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

李准（1928年5月17日~2000年2月2日）^[1]曾用名：李铁生，改名：李凖zhǔn，出生于洛阳市孟津县，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内地的现实主义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剧。^[2][3][4][5]李准曾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任职。^[4]

李准1928年出生，自幼接受启蒙教育，1941年退学，1943年在学徒期间，阅读大量文学作品，1945年与邻村董冰结婚。^[6]李准于1947年开始编写一些旧的戏曲剧本以供演唱。1951年，创作了《婆婆和媳妇》《卖西瓜的故事》《我没有耽误选举》等短篇小说、故事，在1953年9月，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该小说。^[3]1956年，李准参加周总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7]1961年李准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出版发行^[8]；1962年，他担任喜剧电影《李双双》的编剧^[9]。文革过后，李准进行电影剧本创作，先后编写了电影剧本《牧马人》《大河奔流》《双雄会》《失信的村庄》等，其中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被称为“立体的流民图”。^[10]1964年李准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4]1974年开始酝酿写作《大河奔流》，1976年完成第二稿。^[11]1985年，李准与李存葆联合担任剧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编剧^[12]。1986年，他继续担任《大漠紫禁令》与《失信的村庄》的编剧。1987年，李准出任电影《曹雪芹梦断西山》的顾问。1988年，他编写了电影《黄河东流去》的剧本。1991年，李准为电影《清凉寺的钟声》编写剧本。1993年，他担任了电影《老人与狗》的编剧。随后在1996年和1997年为电影《炎黄二帝》及《YanHuangErDi》编写了剧本。^[4][12]2000年2月2日，李准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13]。

李准的电影作品《李双双》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高山下的花环》则为他赢得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在文学领域，1985年，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摘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至2019年，《黄河东流去》被选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4][14][15]

李准于1928年5月17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麻屯镇下屯村出生，出身于乡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自幼接受启蒙教育，后于麻屯小学以“李准”为学名就读。1940年考入洛阳县常袋镇达德中学，因家境贫寒及1941年河南大旱，初中一年级后辍学，流落至西安，后返回家乡自学古典文学，包括《史记》、《古文观止》等，奠定文学基础。1943年，迫于生计，李准在洛阳车站恒源盐栈任学徒，期间受师兄影响，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鲁迅等作品，激发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1945年，转至麻屯镇邮政代办所任邮递员，在职期间保持自学习惯，通过阅读大量报刊杂志了解社会百态，同时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与各类人群建立深厚联系，为其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李准自述其社会经历为“大学”，其作品人物多源于此时期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与理解。1945年，李准与邻村的董冰结婚。董冰出身农村，不识字。两人同岁，由双方父母亲包办，在他们一岁时定下“娃娃亲”。董冰熟悉很多农村的人物和语言，对李准后来的创作有不少帮助。^[6]婚后，两人共育有6个孩子。^[16][3][1]

1947年，李准加入村镇上的业余剧团，不时编写一些旧的戏曲剧本以供演唱，这是他剧本创作的最早尝试。此外他还在洛阳的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岳飞之死的历史小说《金牌》和散文《中国最早的报纸》，这两篇习作成为他的处女作。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攻占洛阳后，李准经石黎明的介绍，进入中州农民银行豫西分行（后改为人民银行）当职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3]1948年底，李准继续学习创作，在《河南日报》上发表过十篇生活故事。《卖马》是他第一个集子，收了六篇生活故事。^[11]

新中国成立后，李准于1951年调到洛阳市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在教学之余，他勤于笔耕，先后创作了《婆婆和媳妇》《卖西瓜的故事》《我没有耽误选举》等短篇小说、故事，发表在《河南日报》上。^[3]

1953年9月，为了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李准根据对当时农村生活实际情况的深入观察和认真思考，创作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该著作在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为该小说出单行本时，改名为《不能走那条路》。^[3]

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该小说。李准因此而成名，于1955年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并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3]1955年，这是李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的开始。在司马村务农近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冰化雪消》等近十篇小说，还写了几篇散文。1956年，李准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东北十二个大中城市进行采访。在黑龙江酝酿写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此外，还写了《野姑娘》《妻子》等近十篇小说，出了短篇小说集《野姑娘》、《农忙五月天》。写了《在沸腾的生活里》《半夜来客》等十多篇散文、特写。这一年，李准到北京电影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11]1956年，李准参加周总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7]1957年，李准开始从事电影文学的创作。这一年他在上海写了《老兵新传》《小康人家》等电影文学剧本。此外，他还写了《“三眼铳”掉口记》、《没有拉满的弓》等十多篇小说。写了《到农村去》《春到三门》等散文，出了短篇小说集《芦花放白的时候》。1958年初，李准第二次到登封县马寺庄落户。在农村一多的时间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劲，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这一年他创作了《夜走骆驼岭》《参观》等小说。创作了《马小翠的故事》《文村散记》等十多篇散文、特写。出席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一年，李准的小说《灰售的帆篷》《芦花放白的时候》和《信》(原名《妻子》)等。1959年，李准到全省十多个县进行了采访，创作了《两匹瘦马》《两代人》等小说，这一年他出了《不能走那条路》《车轮的辙印》《夜走骆驼岭》等三个短篇小说集，创作了《且看今日之中原》、《朝霞满天》等散文特写。李准编剧的电影《老兵新传》获得了国庆十周年优秀影片的光荣称号。这一年，他继续当选为河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1960年2月，李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同年，李准第三次到郑州郊区祭城公社落户，并担任该社社长。这期间，他创作了《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等短篇小说，改编了《耕云播雨》，还和康濯合写了《东方红》等电影剧本。^[11]

1961年，李准到北戴河疗养半年，创作了短篇小说《春笋》，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沧桑路》。这一年，他出了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发表了电影剧本《喜旺嫂子》(即《李双双》)。根据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满腔热情地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了一部歌颂革命烈士的电影剧本《吉鸿昌》(即《壮歌行》)。^[11][8]1962年至1963年，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进村》《麦仁粥》，出版了小说剧本集《春笋》，创作了电影剧本《龙马精神》，出版了电影剧本选《走乡集》。此外，还和人合作改编了七幕豫剧《李双双》，出版了文艺论文集《情节、性格和语言》。^[11][9]1964年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清明雨》。同年，他到荣阳县参加“四清”运动，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1]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李准受到迫害，写作权利被剥夺，作品被批判。^[17]此后数年在批斗、挨打、抄家、“牛棚”中艰难度日。长篇小说《沧桑路》手稿约十五万字被抄走，家中财物也被抄尽，至今未有下落。1969年，李准第四次全家下放到西华县西夏公社屈庄生产队劳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迫使李准多年不能发表作品，但在农村期间，李华却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了解到了大百多户人的家史，他的生活仓库也因此得到了新的补充。应贫下中农的要求，他为一些终老的农民做了“祭文”，还写了《三打钟》《榆树记》等几个小戏，供农村剧团演出，未公开发表。^[11]1973年初李准回到郑州，1973年9月，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借调到北京。为北京电影厂写作电影剧本《大河奔流》。1974年开始酝酿写作《大河奔流》，1976年完成第二稿。^[11][17]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李准参加了“天安门群众运动”。10月，打倒“四人帮”，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李準得到了第二次解放。^[17]

1977年，他将文化大革命前的小说结集为《李双双小传》。^[11]同年受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改编《李自成》电影文学剧本。^[17]1978年，李准在汝州举办文学讲座。^[18]1978年，重新修改和发表了十三年前写的电影剧本《壮歌行》出版《李淮电影剧本选》。^[11][17]同年，出版了《电影剧本选》和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写了《号角》《两个青年人的故事》、《扁担春秋》《投向江河的书简--向周总理报告》等散文特写，还写了《时代、题材、人物》《大河奔流》创作札记》《谈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等论文。此后，李准以主要的精力投入小说和电影剧本的创作，取得了丰收。197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1980年后发表了短篇小说《芒果》《王结实》等。与此同时，他先后改编了电影剧本《双雄会》《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他过去创作中的一些老框子，创作风格在原来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作品着眼于描写重大事件。不论是人物塑造，还是表现手法，都出现了新的特色。这是李准沉默了十年以后创作上的新收获，标志着他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黄河东流去》以1938年国民党反动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千里泽国，千万人民遭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黄河边上七户农民悲欢离合的命运，用朴素而优美的语言，生动地描画出黄河流域农村、城市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讴歌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力”。这部长篇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芒果》、《王结实》也是短篇小说中难得的喜剧作品。他改编的电影剧本，能忠于原著，又有独特发挥。如《高山下的花环》放映后，广大观众交口称赞，前线官兵无不喝采，在中国电影评奖中，多次获奖。^[11]1979年李准应赵丹之邀，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荆轲传》。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由北京出版社出版。9月，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到朝鲜访问。10月，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17]1980年，李准写出了电影剧本《冤孽》，因受到批判，经写信给胡耀邦后，这部电影修改成后来的《清凉寺的钟声》。^[19]同年，李准当选为河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电影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主席。^[17]文革过后，李准进还编写了电影剧本《大河奔流》《失信的村庄》等，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被称为“立体的流民图”，1985年获茅盾文学奖。^[10][4]1981年，李准调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短篇小说《飘来的生命》发表在《十月》。短篇小说《大年初一》发表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王结实》，并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准小说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一个“精灵”的出现--河南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发表在《人民日报》。改编电影文学剧本《牧马人》。该影片获得当年百花奖“最佳影片奖”。^[17]1985年，李准与李存葆共同担任剧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编剧。次年，他继续担任《大漠紫禁令》与《失信的村庄》的编剧。1987年，李准出任电影《曹雪芹梦断西山》的顾问。1988年，他编写了电影《黄河东流去》的剧本。1991年，李准为电影《清凉寺的钟声》编写剧本。1993年，他担任了电影《老人与狗》的编剧。随后在1996年和1997年为电影《炎黄二帝》及《YanHuangErDi》编写了剧本。^[4][12]

2000年2月2日，李准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13]。

年份作品名称作品类型出版社/发表杂志1947年《金牌》历史小说洛阳的报纸^[3]1947年《中国最早的报纸》散文洛阳的报纸^[3]1948年十篇生活故事故事《河南日报》^[11]1951年《婆婆和媳妇》《卖西瓜的故事》《我没有耽误选举》短篇小说、故事《河南日报》^[3]1953年《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河南日报》1954年《卖马》短篇小说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不能走那条路》话剧单行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冰化雪消》中篇小说单行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野姑娘》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孟广泰老头》短篇小说单行本北京通俗出版社1957年《在欢腾的日子里》短篇小说单行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芦花放白的时候》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森林夜话》散文单行本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老兵新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小康人家》电影文学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一串钥匙》短篇小说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一串钥匙》豫剧单行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为了铁水满山流》戏曲剧本选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冰化雪消》电影文学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车轮的辙印》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夜走骆驼岭》小说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耕云播雨》电影文学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年《李双双小传》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春笋集》小说、电影剧本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李双双》电影文学剧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情节、性格和语言》文艺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走乡集》电影文学剧本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5年《龙马精神》电影文学剧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大河奔流》电影文学剧本《人民电影》杂志1977年《李双双小传》自编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壮歌行》电影小说《十月》杂志1978年《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小丛书）1978年《李准电影剧本选》电影文学剧本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荆轲传》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新作》杂志1979年《黄河东流去》(上)长篇小说北京出版社1980年《中州七梦》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文学》杂志1981年《王结实》短篇小说《莽原》杂志1981年《牧马人》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新作》杂志1981年《李准小说选》短篇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电影文学剧本-1982年《南原大战》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剧本园地》杂志1982年《双雄会》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创作》杂志1983年《李准谈创作》论文集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彼岸集》访美散文集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5年《黄河东流去》(上下合集)长篇小说北京出版社1990年《清凉寺钟声》电影文学剧本-1992年《老人与狗》电影文学剧本-1998年《李准全集》(五卷本)全集九州图书出版社2021年《李准文学回忆录》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参考资料^[20]

李准出身于乡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全家二十一口人。祖父在农村私塾教了五十年书。伯父曾任过洛阳县第四小学第一任校长。叔父当过小学教师。父亲经商，在本县麻屯镇办了一个邮政代办所兼营小杂货店。母亲杨氏，出身于农村贫苦人家，从小给人家弹棉花，不识字。李准兄弟姊妹共十一人。^[11]1945年，李准与邻村的董冰结婚。董冰出身农村，不识字。两人同岁，由双方父母亲包办，在他们一岁时定下“娃娃亲”。董冰熟悉很多农村的人物和语言，对李准后来的创作有不少帮助。^[6]婚后，两人共育有6个孩子。^[16]

“李准重视语言的积累、吸收、运用和创造。他那浑朴灵秀的语言格致既是作家艺术殿堂的重支柱，又是作家艺术风格的表现形态。他的叙事，熟谙事情的内部肌理和外在气韵，常能找到一条顺势婉转的线索和俯仰得体的辞藻。他写人叙事不从铺陈渲染出，常从写意传神来。白描手法是用之得体的。同时，诙谐幽默是李准的动人气质，也是他语言的鲜活色彩。”（《郑州大学学报》评）^[21]

李准钟情于农民家庭生活书写，尤其擅长描写家庭人际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在李准书写夫妻关系的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和谐型夫妻关系，另一种是冲突型夫妻关系。通过梳理李准的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在文本中的表意策略很明显，即提倡和谐的家庭夫妻关系，主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摒弃冲突型夫妻关系，自觉抵制落后夫妻文化，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义。在李准笔下，婆婆压迫儿媳的陈规陋习消失了，作品极力营造一种婆媳亲密的人际关系。婆媳关系叙事在李准作品中的一致性表达，即作品主导婆媳和谐，书写农村婆媳同性间温馨和睦的生存状态，其实间接表明了作家对传统婆媳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批判，而对新时代婆媳平等相处关系的歌颂，这也许既源于作家自身对当代婆媳和谐相处图景的美好期望，又是其妇女解放思想深度思考的投射（《鹿鸣新闻》评）。^[21]

《不能走那条路》在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在过去的传统社会模式中发家致富。”“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叙事模式：历史在其开始时，结论已经摆在那里，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篇小说概念明晰，叙述简洁，人物的社会属性分明，以阶级和路线论善恶，‘政治上正确’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归属和情感状态。^[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评）

《不能走那条路》“提出了土改后‘翻身农民’面临两极分化的重大社会课题。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斗争的胜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进文评）^[3]

学习传承李准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记录时代、书写时代的精神，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作灵感，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洛阳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赵克红评）^[22]

李准身上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传承：一是他对于时代精神的敏感性的把握，如《李双双》和《黄河东流去》都和时代潮流相关，非常接地气，生活化、细节化，从而打动读者；二是他扎根群众、扎根人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作品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丰满，值得年轻作家传承和学习。（洛阳市作协秘书长、《牡丹》杂志主编王小朋评）^[22]

李准的作品观照人民性，他把握住了人的发展，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精神成长历程、在时代中的自我成长和个性转化。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学习李准这种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精神，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艺作品。（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少咏评）^[22]

李准曾创作电影剧本《秦淮河畔》，其情节概述为：故事聚焦于一群妓女，在日寇占领南京期间逃至天主教堂避难，该教堂同时藏匿有国民党伤兵。随后，日本军队包围教堂，避难者陷入生死危机。关键时刻，妓女们挺身而出，通过特殊方式保护了教堂及伤兵，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牺牲。该剧本在结构上与莫泊桑的《羊脂球》存在相似性，但一直未得拍摄。直到张艺谋执导了改编自女作家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曾是李准的儿媳，因此她可能间接知晓了《秦淮河畔》的故事背景。^[10]

李准喜欢写信上书，1973年，在农村下放期间，李准希望撰写电影剧本而面临时间困境，遂致信河南省委书记，表达其对文学事业的热情与抱负，信件深情且具说服力，最终获准返回郑州专心创作，随后完成了电影剧本《大河奔流》。1980年，李准创作《冤孽》电影剧本，恰逢全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剧本成为批判对象。李准随即致信总书记胡耀邦，阐明创作初衷与理念，获得胡耀邦批示：“李准也有不准之处，但剧本可修改。”随后，该剧本经修改成为《清凉寺的钟声》。1983年，李准与谢晋导演在山东淄博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目睹当地公安因中国严打行动而广泛抓捕，深感担忧。认为此种运动式打击犯罪可能误伤无辜，遂于深夜撕下衬衫布料为纸，书写信件反映情况，次日紧急寄往中国国务院。^[10]

1954年《文艺报》第2期刊载了李琮的文章《〈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该文对小说进行了基本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李琮认为，该小说在人物处理上存在瑕疵，特别是张栓角色的刻画不够恰当，未充分展现其在防止农民阶级分化中的重要作用，而仅将宋老定视为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对张栓的“吃飞利”思想重视不足，两者作为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根源，应并行批判。此外，文章批评了小说在斗争描写上的简化倾向，指出东山的斗争仅依赖一般性说理，宋老定的转变则完全基于回忆，缺乏深度与复杂性。李琮进一步指出，当时对小说的高度评价存在不实之处，并批评中南和河南文艺界领导在扶持青年作家时存在“拔苗助长”的现象，强调应更实际地帮助青年作家成长。^[3]

1954年《文艺报》第7期刊载了康濯的《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认为该评论“局部或有可取之处，但整体而言，显得轻率且存误”，“同时，《人民日报》转载小说时所附的鼓励与赞扬按语，已明确体现了党对该作品公正的评价”。康濯在文中逐一反驳了李琮的论点，并对《文艺报》提出批评。此次事件直接引发了《文艺报》编委会的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副主编兼编辑主任陈企霞被免职，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则由该报主编降为编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