”。^[36]杀害冈田启介的任务由栗原安秀中尉指挥的步兵第1连队280人负责。^[9]叛军包围了总理大臣官邸，强迫守卫开门。在进入宅第后，叛军开始寻找总理冈田启介，后与四名警察交火，四名警察均由叛军击毙，但后者也有六人受伤，且枪声大作和警铃响起也警告了冈田启介局势的危险。冈田启介在近5点时惊醒，与其妹夫松尾传藏（一名退役大佐）一同在屋中寻找逃难的出口，在局势紧张之际，一名警察将松尾与冈田启介推进一间当作储藏室之用的洗澡间躲起来，之后松尾出去查看局势，却被叛军所发现，后者误认松尾为冈田启介本人，于是开枪将其杀害。栗原从总理房间内找了一张冈田启介的照片与松尾的脸相比对，他不放心，又找来女佣辨认，女佣确认死者就是冈田启介，因此认为杀害的是冈田启介本人无误，完成了任务。^[16][1]首相冈田启介就这样戏剧性地逃过了刺杀，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启介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逃脱。^{[1][37][38][39]}

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也是刺杀目标之一。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任务由丰桥陆军教导学校的俩位军官负责。^[40]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仅存的一位元老、前内阁总理大臣，因其是天皇的顾问，支持《伦敦海军条约》，使天皇组成“不适任”的内阁被列为少壮派的刺杀对象。^[41]西园寺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中尉也拒绝执行这一任务，便取消了这一行动。^[1]

刺杀牧野伸显的任务由步兵第1联队的河野寿大尉指挥的一支7人行刺队（其中包括6名民间人士）负责。^[1][9][10]牧野伸显是前内大臣，明治维新功臣，时年75岁，因其是天皇的顾问，支持《伦敦海军条约》，阻止海军将领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抗议此事，与斋藤为政治盟友而成为刺杀目标。^[41]起义军携带轻机枪3挺及步枪、手枪，于黑夜中乘两台出租汽车到达汤河原，随即在旅馆的前门、后门架上了机枪。^[1][9][10]在政变发生时牧野伸显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枪杀了领头的军官，但其又被叛军所杀，而后叛军乘势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跑出来。^[1]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牧野利用士兵抵抗所争取的时间，溜出旅馆后门。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火光照亮了峭壁。山下奉文的叛军举起了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吉田和子展开了她自己的和服，挡到外公的面前。士兵们看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叛军便谎称打中后便离开了。^[1]

刺杀斋藤实的任务由坂井直中尉负责。斋藤实是当时内大臣（前内阁总理大臣、前外务大臣），因其是退役海军大将，天皇的顾问，支持《伦敦海军条约》，介入真崎甚三郎的解职事件，与牧野伸显为政治盟友故被选为被刺杀人员。^[41]坂井直中尉带领20人前往内大臣斋藤实所在四谷的住所，叛军包围了驻守的警察，使其投降。包括坂井直中在内的五个人进入了宅邸，在二楼寝室找到了斋藤实所和他妻子春子。叛军向斋藤实所开火，后者当场死亡、倒在地上。春子冲到了斋藤实身上护着他，但叛军只把她推开，继续对斋藤实开枪，斋藤实浑身上下一共中47枪。叛军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后离去。^[1][16][10]

5时15分，斋藤实死亡后，两名军官带上人马前去行刺渡边锭太郎大将，其余的人则往陆军省东北处移动。^[1]渡边锭太郎曾取代真崎甚三郎任陆军教育总监，因其是是统制派成员，且曾经参与除去真崎甚三郎职务的行动，故成为被刺杀对象。^[41]早上7点，高桥太郎少尉与安田优少尉带领20人乘卡车前往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所在的东京荻洼住所进行刺杀。^[1][16][10]当叛军闯进宅邸时立刻与驻兵交火，安田与另一名叛军士兵受了伤，但其他叛军们仍强行从后门通过，并在二楼的寝室门外遭遇到渡边锭太郎的妻子。叛军拉开渡边锭太郎的妻子，发现渡边锭太郎边用棉被把自己罩着，随后渡边锭太郎的妻子即掏出手枪开火，一名叛军士兵见状，马上使用手上的轻机枪对渡边锭太郎的妻子扫射，高桥太郎再拔刀猛力刺进渡边锭太郎的妻子体内。刺杀完毕后离去，并送两名伤兵去医院诊治，再前去占领永田町。^[16]

刺杀高桥是清的任务是由中桥基明中尉、今泉义道少尉以及岛莞尔少尉率领的近卫步兵第3联队第7中队执行。高桥是清是当时大藏（财政）大臣、前内阁总理大臣，因与政党挂勾，企图弱化军队（提出削减上一年军费）、延续现有经济体制，故成为被刺杀对象。^[41] 近卫步兵中尉率领120人前去刺杀高桥是清，向上级谎称是带士兵们去参拜靖国神社，一行人往高桥是清的住所出发。叛军迅速制服了警卫人员，然后分成了户外警戒组和入屋组，高桥是清此时正在卧室睡觉，中尉一脚将其被子踢掉随后用手枪对高桥是清射击，另一位叛军军官则拔刀一刀砍去高桥是清的右臂，又往他的肚子猛刺，高桥是清就这样丧了命。^[1]高桥是清死后，中尉将参与过行刺的人派到首相官邸和其他叛军汇合，而他带与其他人则往皇居移动。^{[1] [10]}

刺杀铃木贯太郎的任务由安藤辉三大尉带着第3步兵连队的200人执行。^[16][1][37]铃木贯太郎是侍从长，因其作为预备役海军大将兼天皇的顾问，支持《伦敦海军条约》，故成为被刺杀对象。^[41]安藤辉三大尉则带着第3步兵连队200人从皇居前往铃木贯太郎位在魏町的侍从长官邸。叛军迅速将宅邸包围以及制服守卫，然后直接进入屋内，在寝室中发现铃木贯太郎后向他连开三枪，铃木身中两枪倒地，但仍有意识。安藤拔刀准备向铃木贯太郎砍去，铃木贯太郎的妻子上前表示自己愿意代替铃木贯太郎去死，安藤觉得铃木贯太郎性命垂危，不久于人世，就放下刀，向铃木贯太郎的妻子表示歉意，说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国家，才不得不这么做，并同下属向铃木贯太郎敬礼，随即离去。（铃木贯太郎未死）^[32]安藤在认为完成行刺铃木的任务后，下令调集部队前往陆军省北部的三宅坂交叉口。^[16][1][37]

此时野中四郎上尉手下控制着全部叛军近三分之一的部队（450人的步兵第3连队士兵），出兵位在皇居南部的警视厅，野中四郎计划夺取通信设备，防止警方出动“特别警备队”。因为警察没有抵抗陆军，叛军几乎没遭遇到什么阻碍就占领了整栋警视厅大楼。^[16]占领警视厅后，铃木金次郎少尉私自决定率领一小队的叛军前去行刺内务大臣后藤文夫，而此时后藤人刚好外出不在家中，因此躲过了行刺。^[24]

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任务由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带领步兵第1联队第11中队（160人）负责，其中第1旅团的副官香田清真大尉和安藤辉三大尉、竹岛继夫中尉，原大尉村中孝次、原主计矶部浅一等人也随其行动，准备与陆军的机关和首脑进行联系和会谈。^[40]26日晨4时20分丹生诚忠率其部队离开步兵第1联队的营区，五点左右到达了陆相川岛义之官邸，随之即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而后进入陆军大臣官邸后要求会见陆军大臣川岛义之。^[9][32]清晨6点半，川岛义之与叛军见面，后者大声宣读其要陆军接受的条件，并给川岛义之一份同样的文件，要求后者“迅速上奏陛下，仰祈圣断”，^[1][6]同时要求川岛义之应引领该事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阻止对“义军”动用武力，并逮捕宇垣一成（朝鲜总督）、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小矶国昭（驻朝鲜日军司令）和建川美次等“摧毁军事指挥之元凶”。尽快将武藤章中佐、根本博大佐和片仓忠少佐从军队中开除，以“促进军中派系之纯正”和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新任关东军司令。^[1][16]在叛军进入陆军省期间，陆军省内部有不少军官对叛军表以同情或认可其行动，赞扬青年军官的精神，还劝说川岛义之接受起义军的要求，上午9点过去不久，川岛义之就动身前往皇居表示要觐见天皇。 ^[1][24][16]

叛乱分子还迅速占领了位于东京政治活动中心的麴町区水田町一带，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他们采取措施切断了以永田町为核心的麴町区西南部的交通。为了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叛乱者策划了《奋起趣意书》，并开始包围东京朝日新闻（后来的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等各报社，阻止了正常的报纸发行。他们要求各报社发表他们撰写的《奋起趣意书》，以此来对陆军上层展开政治攻势。^[42]

早上6点，刺杀完高桥是清的中尉与手下75名当日排班的“赴援队”士兵于从西侧的半藏门进入皇居，他告诉皇居守卫长本间健太郎大尉自己收到情报，天亮前不久发生攻击事件，所以调来增援门口守备。而本间健太郎也收到了叛军的攻击的消息，所以没有怀疑他的话。于是中尉被派到皇居的主正门——“坂下门”留守。^[1][16]他准备掌控主正门后就用手电筒通知警视厅附近的叛军开始行动，利用他们“排除”所有障碍，再与天皇直接见面，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以及其他人也都同情叛军。^[37]不过，这时中尉却联系不到他的政治盟友们，而到了早上8点，本间健太郎终于知道中尉正进行着政变行动，于是举枪命令中尉离开皇居，中尉照做。中尉的部属们则一直留在大门口到下午1点，后来归队回营。^[16][24]

清晨5点，歩bù兵第1聯隊第7中隊長副官山口一太郎大尉（叛军支持者）告知其岳父——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皇道派）关于政变的消息，皇居因而得知发生了叛变事件。本庄繁随即联络属下和警察总长，并动身前往皇居。裕仁天皇则是在5点40分才得知政变的发生。6点，裕仁天皇与本庄繁会面，但裕仁天皇要求本庄繁立即终结这场叛乱。^[1][16][30]随着斋藤实死亡、铃木贯太郎重伤，天皇身边的可靠之人只剩下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和宫内大臣汤浅仓平等人。在得知铃木贯太郎遇刺后，他们随即会面商讨对策，决定采取强硬手段。他们建议天皇迅速镇压叛军，若内阁改组，叛军将会轻易取得全面胜利，绝不能接受此条件。裕仁天皇定采取强硬立场处理叛乱。^{[16] [24][30]}上午9点30分，川岛义之谒yè见裕仁天皇，宣读了叛军的条件与请求，并建议天皇组织新内阁，但裕仁天皇表示拒绝叛军的要求，并派川岛义之镇压叛军。因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剩除内阁成员试图请辞。裕仁天皇表示，除非镇压了叛乱，否则他绝不同意内阁改组一事。^{[16] [25]}

当天下午，军事参议院召开非正式会议，川岛义之和参谋次长杉山元等人出席。这个组织是陆军重要机关，但没有实权，也不是常驻机构，官职任免也不固定，是个天皇的咨询机构，回复天皇在军事方面的问题。^[16]此时天皇给川岛义之的命令是“镇压叛军”，但由于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是由皇道派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实际操控。^[16]因此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起草了一份《陆军大臣告示》作为给叛军的呼吁书。有人质疑这是对叛军的要求表示同意的回应，而荒木贞夫与其他军官称此书主要就是用来劝说叛军投降。^[16][24][27]在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起草的文件基础上，陆军统帅部于26日午后3时30分，公布了含有五项条款的《陆军大臣告示》，承认叛乱者的行动。《告示》宣称，关于起事的宗旨将上奏天皇，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42]认可了兵变的合法性。但强调“上述各点均有待于天皇的认可”。^[43]

当川岛义之宣布告示文后，叛军相信他们即将成功。^[16]与《陆军大臣告示》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份紧急防卫命令，^[44]东京警备军司令香椎下令第1师团的作战区域以及叛军所有的占领区进入“战时警备”状态。此令一出，在该区的叛军部队就是形式上回归于原隶属堀丈夫中将（第1师团长）的指挥下。叛军便不再是“非法占领”的立场，而是听从中央命令的部队。^[24][16]

叛军的形势开始逐渐恶化。尽管不少陆军成员对政府要员遇刺一事感到满意，但不能接受叛军过于激进的“昭和维新”想法，更不能接受一个由皇道派组织的新内阁。^[16] 此时参谋次长的杉山元对事件处理有着完全的决策权。而杉山元本人是统制派成员，他同意镇压叛军，不愿意接受新内阁。他提出联合军事参议院和天皇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叛军。不过由于情势尚不明朗，杉山元起初只召来东京以外的部队增援。^[16]海军对叛军也抱有类似看法，因为叛军所刺杀的冈田启介、斋藤实和铃木贯太郎三人都是前海军大将，所以极为气愤。26日下午，横须贺海军基地海军陆战队4个营（总司令米内光政）在芝浦码头登陆，第1舰队冲入东京湾，各舰主炮瞄准被叛军占领的东京各地。^[16]

2月26日晚上，“起义”行动陷入了僵持。天皇与杉山元的反对成了叛军谋求建立以真崎甚三郎为中心的军部内阁愿望的最大障碍，尽管因行动取得了军方与政府部份人士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他们也不能这样无限期的一直占领政府机关下去。叛军拥有的最大筹码即是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即便是他们的支持者也感到事件该落幕，“起义”必须结束。^{[16] [24]}因此，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以及其他军事参议院成员出面，于26日晚与栗原和村中会面，他们再次向叛军表示恭喜，但也要求叛军回到自己的单位上去，其余的交给军事参议院处置，然而叛军军官们深信可以成功，再次提议实施“昭和维新”，双方没达成共识。深夜，石原莞尔与满井佐吉中校（皇道派、叛军支持者）在帝国饭店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方案：由海军大将山本英輔任新任总理来组织一个新内阁，叛军也将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但这些条件被杉山元和叛军军官们（他们只接受真崎甚三郎组阁）所拒绝。^{[16] [24]}

2月27日凌晨，裕仁天皇相任命后藤文夫为“临时代理总理内阁大臣”。几分钟后，陆相提出发布戒严令。后藤文夫和其他官僚担心此举可能会演变成军部独裁，他提出反对理由说，这不过是陆军叛乱，与公众无关，叛乱一事应由陆军内部处理。川岛义之反驳认为，必定有外部煽动者，因此，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以确保安全。于是凌晨1点20分在深夜举行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一致同意立即发布戒严令。^[45]凌晨3点，根据紧急救令，东京地区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的指挥下，成为翅町地区的“警备队”，叛乱者所占领的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7]

27日9点，加藤隆义统率的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当日天皇13次询问镇压结果，但军方仍旧对采取强硬措施犹豫不决。天皇因此极不耐烦，他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同情叛军，所以上奏请求天皇以某种方式认可叛军的精神，得到天皇的决绝。天皇表示“这样杀害天皇的肱股之臣，他的精神有什么可宽恕的”。甚至要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16][46]

当日下午2点，真崎甚三郎在阿部信行与西义一两位军事参议院成员的陪同下到达陆军省与叛军谈判。除了驻守城外的安藤、栗原以及住院治疗中的河野寿外，所有叛军军官都聚于该地，他们向真崎甚三郎表示将会将一切交托给他。真崎甚三郎对他们表示感谢，表示他在叛军们回去各部前他不会有任何行动，同时叛军若违反天皇的意愿行动，他将不惜与叛军们交战。叛军则表示，倘若他们收到正式的撤回命令当然会服从。经过本次会面，真崎甚三郎相信叛军将在不流血冲突的情况下离开占领区，而叛军方则认为真崎甚三郎的内阁在他们撤退后不久将会正式成立。不久，香椎下令叛军继续驻于陆军省的大厦中，同时也回报给天皇，第二天一早就会解决这件事。^[16][24]

2月28日8点20分，杉山元于早上晋见天皇，请求批准镇压叛军，天皇许可了，并授权他全权负责。不久，大本营命令就传到了香椎那里，要他迅速将占领着三宅坂的叛军和人群驱离。^[24]参谋本部与戒严司令部于28日早上5点决定发布大本营命令，从此刻起，所有正式文件上皆统一将“起义”之名由“叛乱”所取代。^[24]早上8点，小藤惠大佐收到了大本营的命令，要求叛军回到各自的单位去，可是村中与野中四郎先听到了中桥的命令，所以认为小藤此时的命令是错误的，二人便要去确认下。当他们遇到小藤后，小藤只告诉他们回到第1师团的师部去，回去后，他们又遇见了堀将军，堀将军欺骗村中与野中四郎，大本营根本没发出归营命令，二人便回去了。^[24][37][27]

雍仁亲王下给香椎浩平的命令，要求后者令叛军回到各自的单位去。清晨，川岛义之、香椎和杉山等几位陆军首脑举行会议，川岛义之和香椎一开始想着避免暴力冲突的发生，但10点过后，看到叛军仍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故他们批准镇压。然而，崛与小藤于10点40分前来见香椎，经三人协商，准备先按兵不动。^[24] 12点半，堀将军与叛军会面，证实了山下奉文所言属实。不久后，栗原代表叛军要求送去一篇书信到大本营，他表示叛军军官将会自杀，而士官带部队回到各自营房，提出这个方式“谢罪”天皇，本庄得知后相当不满，不赞成其做法。^[24]安藤也拒绝自杀，加之天皇的镇压态度直接影响了叛军内部，到下午1点半，他们决定战斗到底，下午2点小藤再次命令叛军回营的尝试，但同样遭到了拒绝。^[24]下午4点，戒严司令部决定镇压。并于晚上11点，大本营发出命令，要求政府军在29日早上5点发动总攻击作准备。^[24]

2月29日早上，不到1500人的叛军被超过2万名士兵和22辆坦克的政府军部队包围，准备于9点发动总攻击。清晨5点30分，所有包围地区的居民都已撤离完毕。^[16][1] 从早上8点开始，日本陆军就一直在对叛军作心战劝降，三架飞机从空中洒下大量名为《告下士官兵》的传单，内容表示回头是岸，会给予宽恕。因为本次心战，加之当时成功希望渺茫，叛军的心理防线逐步被瓦解，前一天夜晚，就有人出逃，到了早上10点时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16][24][27]

中午，除了安藤外，所有的军官都已让士兵们回营。 最终在下午1点，安藤也命令部队回营，试图开枪自杀，但未成功。叛军其余人员集结到陆军省去，遇见了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两人以为叛军都自尽了，他们让叛军军官保留随身武器，并令其离开了该地。参谋本部成员且是野中四郎前上司的井出宣时大佐来到了陆军省，要求野中四郎自杀，野中四郎照做了。最终，叛军军官河野寿在刺杀牧野伸显时受伤，而去住院的一周自刎而死。其余人员则在晚上6点由宪兵逮捕。起义军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指导者北一辉和西田税也相继被捕。^{[7][47][1][16][24][11]}

3月4日，裕仁天皇签署法令，设置“特设军法会议”来审判政变参与者。特设法庭是统制派吸取了此前相泽事件的教训，避免公开审判再度成为皇道派博取同情的舞台。1483名叛军参与者皆受审问，但最终仅起诉124人，包括19名军官、73名士官、19名士兵和10位民间人士，其中，所有的军官和43名士官、3名士兵以及全数被起诉的民间人士都判决有罪，审判程序共历时18个月。 ^[16][11]对政变主谋者（19名军官、矶部浅一、村中孝次和两名民间人士）的主审于4月28日召开，这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不具法定辩护人、上诉、传唤证人的权利。法官们也对于被告的动机与意图不表兴趣，仅令叛军直接叙述事件的流程，与几个月前的相泽审判大相径庭，受起诉的军官得到叛乱罪名。6月4日，陪审团正式裁定，7月5日，正式宣布判决，全数有罪，共17人判处死刑。^{[16] [2]}

依照被告身份与行动区别，法庭开了四场以上的审判来处置涉案者叛军。^[24]

7月12日，除矶部朝一和村中浩二外，共有15人被判刑。

1937年（昭和12年）8月19日，北一辉、西田税、矶部朝市、村中高津宫被处决。

以上信息来自^[48][49]。

二・二六事件后，统制派的整肃行动使其军内迅速扩展势力，真崎甚三郎曾被投入监狱，但后来又被无罪释放。荒木贞夫将军、香椎浩平中将和小畑tián敏四郎也被编入后备役队伍，山下奉文则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该事件彻底击垮了皇道派，使得与财阀保持密切关系的统制派获得了法西斯化进程的主导权。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争夺法西斯化政策而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流血斗争，现在终于趋于平息。随着统制派的独揽权力，“先外后内”成为指导日本法西斯化进程的总方针。诸如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宪兵队司令东条英机等策动侵华战争的高级军官，构成核心主导人物。^[50]

二・二六事件后，冈田启介内阁被迫下台，广田弘毅成为了新的内阁主要负责人。二・二六事件也打破了此前“军部和政党共同维持政权”的格局，使得军部在政权中获得了政治支配地位。广田弘毅接任后全面执行军部的意图，并于5月18日重新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二・二六事件后，以统制派为主的陆军中央整肃了反对南进战略的皇道派，并与海军寻求在对外战略上达成妥协，确定了“南北并进”的《帝国国防方针》。这一事件引领了日本政局和对外战略的转变，从多元走向一元，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内阁与军方分歧到内阁与军方协调一致。二・二六事件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此后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走向。^[12]

二・二六事件还是日本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推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也使日本逐渐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25][1][9]二・二六事件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第二阶段成熟期结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使日本军方以支持由上至下的法西斯主义，创造由官僚、垄断资本家及政党的统治联盟，执行了和欧洲法西斯政权类似的政治主张，如对外扩张、赞颂扩军、反个人自由主义、反国会政治。^[1][2]

昭和时代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评价：“二·二六事件是鲁莽的青年将校利用时机，将右翼恐怖主义者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行动。这次行动本身虽然失败了，但从加强军阀专制体制来说，却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这次政变的失败之所以没以失败而告终，得以转变成大局上的成功，当然应该归咎于掌权者的怯懦，但也和日本军队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51]

学者施原评价：“日本二·二六事件中冲锋陷阵的激进人物，不是什么好人，而恰是把亚洲和世界引入灾难的法西斯匪徒。他们不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同样是日本民族的灾星，而绝不是日本人的英雄。”^[52]

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冯玮评价：“二·二六事件的平息，同时也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青年军官运动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陆军进入政治中枢。军人政治的帷幕在处罚该事件‘首恶分子’的枪声中开启。”^[53]

世界知名德国现代史研究专家伊恩·克肖评论二·二六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府的不稳定，军部干预内政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军方影响力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对华政策。^[54]

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评价二·二六事件：此次兵变不过是一场超国家主义者制造的大屠杀，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它的意义。但苏联人却了解，因为佐尔格准确地预判这一事件将导致日本向中国的扩张。^[55]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L.麦克莱恩评价：“在许多方面，“二·二六”事件使这个国家得以清醒过来。1936年后，日本就再未发生过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全体日本人，包括民权派人士在内，都因政治恐怖主义和自命不凡的殉难行为而发生了转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