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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又名《一九八四》（英语名：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代表作，出版于1949年。[5]小说的故事设置在1984年，对于小说出版时的人们来说属于未来。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改写历史工作的外层党员温斯顿对整个社会和国家领袖“老大哥”产生了怀疑，并与另一位党员茱莉娅发生感情，因此作为思想犯被捕。在经历了严刑逼供与思想改造之后，他终于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老大哥”，成了所谓的“思想纯洁者”。[1]
《1984》通过寓言化的情节设置和象征手法，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语言艺术体现了作者对乌托邦的反省，对贫困的思考以及对极权主义的批判。[6]《1984》的中文译本由著名翻译家、作家董乐山翻译，出版于1985年，影响了王小波等一众作家。[5]《1984》和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7]2005年，《1984》被《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3]
《1984》中，“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思想罪”等新词也已收入牛津英语辞典，成为当今约定俗成的国际语言。[8]
创作经历
1903年，奥威尔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奥威尔小的时候很喜欢跟同一条路上水管工家的孩子一起掏鸟窝，这使他对无产阶级的生活有了了解，在《1984》中，奥威尔再现了工人阶层家庭生活中温暖、舒适和怀旧的情景。奥威尔讨厌老鼠，老鼠在他所有著作中都出现过，也在《1984》最后的恐怖的折磨场景中出现了。在奥威尔八岁生日前，他偷偷拿到了本来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格列佛游记》并一口气读完，斯威夫特笔下的飞行浮岛勒普泰岛变成了后来《1984》中的浮动堡垒。[4]
奥威尔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二任妻子索妮亚·布劳内尔，奥威尔在临终之际和她结了婚。索妮亚·布劳内尔正是《1984》中茱莉娅的原型。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好友指挥官乔治·柯普是个身高六英尺、敦实、粗脖子、红脸膛的人，令人敬畏、警惕，长相凶狠。照片和描述都说明他《1984》中精悍有力的奥布莱恩的原型。[4]
奥威尔从1945年开始创作《1984》，他在1946年冬天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1947年，奥威尔又罹患肺结核。1947年12月20日，他住进了在格拉斯哥南面大约20英里的东基尔布莱德的海尔麦尔兹医院，此后在那里住了7个月。病情似乎略微好转时，奥威尔将治疗情况及时通知朋友们，然而他知道肺结核注定迟早会要他的命。[9]
1946年，奥威尔针对“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我们》（We，1924）评论文章《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评扎米亚金的<我们>》，文中指出《我们》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的灵感来源之一，不难想见其他两部经典反乌托邦文学也为奥威尔创作《1984》提供了养料。[10]
奥威尔于1948年7月28日出院后，他前往朱拉岛继续写作《1984》。8月时，他表示他每天最多下床半天，做不了任何需要花气力的工作，他不得不至少再过一年时间病人般的生活。在死亡的逼近下，他在11月完成了最后一稿。然而他的手稿太难辨认而无法寄给任何一个打字员打出来。奥威尔于是决定由自己完成打字的工作，最后15万字的打字稿也由他带病完成。[4]
《1984》的原稿，是奥威尔作品手稿中唯一留存下来的，现藏于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11]
时代背景
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奥威尔写道：“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过去十年间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为一门艺术。”[12]
《1984》正是一种政治性写作。《1984》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奥威尔观察到的党同伐异。二战期间，法西斯分子的残酷行径使他意识到人类潜在的残忍以及对权力的欲望。政治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远大于日常生活对他的影响，奥威尔把纳粹德国的恐怖统治、苏联大清洗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相结合，不仅环境取材与当时的时代一致，就连书中关于间谍的描写也具有现实依据。[12]
关于书名
《1984》的成书时间在1948年，最初的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后来奥威尔应出版商的意见将书名改为《1984》。关于书名来历的推测众说纷纭，一说奥威尔只是将成书时间对调了数字顺序，幽默中透着冷嘲热讽；一说奥威尔借此暗指在1984年将迎来建社一百周年的工人社会主义社团费边社（FabianSociety）；也有意见认为书名是奥威尔从其妻爱琳的一首名为《本世纪的终点，1984》的诗中获得的灵感；还有人考证奥威尔原本准备将书名定为“1980”，但是严重的肺病使让他感觉完成相当漫长，故而将故事时间设定得更远。[13][14]
情节简介
1984年，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统治。大洋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政府机构由四个部门组成：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光明磊落的命名相悖：真理部篡改历史，和平部挑起战争，友爱部负责镇压与酷刑，富裕部则让人们陷入饥饿与贫穷。[3]
大洋国国民分为三类：核心党，外层党和普罗（大众）。核心党要求国民对他们神秘的领导人“老大哥”（Big Brother）绝对服从、绝对信仰。在这个国家中，老大哥的画像挂满大街小巷，他无处不在、全知全能，就连飞机也是他发明的。除此之外，核心党还利用无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电幕和窃听装置监视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高度集权的统治，已经把人民变得无知麻木，他们从出生到婚配再到死亡，都由国家一手安排。[3]
温斯顿·史密斯是真理部的职员，他每天都在编造谎言、修改历史，陷入了深深的厌倦与怀疑。某天，温斯顿在例行的“仇恨仪式”上，见到了一位黑发姑娘并为之倾倒。他开始收集旧物，避开无法关闭的监控“电幕”，写有“思想罪”倾向的日记，试图联系起自己的过去与将来，拥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开始秘密地反抗。[3]
温斯顿结识那位黑发姑娘——他的同事茱莉娅，反抗更进了一步，在大洋国，自由恋爱都被禁止的。他们租了一间没有电幕的小房子，开始秘密地约会。偶然间，温斯顿发现他的上司、核心党成员奥布莱恩也有反抗的倾向，甚至可能是反抗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为了能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为了反抗老大哥的恐怖统治，温斯顿和茱莉娅冒着生命危险找到奥布莱恩，要求加入兄弟会。奥布莱恩热情地与他们交谈，并宣布代表兄弟会接纳二人加入组织，还把革命禁书送给了温斯顿。[3]
温斯顿加入兄弟会后日夜攻读禁书，了解了集权社会的起源、组织与发展，并努力思考，想找出推翻老大哥统治的方案。不料他和茱莉娅的小屋却被破门而入，两人被思想警察一同抓捕进友爱部的监狱。而审讯温斯顿的正是奥布莱恩，原来这一切都是奥布莱恩的陷阱，他已经监视温斯顿长达七年之久，就连禁书也是奥布莱恩亲自编写的，反抗组织也是核心党一手编造的，目的是从根源上解决思想犯罪。[3]
温斯顿被捕后经受了万般折磨，种种酷刑都是为了让“思想犯”衷心悔改，但温斯顿凭着自己的信念与对茱莉娅的爱坚持不屈。奥布莱恩决定带温斯顿前往恐怖的“第101室”进行刑讯，温斯顿的意志被完全摧毁，他最终屈服了，他和茱莉娅都背叛了彼此。他被宣布思想已经纯洁，改造成功，获得了虚假的自由。最后，他在面对老大哥的巨幅画像时，竟然忍不住热泪盈眶，温斯顿“战胜”了自己，爱上了老大哥。[3]
温斯顿·史密斯
主角温斯顿·史密斯，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生活在大洋国一号空降带的首府伦敦，在真理部担任编辑，工作是根据上级指示，对历史进行篡改和捏造。他表面上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实人，听从领导的命令，卖力地在“两分钟仇恨仪式”上表现忠诚，与同事和睦相处，但私底下他对现实充满困惑和不满，在独居的公寓里冒着被思想警察逮捕的危险撰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宣泄对最高领袖老大哥的不满。他还多次跑到核心党和外层党员禁止涉足的黑市，购买自己心仪的来自旧世界的各式旧物。[3]
在核心党内高级人物奥布莱恩对温斯顿设下陷阱后，思想警察逮捕了他，奥布莱恩以种种残酷手段折磨温斯顿，迫使他从思想深处接受核心党的逻辑和要求。最后，温斯顿被押到恐怖的101号房，粉碎了他最后的个体尊严，而温斯顿也被彻底精神洗脑。[3]
温斯顿的反抗来源于他对真实的追问：生活难道一直都是这样吗？革命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过去的真实被逐一抹去，而抹掉过去这一行为本身也被人们遗忘。他想通过追寻过去找到真实的历史，力图在极权社会中打开一个缺口。在这一行动过程中，他已成为核心党最为痛恨的清醒反抗者，在被突然逮捕后、温斯顿被施以生不如死的极端折磨，而他为实现自我价值、寻得真理，依旧苦苦坚持。尽管温斯顿的反抗失败了，但他仍拥有人的尊严与独立人格。[15]
茱莉娅
茱莉娅任职于真理部虚构司，她的职责是专门用机器编写情节简单的黄色读物以供政府腐蚀麻痹普罗大众。她大胆表达对温斯顿的爱慕，并多次和他躲过重重监视幽会，两人还共同搬进没有监视的阁楼。茱莉娅在温斯顿被逮捕时被一同带走，接受了改造。小说结尾，茱莉娅和温斯顿不期而遇，双方都坦承自己背叛了对方。[3]
茱莉娅并不是深刻的思想者，但仅仅出于人的本性而憎恶专制统治，她的行为和思想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她说与她发生关系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她的行为具有典型性，像她这样寻求刺激、却又不想深入改变社会的人还有很多。茱莉娅具有一定的反叛色彩，但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不去考虑制度、集权这些看似与她的安定生活不相关的东西，导致了悲剧结局。[3]
奥布莱恩
作为核心党员的高层，奥布莱恩是极权制度的狂热维护者，他是温斯顿的朋友与守护者，更是他的监视者与审讯者。他对温斯顿进行了长达七年的监视，在温斯顿被捕后对他运用种种酷刑，并对他进行彻底的洗脑，奥布莱恩是大洋国极权统治的象征。[3]
奥布莱恩能参与禁书的编写，说明他对与极权社会的构成的弊端不乏思考，甚至可能比温斯顿还要了解，但他仍选择维护这个体制，因为他不愿放弃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奢华生活。他也是真理部讽刺性的代表：清醒地骗人，糊涂地存在。[3]
老大哥
“老大哥”（Big Brother）是大洋国的最高领袖，书中他从未出现过，以至于主人公温斯顿怀疑他只是被创造出来的精神图腾，但整个故事都与他息息相关，他的画像无处不在，他本人在真理部对历史的篡改中越来越全知全能，“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标语在街道上也随处可见，“老大哥”的存在，就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人们膜拜的对象。[3]
人民对“老大哥”的疯狂崇拜，也为现代政治敲响了警钟。保有个人说话的权利、思想的自由才是真正的乌托邦。[3]
对乌托邦的反省
人们总是执着于将未来社会无限美化，而西方人把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称之为“乌托邦”，奥威尔的《1984》展示极权之下，乌托邦概念的反面。在奥威尔看来，语言就是权力。由于欲望是自我最有效的表达途径，而且在乌托邦式的条件下最容易得到满足，任何反乌托邦的思想都必须通过阻塞了的欲望来实现。小说警示性地说明了交流与人类本能和欲望的密不可分，交流的堵塞很可能会成为产生压迫的权力工具。小说不仅把对人类社会的担忧投射到将来，来表现对当代社会的焦虑，而且为人们展示了个人和社会之间微妙的社会和政治联系。小说还提供了独特和实验性的例子来展现政治社会的荒诞，并且直接关注诸如社会服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缺失等主题。《1984》通过对以往乌托邦文学传统的颠覆和超越，激发了人们对于民主和公正的追求，教会人们珍视个人自由和自由选择的权利。[16]
对贫困的思考
奥威尔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物质贫困，更描绘了精神贫困。
《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石灰时不时地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下来，每次严重的霜冻，水管就会爆裂，一下雪，房顶上就会漏水，供暖通常不足，要不就是因节电而完全关掉”。[17]这种长久的贫困的背景，是因为国家一直处在长期的战争中。奥威尔在这里把贫困的根源指向了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让人民的生活得到任何改善。此外，餐厅的墙因长年使用沾满污垢，破旧不堪，桌椅紧挨着，坐下来就会互相碰着手肘。餐厅的用餐是劣质的杜松子酒和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在这里，奥威尔把作为吃饭用的餐厅描述得让人如此反感，就是为了突出每个角落的贫穷。不但是居住环境，饮食更是如此。[18]
更为重要的是，奥威尔在《1984》中集中写了人们精神的极度贫困。首先表现在个人精神被严密控制。对于“英社”统治下的普通公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单位，老大哥的画像随处可见。电幕作为一个严密监视的工具，对普通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其次，在婚姻生活上，唯一得到认可的婚姻目的是“为核心党服务而养育孩子”。再次，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情感，也成了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即使是最亲密的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如此。奥威尔用这种极端的手法揭示权力对人的一种异化：它把人变成非人，变成一台机器。对这种精神上贫困的揭露正是奥威尔独特的地方。物质的贫穷是可怕的，它会产生无穷的罪恶，但是精神的贫困更为可怕，它能够毁掉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18]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极权主义用以概括说明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众及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德国纳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奥威尔的《1984》具有明确的反极权主义的指向性。[19]
《1984》表现了极权主义社会对人的极端剥削与控制。人的个体需求被无限压制，自我意识被抹杀，集体被极端放大。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不仅不许你表达——包括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规定人们应该怎么想”。《1984》把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独裁统治作了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展示，揭露了个人独裁的丑恶行径，表达了作者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痛恨。[20]
超越现实的真实性
《1984》通过将战时伦敦夸张化，描述了一个人们真实可感的世界：“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这种现实化的描述，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极权下扑面而来的压抑与窒息。通过艺术化处理，这种真实性更易于或乐于被读者感知，并让同时代很多经历了战争的读者感同身受。真实与夸张混合，实现对现实的超越。[8]
人物象征
在《1984》中，人物的设置饱含象征主义特点，例如“老大哥”。作为最高领导人，老大哥的巨幅画像被贴满了大街小巷，而实际上，并没有人见过“老大哥”本人，它只是一种象征。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感受到“老大哥”的形象和目光，就像极权统治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2][21]
事物象征
小说中，很多事物也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例如“电幕”。“电幕”安装在各个场所，无法关掉。可以用来接收信号，但更多用来监视。“电幕”视野内，所有举动声响都会被收集。作为权力的眼睛，电幕全面监控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极权下，一切科技的进步都只能加强权力对人民的控制。[21][12]
希望性象征物
在《1984》中，也存在一些希望性象征物，例如“黄金乡”。“黄金乡”是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在梦中到过的极乐之地，也是恐怖残酷现实的反面，如茵绿草和潺潺流水，让人心情无比欢畅。“黄金乡”和温斯顿所处的现实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22]
讽刺
《1984》中，奥威尔运用了典型的讽刺手法。
首先，奥威尔的讽刺多是政治性的讽喻。大洋国为了加强对人们的控制，不断地美化人们的生活，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产量不足预估的一半，但是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将预测数字减得比实际产量更低，于是在记录中，计划仍然超额完成。人们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已经麻木，甚至相信了这些明显的假消息。[8]
其次，奥威尔的讽刺带有深刻的绝望悲观色彩，温斯顿的反抗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而这种压抑与恐怖在温斯顿反抗失败、发自内心热爱老大哥后达到顶峰。[8][23]
最后，奥威尔的讽刺是对荒诞存在的否定。主人公想要自己证明个体存在的价值，但他所有的力争反抗最后败给了一箱老鼠，透露出个体价值的虚无，极具讽喻艺术效果。[23]
新词
《1984》中的新词大多为极权社会的惯常语言与行为，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极权组织的名称：“和平部”“真理部”“仁爱部”“富裕部”等；二是极权者及其追随者：“老大哥”“思想警察”等；三是各类极权工具及极权活动：“电幕”“仇恨周”等；四是“核心党党标”：“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8]
《1984》中从未在其他作品中出现过的新词，使小说语言陌生化、奇异化，改变读者的阅读思维方式，从而放大书中极权主义的荒诞与恐怖。[8]
所获荣誉
1998年7月，《1984》入选由美国现代图书公司评选的20世纪百大英文长篇小说。[3]
2005年，《1984》入选兰登书屋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排名第13位。[3]
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3]
本土影响
《1984》在英国首印2.65万册。到1984年，在英国，企鹅出版社版本的《1984》一年销量达75万册。[4]
2003年，《1984》在BBC的The Big Read调查中，名列小说榜第八。[11]
国际影响
《1984》已被先后翻译成60多种语言，总销量超过5千万册。奥威尔在其作品中创造出的专有名词，也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近乎成为大家约定俗成的意象，并被收入权威英语词典。如“老大哥”一指极权政府的统治者；“双重思想”一指极权政府对人的思想控制；“新话”一指极权政府为达到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而创制的特殊语言；甚至还由他的名字衍生出了“奥威尔式”（Orwellian）和“奥威尔主义”（Orwellism）等都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文学和语言的代名词。[13]
《1984》出版后很快便传播到中国。奥威尔在1949年8月30日的信中提到他曾委托出版商寄出两个版本给他的BBC同事、时任北大教授的燕卜荪[24]。1985年12月，董乐山翻译的《1984》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内部发行，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并补译原著的重要附录《新话的原则》，从此呈现小说全貌。[25]
《1984》引入中国后，影响了一批作家，例如王小波:“1988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26]王小波不仅表示“我喜欢奥威尔”，而且在其《红拂夜奔》中特别注明受到了奥威尔《1984》的影响[27]。
作品评价
许多重要的评论家都表示，《1984》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总结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体验。
马克·肖勒（Mark Schorer）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书评都很有影响力，使得《1984》在美国大获成功。肖勒称之为“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表达了奥威尔面对极权主义时道德和理性上的愤慨；屈瑞林则提到了奥威尔与过去文化的联系以及温斯顿与其之间的割裂，本书涉及了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在这本小说中，权力本质通过权力能加诸他人身上的痛苦得到诠释。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认为《1984》是奥威尔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并将它归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关于幻灭和反乌托邦的系列作品。[4]
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Larence Durrell）和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都称赞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压迫行为的描写。小说面世后不久，当时在驻贝尔格莱德英国使馆工作的达雷尔写信说：“我太喜欢您的新小说了。在思想上，它是您写的最勇敢、最残酷的书。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读它是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可以在周围看到一切——那些我身边熟人中的左翼分子不敢正视，然而一直存在的事实。”在《被禁锢的头脑》这部研究极权主义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影响的重要著作中，米沃什提到因为《1984》“不仅难得到，拥有也是危险的，所以只有‘内党’中的某些人知道这本书。通过洞察他们非常熟悉的细节，奥威尔令他们读得入迷……连那些只是道听途说知道奥威尔的人，也对一位从未在俄国生活过的作家竟对那里的生活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感到惊奇”。[4][28]
同名电影
《1985》
在《1984》发表33年后，1981年，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为《1984》写出了续作《1985》，此书被誉为奥威尔精神的最佳继承。[30]
Diamond Dogs
1974年，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发表专辑Diamond Dogs，该专辑部分歌曲名采用《1984》中的词语，包含We Are The Dead（小说中温斯顿说过的话）、1984、Big Brother（老大哥，小说中的人物）等歌曲。[31]
《1Q84》
参考资料 32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Announcement | 70th Anniversary of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 Brown University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
- 参考 25
- 参考 26
- 参考 27
- 参考 28
- 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1984) — 豆瓣电影
- 参考 30
- Diamond Dogs — 豆瓣音乐
- 参考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