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服

飞鱼服，汉族服饰，^[3]由质孙服发展而来，^[4]明代赐服的一种，^[5][2][1]是次于蟒衣的显贵官服，^[3][6]非御赐不能穿着。^[3][6][7]飞鱼服沿袭明朝男性服饰款式，^[8]由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制成，^[1][9]指带有飞鱼纹刺绣、补子的衣服，^[5][2][1]飞鱼纹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9]

飞鱼服属于赐服，是皇帝恩赐给有功官员的服装，以示表彰，^[7][10]它是一种荣耀的标志，通常赏赐给二品以上功臣、大内太监督领侍以及锦衣卫这些权力极大的皇帝心腹才有资格穿。^[11]《明实录》中有多处以飞鱼服赏赐镇边将帅的记载。^[12]山东曲阜孔府旧藏有一件明朝香色马麻飞鱼服实物，^[13]湖南常德市一处明代王府宦官墓考古发现墓主获赐飞鱼服。^[14][15]

飞鱼纹作为传统纹饰，为艺术创造者提供了灵感。^[16]随着锦衣卫题材影视剧作品增多，飞鱼图案及其相关饰品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现代设计师提取与运用锦衣卫飞鱼服元素，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增强文化自信，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服饰与现代设计碰撞产生的魅力。^[8]

飞鱼服，汉族服饰，^[3]由质孙服发展而来，^[4]泛指带有飞鱼纹刺绣、补子的衣服，是明代赐服的一种，^[5][2][1]是次于蟒衣的显贵官服。^[3][6]

飞鱼纹是明代传统寓意纹样之一。^[2][1]绣补色为飞鱼的袍服，^[17]即绣有飞鱼纹。^[3][6]其“飞鱼纹”并非鱼的形象，是一种头部似龙、鱼身、两足（四爪），带鱼鳍、鱼尾，有翅膀的虚构形象。^{[3][17][6][12]}后来又出现蟒形飞鱼，外形与蟒非常相似，四足，无翼，仅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12]《山海经·海外西经》描述“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狸作鲤）。”因为能飞，所以叫飞鱼。飞鱼的神性是"眼之不畏雷"，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可以御兵。^[17][6][13]明代飞鱼补子，最后发展整体造型为四爪蟒形，仅尾部为鱼尾，是摩羯拟龙化之后的形态。^[1]

飞鱼服属于赐服，是皇帝恩赐给有功官员的服装，以示表彰，不属于品级，非御赐不能穿着。^[7][10]明代赐服纹样最高级别为蟒，^[12]飞鱼服是次于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它是一种荣耀的标志，通常赏赐给二品以上功臣、大内太监督领侍以及锦衣卫。不过不是所有锦衣卫都有资格穿飞鱼服，只有锦衣卫指挥使，皇帝贴身校尉以及随驾仪仗队，这些权力极大的皇帝心腹才有资格穿。^[11][17]《明实录》中多见以飞鱼服赏赐镇边将帅的记载。^[12]至正德间如武弁自参、游以下，都得飞鱼服。嘉靖、隆庆间，这种服饰也有赏赐给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服饰。^[18]《明史·舆服志》称：“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鳞，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扈从颁赐》：“又锦衣卫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赐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侍立于御座之西，以备宣唤。”^[19]

“飞鱼”的最早记载在《山海经》：“其中（騩guī山）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长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记载的“飞鱼”，是有翅膀的鲤鱼形象。与东晋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印度摩羯jié形象类似。摩羯在古印度神话中，常以兽首（鳄鱼、大象）、长鼻、大口、利齿、鱼身鱼尾形象出现，传播到中国后，逐渐中国化为摩羯纹，渐渐接近明代飞鱼纹的形象。^[20]

隋唐时期，摩羯纹开始添加龙的双角和鱼的双鳍，融入龙纹、鱼纹的特征。宋辽金时期，摩羯长鼻上卷的特征消失，彻底成为鱼龙融合的形象，又称“鱼龙纹”。宋代鱼龙纹广泛应用于瓷器摆件，造型中包含双角龙头和鱼尾，鲤鱼状鱼身被拉长，越来越接近龙。元代时期，摩羯纹的鱼身已经基本拉长为龙神，双角龙头更加明显。^[20]到明代，飞鱼的造型逐步发生变化，身体逐渐拟龙化。明前期飞鱼造型：龙身窄短，前肢有翅膀，腹部有腹鳍一对，尾部末端保留“鱼尾”；明中后期服饰上的飞鱼刻有象鼻、龙身更为短小，两胁及腰部以下的鱼尾艺术化特征明显，形似卷草纹，前肢有翅膀。明之后，清代有自身的纹样发展体系，飞鱼纹在清代并无广泛流行。^[21]

明洪武帝朱元璋建国后，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礼制的崩坏^[22]，“古昔之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23]，开始恢复等级森严的礼制，服饰制度就是其中之一。^[22]明代的服饰制度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赐服，即赏赐皇室成员、文武官员、各级将领军士、少数民族首领、藩属国首领等特殊形制的服饰。^[22]飞鱼服就是其中之一。^[22]

明朝历代多次给官员、土司、使臣赏赐飞鱼服，《明史》中的记载有十次。^[24]后来被滥用和仿制，在中晚明时期，飞鱼服成为民间追捧的“国民服”。^[5]

明代皇帝在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时，锦衣卫堂上官穿大红蟒衣、飞鱼服，戴乌纱帽、束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锦衣卫堂上官则穿大红便服。袍为大红，交领，右衽rèn，领部缀白色窄护领，衣身左右开衩并有双摆，胸背缀飞鱼（蟒形、鱼尾、前肢带翼，后肢化为腹鳍）方补，或用云肩通袖膝襕lán纹样。^[25][26][27]

公元15世纪的明代，绸缎中的鱼锦图案有了发展。国家织造局专织一种飞鱼形衣料，材质主要来自于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1][28]有“青织金妆花飞鱼过肩罗”“青织金妆花飞鱼绢”“大红妆花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罗”“大红织金飞鱼通袖罗”“大红织金飞鱼补纱”，系作不成形龙样，有一定品级才许穿，叫“飞鱼服”。^[1][29]

“妆花”是明代最具特色的提花织作工艺，是运用束综提花、通梭织造和过管局部挖花盘织相结合的工艺生产的织物。由于采用过管挖花这一方法，花纹的局部配色非常丰富，色纹配色数可多达十几种甚至二三十种。^[28]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于花本的制作有描述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筭suàn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30]其将花本的制作程序分成：图案设计——挑花——倒花——拼花，即图案设计完成后，挑花匠要先将图描绘成1：1实际尺寸的图稿，计算经纬数，再在图稿上画出网格线，编出花本，再根据意匠图上经纬的浮沉交错点，以花本经线、纬线制成。织造时一人在花楼上拉花，一人坐机坑前织造，花纹繁复的匹料，^[31]因挑花棚容纳经线数量有限，一般会将大的图案分割成数个小图分别挑好，倒花后再作拼花，妆花织物花多彩多，纹样不对称，因此对于拼花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且用时较长。^[28]过肩处的飞鱼纹、海水江崖纹，袖襕和膝襕处的流云飞鱼纹均采用局部挖花技法，即用色彩不同的梭子通过通经断纬的方法使飞鱼纹直接浮现于织物表面，减少织物层次，节约原料，整体工艺风格雅致艳丽，同时具有很强的立体视觉效果。^[32]

明代赐服的纹饰将主体图案分布在盘领周围的两肩和胸背部，图案呈十字形对称分布，外形与柿子的宿萼相似，现代研究者称之为“柿蒂形”或“柿蒂窠kē”，在明代称为“云肩”。飞鱼服的袖部和前后襟下摆分别装饰“袖襕”和“膝襕”。膝襕内的纹样与上半身柿蒂窠的纹样主题相呼应，整个构图呈现出饱满完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疏密有序的视觉效果。^[21]

飞鱼服的整体配色主要有红、黄、白、绿、黑、蓝六种色系，在外轮廓勾线时常采用白、灰、金、银等中性色勾勒纹样边缘将纹样的对比色间隔开来，整个画面协调统一。飞鱼服纹饰具体配色主要使用的是“晕色”手法，即渐层色调的运用，不同纹样之间采用相近或邻近色系，图案彼此相互呼应，线条纹理明了，色调浓艳鲜亮，繁而不乱。^[21]

飞鱼服沿袭明朝男性服饰款式，根据穿着功能与场合不同，主要分为曳撒、贴里、直身、直裰duō袍四种款式，在这些基础款式上绣上飞鱼纹样。^[8]

明朝的飞鱼纹具有外形之美、阶级象征之外，海水江涯纹和四合如意纹等组成元素蕴含着美好吉祥的寓意。^[9]明代赐服飞鱼纹布局严谨，色彩鲜丽，工艺精细，隐含着古代人们礼制文化、织绣技术、崇拜观念以及文化蕴意。^[32]

飞鱼纹作为传统纹饰，为艺术创造者提供了灵感。现代设计师分析和提取其符号特征及美学内涵，是对传统纹饰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推动传统纹饰在时代中进行自我创新^[16]

飞鱼服作为明代锦衣卫所穿官服之一，具有鲜明的设计特征，服饰饱含历史底蕴和锦衣卫这一机构的组织特色。近年来，随着锦衣卫题材影视剧作品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喜爱锦衣卫形象，飞鱼图案及其相关饰品受到年轻人的青睐。^[8]

现代设计师提取与运用锦衣卫飞鱼服元素，结合现代流行元素，运用解构、拼接等设计手法进行融合设计，使流行服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当代服饰设计提供有内涵、有张力的创新设计素材，以增强文化自信，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服饰与现代设计碰撞产生的魅力，为中国服装品牌指明了一条创新运用传统元素的道路。^[8]

山东曲阜孔府旧藏服饰中有两件飞鱼服，^[33]分别为飞鱼贴里和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21]飞鱼贴里为香色马麻飞鱼服。其连身袍长125公分，腰宽有57公分，袖长97公分，袖口采宽袖口，香色马麻单袍，右衽交领。其下摆宽大，腰部有许多像百褶裙一样的大褶。该服饰正式的名称为贴里式，衣服的前胸一直延续到后背，织有彩色海浪江崖，上有“飞鱼”图腾。“飞鱼”延长过肩。^[13]飞鱼纹为，龙头（上颚较长），猪鼻，尾部是向两边翻卷的鱼尾，后肢有缩小的腹鳍。大红色飞鱼纹妆花纱女长衫的飞鱼纹为，龙头，四爪四足，鱼身窄长，两胁无翅，腹部无腹鳍，有后肢，鱼尾。^[21]

2016年，湖南常德市穿紫河北岸出土一处明代王府宦官墓，墓主人为明代荣王府承奉司承奉正周胜。其墓志铭中记载：天启二年（1622年），周胜70岁时获赐飞鱼服。^[14][15]

由于明代官员的服装不是朝廷统一制作分发，是官员按照自身品级所对应的款式自制，赐服的使用在明代中后期也有逐渐失控的趋势。^[34]天顺二年（1458年）下发的一道谕旨则规定，官民衣服上不得有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样。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孝宗下发一道谕旨：“今后公、侯、伯，及文武大臣，各处镇守守备等官，敢有违例奏讨蟒衣、飞鱼等项衣服者，该科参驳，科道纠劾，该部执奏。治以重罪。”^[10]明代后期，通过赏赐高等级纹样的服饰来笼络大臣，成为皇帝的常用手段。随着这一手段的反复使用，没能得到赏赐的官员们和民间百姓都开始仿效，各种高级纹样的开始泛滥。^[34]因飞鱼造型和蟒太相似，只在尾部稍有不同，连皇帝也看错。^[12]飞鱼服记载，始见于明朝正德年间《明史·舆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bì所，兵部尚书张瓒zàn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日：‘尚书二品，何自服鳞？”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非蟒也。’”^[3]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世宗再出禁令，规定从此以后，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文武官员，除了本等品级服色及特赐，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等项服色，“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服色，其余带俸及不系侍卫人员，及千百户等官虽系侍卫，俱不许僭jiàn用。”^[10]

但自从室官王振受宠蒙赏飞鱼服后，不断有大臣乞赏。至武宗时，已呈泛滥之势，连普通的武弁也赏到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