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换糖

鸡毛换糖（英文名：Feather for sugar^[1]），俗称“敲糖”，是指在物资匮缺的年代，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鸡毛换糖最早形成于中国的浙江省义乌地区，最初从廿三里镇开始，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3][2][4]

鸡毛换糖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新中国成立以后，义乌一直有人从事着鸡毛换糖的生意。然而，1949年后农村逐步实行集体化，鸡毛换糖受到了限制，外出换糖人数有所减少。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鸡毛换糖处于最低潮，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改革开放后，政策日渐放宽，换糖人这才堂堂正正地做起生意，鸡毛换糖的规模又重新得到恢复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新的高峰。^[5]“鸡毛换糖”的群体被称为“敲糖帮”，他们根据经营活动的方式具体分为“坐坊”和“担头”两类。两者恰如“行商”与“坐商”既有所分工，又相互补充。“坐坊”组织有“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四种。“担头”主要分为“老路头”“拢担”“年伯”“糖担”。^[6]

鸡毛换糖这一行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得到认可，并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3]“鸡毛换糖”精神和经营理念是义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义乌市场经济繁荣的强大精神动力。^[2]

义乌地处浙江省中部，面积1105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直都是一个农业县，与周边其他农业县没有什么区别。改革开放前，义乌的工商业并不发达，也不是一个农业发达县，人均土地少，经济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县。由于人均土地少，亩产量也不高，这就迫使农民在补充土壤肥力以提高产量上想办法，当时想到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把鸡毛填充到田里作肥料来提高地力。由于自家的鸡毛数量有限，农民就以自家生产的甘蔗糖作为交换物，外出换取鸡毛，这就是“”鸡毛换糖的由来。^[7][注1]

鸡毛换糖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地红糖熬制成糖粒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兽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色增售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近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5]

新中国成立以后，义乌一直有人从事着鸡毛换糖的生意。然而，1949年后农村逐步实行集体化，鸡毛换糖受到了限制，外出换糖人数有所减少。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鸡毛换糖处于最低潮，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尽管在文革时期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背景下，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依然多达五千余人，经营范围不仅涉及浙江周边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扩展到全国各地。尽管经营环境恶劣，为了生计，有些人仍旧“偷偷摸摸”地干着，期间从未中断过。改革开放后，政策日渐放宽，换糖人这才堂堂正正地做起生意。1979年3月24日，时任中共义乌县委秘书的杨守春在《浙江日报》第二版发表了《“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一文，给廿三里镇乃至整个义乌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8]该文是全国第一篇报道义乌“鸡毛换糖”意义的新闻稿，被盛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声呐喊”，第一份“为民请命书”。^[9]义乌在中国率先放宽个体户工商登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纷纷加入经商队伍。随之而来的是换糖队伍空前壮大，1980年，鸡毛换糖才被允许，工商部门还特地发放临时敲糖换鸡毛许可证，各换糖人有了合法经营的身份，鸡毛换糖的规模又重新得到恢复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期间，部分经营户通过经商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买进机器办起加工厂，形成了“前店后厂”工商一体的家庭经营模式。^[5]

农闲时，义乌货郎们便摇起拨浪鼓，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行走在浙江及其周边省份的城乡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回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当作农田的肥料，或制成掸子卖给供销社，牙膏皮等则卖给废品回收站。^[10]

早时换糖人外出所带货物一般只是本地所产的红糖，及用红糖加工的各种糖粒糖块，换取鸡毛；将所交换来的上好的羽毛加工后出售，余下的用来做肥料。因此，严格来说，并不是“鸡毛换糖”，而应该是“糖换鸡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糖担里逐渐增加了针线、发夹、手帕、头巾之类的货物，改变了单一的鸡毛换糖经营方式，增售日用小商品，并逐渐以此为主业。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换糖人应时而变、与时俱进，开始转变经营策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换糖人专做长途贩运生意，逐渐也由此形成了一支小商品采购大军。同时，其中部分心灵手巧之人开始自己摸索加工一些小商品，在集市上售予外出换糖人及消费者。^[11]

鸡毛换糖‌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浙江省义乌地区。^[3]

“鸡毛换糖”的群体被称为“敲糖帮”。这一群体有严密的分工，他们根据经营活动的方式具体分为“坐坊”和“担头”两类。两者恰如“行商”与“坐商”既有所分工，又相互补充。“坐坊”组织有“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四种。“糖坊”就是把煎好的各类糖品，如糖粒、饼糖、生姜糖等，用货币或其他交易方式(以货换货，货物贷等)给敲糖人，同时收购敲糖人收来的货物；“站头”就是“敲糖帮”解决居住问题的小客栈和经营托运业务；“行家”专事采购各类小百货以供“敲糖帮”经营；“老土地”专收“敲糖帮”换回的货物。“担头”则是挑糖担赶的生意者。“担头”主要分为“老路头”“拢担”“年伯”“糖担”。“老路头”由精于敲糖业务且具有一定领导能力的人担当，他们通常是从“敲糖帮”中公议推举出来的，主要任务是统领整个团队。“老路头”下面是“拢担”，他们是各村糖担的领袖，由村推举，并负责带领本村糖担，其能力略逊于“老路头”。“拢担”下又有“年伯”，其职位是由“拢担”任命的，任务是协助“拢担”的工作。同时，“年伯”还要管理五至七副“担头”。最后是“糖担”，又称“担头”，就是“新手”，即初次出门的敲糖人，如同工匠所收的学徒，由“年伯”带领指导。另外，在吸收新糖担上，也要行拜年伯的手续。“担头”外出敲糖之前，由“糖坊”和“行家”通过记账借贷提供糖品、小百货，在敲糖途中以赊销方式及时补充货源或托运货物，待回到义乌后，“老土地”收购鸡毛和骨头等杂物时，结算之前的赊欠账款并支付给他们剩余的货币。^[6]

鸡毛换糖这一行为对地区经济和发展的促进得到认可，并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如廿三里镇（公社）办的廿三里羽毛厂，就是在这个阶段应运而生的，当时它解决了农村数千人的就业问题，换回了外汇，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可谓利国利民。^[3]“鸡毛换糖”精神和经营理念是义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义乌市场经济繁荣的强大精神动力。^[2]在义乌，鸡毛换糖作为一种文化，推动了城市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浙商十大标志性事件中，鸡毛换糖名列第一位。“鸡毛换糖”是一种毫厘争取，积少成多、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善于变通、刻苦务实的实干精神，义乌人也正用这种精神文化激励下一代不忘吃苦，勇于创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