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年

731年，中国纪年，重大事件有：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开元十九年，干支纪年为辛未羊年^[1]。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本系玄宗藩邸家奴，恃宠骄恣，玄宗每优容之。北门将军葛福顺等皆与毛仲善，多为不法。毛仲求为兵部尚书，不得，常怏怏形于词色，玄宗由是不悦。时宦官颇得宠，毛仲视贵近宦官如无人；视卑品者，詈骂如僮仆，高力士、杨思勖等皆患其宠而不敢明言。会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币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玄宗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耶?”（意嫌五品低，然唐时三品官可以拜相）玄宗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指王毛仲、葛福顺等羽林禁军军官）官太盛，且相与一心，若不早除，必生大患。”玄宗深以为然。开元十九年（七三一）正月十三日，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葛福顺等五将军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2]。

玄宗久宠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门卫仪仗）。奉使过诸州，外官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园，参半（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皆在官。杨思勖、高力士尤享权宠。思勖屡将兵征讨，战功卓著。高力士居中侍卫，尤为玄宗所宠信，尝曰：“力士上值，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唐诸王傅，从三品官）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为奴，恭恪不为大害，玄宗终亲任之。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正月二十七日，玄宗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阙特勤乃默啜之侄。默啜死，阙特勤立己兄默棘连为“小杀”，是为毗伽可汗，自为左贤王，尽忠辅兄，威行全国而终全臣节。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卒，三月，玄宗令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玄宗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3]。

玄宗崇道尚武，开元十九年（七三一）三月，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相传张良圯上纳履，得太公《阴符经》）选古名将以备“十哲”（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以每年二、八月上戊日致祭，如孔子礼。按：玄宗比姜齐太公为“武圣”，故与孔子“文圣”比，后世则以关羽为武圣，太公乃入道家。

玄宗即位后，屡申禁佛之令，如禁度僧尼，禁创寺庙、禁僧尼与俗家往来，试僧尼经义等等。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六月二十八日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余载。访闻在外，有二十以下小僧尼（证明有人违敕度人），宜令所司及府县检责处分。”又曰：“惟彼释道（此敕僧、道并提）同归凝寂，各有寺（僧）观（道），自宜住持。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寺院），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断。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七月，吐蕃遣其相论尚它珒入见，请于赤岭（山名，在石堡城即振武军以西二十余里）为互市，许之。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十月，或告嶲州都督张审素赃污（审素破西南蛮事见十七），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嶲州总管董元礼不服，将兵七百围汪，且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董斩之。于是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事为二十三年审素二子复仇张本。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四月敕：“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戌官等职田顷亩籍帐，仍依允租价对定（两商议定），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按：去年已复京官职田，今年复外官职田。所异者，京官职田用旧制，亩给二斗；外官职田租价用对定，高不过六斗，低不少二斗。

先是自开元二年始，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均曾遣使贡方物。十九年（七三一）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

开元十七年（七二九）九月，融被信安王讳奏罢，贬汝州刺史。其后国用不足，玄宗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平乐县今广西）。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今广西横县、贵县之间）道卒，约当开元十九年（七三一）。融，万年人。善理财，终以财死。

乾曜，临漳人。举进士。开元中，两度为相，共十年。为人谨慎，未尝可否事。晚节尤唯唯诺诺，联署而已。为政务为宽平，故鲜咎悔，人亦以此讥之。约卒于开元十九年（七三一）。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正月，遣鸿胪卿崔琳报使于吐蕃；三月，琳归，吐蕃使者称金城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谏勿与，曰：“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固，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赠以诗书，庶使渐陶声教，归化中华。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玄宗说“对”，遂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