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夫威

龙夫威（Fred .W.Drake）博士，美国学者、汉学家。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简称UMass Amherst)分校历史系教授。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1]

1975年，美国龙夫威在在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教授指导下完成首部徐继畲shē研究英文专著《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2]

龙夫威六访中国大陆、七访中国台湾。^[3]

1965年发表了《徐继畲〈瀛环志略〉对19世纪美国的观察》

1971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

1982年在中国北京任教。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简称UMass Amherst)分校历史学系教授。

1997年5月15日，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徐继畲完成《瀛环志略》150周年的仪式，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前的南草坪举行。仪式的首倡者龙夫威教授说：“此碑今天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1]美国中国问题研究。^[1]

英文版《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中美人文交流。^[4]编 著《海门薇医生在中国1924-1941》^[5]

1975年，龙夫威著英文版《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4]

龙夫威指出：“在同僚与道光皇帝鼓励下，作为一个儒家的现实主义者，徐继畲在此后的年月，大力搜集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相以及西方列强的特征的资料。徐书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它旨在扩大中国人知识的基础；它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上，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注：龙夫威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p150.】

1991年龙夫威发表了：^[3]《徐继畲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入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22-34

龙夫威1991年提出，徐的进展也揭示出，当中国领导者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现代化”进程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最早赴华的美国人公认，徐继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1851年卫三畏(S.Wells Williams)在最后一年的《中国丛报》发表的评论，用二十五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了徐氏新著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畲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Legitimizer)的历史性角色。【注：龙夫威：《徐继畲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页24-28，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

费正清的第三位聚焦于徐继畲的研究生龙夫威，于1965年发表了《徐继畲〈瀛环志略〉对19世纪美国的观察》。龙夫威与繁难的汉字，与难得的资料苦战多年后，于1971年完成关于徐继畲的长篇论文，获得哈佛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学博士。此后又精心对论文进行浓缩修改，第一本关于徐继畲的英文专著《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1975年由哈佛出版。

龙夫威从个案出发，不赞成中国和美国走极端、不宽容的相关思想和政策。他一再阐述，描述徐继畲生平及其《瀛环志略》，是希望能够向读者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精神适应性和个性的见识”。

1970年12月龙夫威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历史和远东语言博士论文《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对非中国的世界的早期现代观察》中称：“徐对西方威胁的回应，是基于对他的文化和国家的高度忠诚。不论怎样，在其《瀛环志略》中，呈现出了可以感知到的一个自由的儒家学者(liberal Confucian scholar)所能宽裕地到达的智力边界的宽广极限。徐仿佛已经乐意宽容无论什么被需要的变化——甚至这些变化可能威胁到他的满族君主的生存——如果中国文化的要素可以藉此被保护。”【注：Fred W. Drake，HSU CHI-YU AND HIS YING-HUAN CHIH-LUEH (1848): AN EARLY MODERN VIEW OF THE NON-CHINESE WORLD，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Joint Degree of Ph.D.，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 p311，1970. 】

1991年龙夫威在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山西忻州）说，徐继畲坚持的中庸之道，对有缺点的美国政策，也是借鉴：“我很少用预先设想的历史解释，而是把徐经历中揭示和影响进程、前途、难点以及机会的东西，与徐当时超越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政治、文化缺乏远见的近视症患者，作为‘专家’的艰辛努力联系起来，这样就逐渐发现了徐的重要性。”“如同一个世纪以后许多有爱国热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徐因为对变动着的世界的未来的大胆陈述而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对于某些探究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东亚政策的不现实和过时状况的人来说，徐的动因和阅历确实能使人触摸到一个会引起连锁反应的疼痛点。在我从事徐继畲生平方面的工作的十年期间，由于两种世界观的持续冲突，美国和中国被深深地困扰。60年代中期的美国和中国，好似两个对峙在文化深渊边上的发怒巨人，互相呼喊着非赞美性的称号，把在东亚称雄的梦幻抛到九霄云外，(通过代理人的搏斗厮杀)斗争一场接着一场。这就使人联想到，徐继畲面对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早已在现代框架之内寻找理解和同一性，并进行百折不挠的调解，可是温和与妥协的声音实在太少了。像徐这样的安抚者，极端需要双方改善剧烈的争吵，而且徐已经显示出特别稳妥的范例。徐的所作所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鸿沟之上，以互相交流为使命的、有创造力的、开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桥梁(幸运的是，在我完成徐的研究课题之前，中美之间的和解进程已经开始了)。在我研究徐的十年当中，有一件事情已经十分清楚：美国的越南政策，招致了20世纪降临在美国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以及精神，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过时的思想，有缺陷的政策，造成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从而使人或多或少感到，这好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验教训的折射。现已经是美国转而面对它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局限性的时候了。这也意味着，通过徐的轶事看中国的经验教训，更能恰如其分地理解美国的惨痛进程。徐对西方入侵的有力回应，增强了一个认识：尽管他的世界已经永远改变了，这种变局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像以后数十年他的许多继承人所做的那样)抛弃自己的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应该适当去保留自己的传统。而徐为了中国在这个复合的、多民族的世界上的生存，促进和解、妥协、了解，以及彼此融洽，所用的正是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