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

《三里湾》是中国现代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于1954年。1955年1月7日起在《人民文学》连载（第1期至第4期），同年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首次出版。^[5][6]

小说以黄河流域山西太行山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围绕三里湾农业合作社秋收、扩社、整党、开渠四项工作，以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王宝全四户人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葛，生动曲折地反映出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农村的生活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小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初期，中国农村面临的复杂、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揭示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时代命题，也揭露了封建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遗毒，以及农民在家庭关系、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1]

1958年，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上映。^[7]同年，该小说被改编成中国现代评剧，1958年由中国评剧院首演。^[8]同时，该小说被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同名花鼓戏剧本、同名粤剧剧本等，被翻译成英文、朝鲜文、蒙文、法文、俄文和日文等，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9]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2]

1951年前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的重要历史进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于1951年2月选择离开京城，来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小说以 《三里湾》为标题，正是由于川底村有三个湾：南湾、北湾和东湾的缘故。）体验生活。从1952年1月到1953年2月，中国国内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草案阶段”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1953年2月，中共正式通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合作社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正式推广，尚处于探索的阶段，而具体的开展被限定在了一些特定的地区，这即是草案中提出的 “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重点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 ）。小说中的三里湾显然并不是个一般的村子，它并不具备当时广大农村的普遍性， 而是一处可以说是千里挑一能够完全符合中央关 于推行农业合作社政策中几个条件的“模范村”： 老解放区、群众觉悟高、战争中老早完成了土地 改革工作、经济基础好。这些条件的满足是三里湾区别并且优于其他农村地区的重要标志，亦是三里湾能够成为探索合作化运动的“试验场”的 前提。赵树理以川底村为原型塑造了“模范村”三里湾，其意义不仅是这个村具有合作社 “可示范”的作用，深层含义更在于三里湾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具有了一种“可试验” 性 ，农业合作化的试验能够在经验与教训两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即使合作化经历了挫折，也不至对农村的生 产带来致命的损失。^[3]

为创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身体力行，很多都来自于他近距离的下乡体验生活和亲自参加工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就和他在山西平顺县川底村的经验有关，1951年到1952年，他连续三次赴川底村这个他在解放前就熟悉的“老根据地”，参加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和社员们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了合作社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为他的写作积累下大量素材。1953年冬天，他开始了《三里湾》的写作，以此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某种程度上说，这继续了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问题小说”路子，如他本人所言，这部作品是为了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在处理农村题材上的生动和娴熟，尤其是对落后分子“糊涂涂”“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刻画。^[10]

小说以黄河流域山西太行山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围绕三里湾农业合作社秋收、扩社、整党、开渠四项工作，以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王金生四户人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葛，生动曲折地反映出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农村的生活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

村中共产党员、贫雇农、下中农、富裕中农等不同阶层对农业合作化的不同态度，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村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矛盾消长的历史情境。以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范灵芝、王满喜等人为代表的农民坚决拥护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以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等为代表的人则反对合作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双方在一系列整党、扩社、开渠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群众的觉悟逐渐提高，信心更加坚定，新一代青年也迅速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下，这些人都逐渐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资本主义势力宣告破产，社会主义思想取得最终胜利。^[1]

马多寿

马多寿，是一个落后、保守、自私的富裕中农的典型人物，刻薄成性，顽固地维护封建宗法制，压制新思想的生长。外号“糊涂涂”，实际上却是比任何人都要精明，他和儿子 “铁算盘” 马有余尽管都不是党员，也不参加党的会议，但是却也并非一味埋头种地，在为自己谋私利时精明能干。在马家大院四分五裂后，他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由糊涂变光荣”。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巨性及必然胜利的趋势。在他身上展现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宗法观念给农民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通过这一典型人物展现出社会变革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农村先进与落后力量的冲突，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1]

范登高

范登高是党内热衷于搞个人发家致富的代表人物，绰号“翻得高”‘。抗日时期党开辟工作时的老干部，土改时，他分得了上等好地。表面上支持党的决策、实际上阳奉阴违的人，企图借干部的身份不断找政策漏洞给自己谋好处。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当时农村斗争的复杂性，显示了在生产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党内的思想斗争。^[1]

王金生

王金生，党支部书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的优秀干部典型，一个带领大家走向富裕的好干部。踏实肯干、顾全大局、富有远见，领导三里湾农业合作社开展扩社、开渠等工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对马家“假分家”的判断、对“刀把地”的妥善处理，以及牺牲自家来推动合作社发展等事例，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王金生所代表的是新生代的实干家。^[1]

袁天成

袁天成是一个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人物。他是三里湾的老党员，在农业合作化中，虽不象范登高那样热衷于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是个“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党内他接受了组织的教育，参加了合作社，但回家后又接受了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又把参军弟弟的地作为自留地留下单干。最后在组织帮助下以及现实的教育，他也起来革了“能不够”的命，把土地全部入了社。^[1]

袁天成老婆

外号“能不够”，是马多寿老婆的姊妹。^[1]

马有翼

马多寿的四儿子，农村中一批有知识文化的青年人，扫盲学校乙班教员，后为开渠指挥部会计。尽管没有老一辈深厚的土地情结，却由于封建家庭的原因而成为“新的落伍者”。^[1]

王玉生

王金生的弟弟，后与灵芝结婚。是个富有创造性的新型农民，热心于技术革新，是农村新生产力的象征。^[1]

王玉梅

王金生的妹妹，后与马有翼结婚，青年团员，勤劳、正义、热情，迫切追求进步，反对农村的封建残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女青年形象。^[1]

范灵芝

范灵芝聪明能干、积极上进、立场坚定，能与范登高的落后思想作斗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1]

王申

王申作为老中农代表，他不愿意入社的原因并不是想自己发财，而是怕入社后和不懂行的人一起共事会降低生产效率。^[1]

小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初期，中国农村面临的复杂、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揭示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时代命题，也揭露了封建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遗毒，以及农民在家庭关系、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其中，对农民在合作化之后对文化、技术和知识的渴望的描写，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农村生活风光。^[15]

《三里湾》以扩社和开渠为故事的推动线索，赵树理将农村政治斗争的宏大叙事与乡村的世俗性日常生活和充满民俗意味的风习描写“缝合”在一起。第二十三节《变糊涂为光荣》里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组织——八音会，就是山西上党地区流行最广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形式。八音会实际上属于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使用鼓、锣、钹bó、笙、箫、管等八种乐器。山西上党地区多数的大村大镇，都有八音会。八音会的活动是参加迎神赛社或为举办的各种游艺伴奏，也应村民之邀 ，为娶亲或搬家“暖房”。在《三里湾》里，八音会出现的场景是在扩社开渠的大会上 ，这既切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又体现了浓郁的民间文化意蕴。^[16]

《三里湾》中的语言文字，避免了生硬冗长的欧化句子，语句简短，语言生动真实，常常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混成一片，实际上运用民间口语高度统一的小说叙事，表现出内在的和谐素朴，极好地体现出了对中国民间文艺口 语传统的继承和发展。^[16]

中国农民过着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苦难生活，在精神上应对苦难的出路就是喜剧性的审美需求。从农民的审美需求出发，赵树理形成了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在本色地表现 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时，透露出浓厚的民间艺术趣味。 第四节《“这 日子不能过了”》提到能不够，说村里人对她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还提到从前爱使刁的女人们常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办法。给人物起绰号是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中一贯爱用的手法，《三里湾》亦不例外。绰号人物都是一些富有生命活力的人， 他们的音容笑貌，无不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绰号人物从名字到性格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的，绰号人物无不被着上了一层乐天色彩和喜剧外衣 。《三里湾》结尾，落后人物均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先进人物也各自在工作上取得进步 ，甚至于连被袁丁未倒卖出去的那头毛驴，也顺利回归，最重要的是，玉生与灵芝 、有翼与玉梅、满喜与小俊都将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结婚，可真个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的喜剧传统，符合民间的审美心理习惯。^[16]

出于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尊 重，赵树理意识到了乡村民间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是与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也渗透着伦理情感因素在里面，政治观念不同所带来的生活冲突，并不是用政治的是与非就能够解决的。典型的表现就是第十八节《有没有面》里，马有翼在常有理和菊英的冲突中作证时犹疑支吾的态度，充分表现了有翼在民间社会里对血缘关系的服从和软弱。实际上，马有翼是在不自觉地认同和维护家庭伦理 ，不过是所在的家庭背景导致了他的选择出现了偏差。第三十节 《变糊涂为光荣》里 ，马多寿报名入社并非是他思想真正打通的结果，而是他在民间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形成的“家大业大” 是生活欲求与三儿有福、四儿有翼的生活选择发生冲突之后的无奈选择，是一个民间“家族梦”的破灭。就这样，合作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改造经由民间伦理的过滤，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16]

从旗杆院说起十八 有没有面一 放假十九 出题目二 万宝全二十 小组里的大组员三 奇怪的笔记二十一 非他不行四 这日子不能过了二十二 汇报前后五 拆不拆二十三 还得参加支部会六 马家院二十四 奇遇七 惹不起遇一阵风二十五 三张画八 治病竞赛二十六 忌生人九 换将二十七 决心十 不能只动一个人二十八 有翼革命十一范登高的秘密二十九 天成革命十二 船头起三十 变糊涂为光荣十三 老五园三十一 还是分开好十四 黄沙沟口三十二 接线十五 站得高、看得遍三十三 回驴十六 菊英的苦处三十四 国庆前夕十七 三个场上参考资料： ^[17]

《三里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因反映“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斗争生活”而闻名。以恢宏的气势绘制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历史画卷，生动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并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描写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对于广大读者了解历史、走进历史具有参考价值。^[18]

《三里湾》虽然只是小说，但它容纳的是我们民族的一段历史，是历史中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是人们精神和情感的状态。人是社会的个体，不同时期人民的思想、行为、情感的自由度，个性存在空间的大小，等等，可以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程。能和时代共情的小说，是客观书。在共情和难懂之间，经历的是时代的巨变，而不曾改变的是《三里湾》作为一部客观书的价值。——李昌鹏评价^[19] （作家、出版人，中国言实出版社文学分社社长）^[20]

赵树理创作的《三里湾》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 、开渠等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该书善于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寥寥数笔而神形毕肖，结构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情节连贯而不跳跃，语言生动、朴素、幽默、风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学习出版社评价^[5]

赵树理创作的高峰则是《三里湾》。这时，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他在长篇创作的艺术上已臻于圆熟。一个新的主题像一根红线把过去的生活积累系统地串了起来。——《赵树理评传》评价，著者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中国文学组成员）^[9][21]

小说《三里湾》成功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生活是如何由于发展了农业合作化和采用了集体劳动形式而发生变化的。——前苏联学者费德林^[9]

该小说被改编为同名连环画，于1957年4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被改编为同名花鼓戏剧本，先后于195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11月由宝文堂书局出版发行；被改编为同名粤剧剧本，于1958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被翻译成同名维吾尔文连环画，于1959年3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还被翻译成英文、朝鲜文、蒙文、法文、俄文和日文等，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9]

1958年4月，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上映，该片由郭维导演兼编剧，王秋颖、秦汉、王景芳、田华、陈琳等主演。^[7]

1958年，该小说被江风和高琛改编，胡沙和张玮导演的中国现代评剧《三里湾》由中国评剧院首演。张德福饰范登高，李再云饰灵芝，赵丽蓉饰常有理，杜宝宇饰有翼。^[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