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

陈彦斌，男，1976年9月出生，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武汉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3]

2000年至2003年，陈彦斌在武汉大学任教，主要负责高宏、高微、高金等十多门课程。^[1]2006年，陈彦斌著作的作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出版。^[3]2013年11月27日，陈彦斌参加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题目为《中国贫富悬殊的体制原因与改革思路》的讲座。^[2]2021年至2023年2月，陈彦斌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党委研工部部长，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其中，他在2022年6月起担任首席专家。^[3]随后，2024《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其中提到，中国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赤字率拟按3％安排。陈彦斌认为，5%的增长目标释放出了更积极的“稳增长”信号，兼顾促进就业和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4]

陈彦斌获得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3]2016年，陈彦斌发表的论文《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和财产不平等》获得《经济研究》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3]

1993年至2003年，陈彦斌在武汉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2000年至2003年，陈彦斌在武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任教，他主要负责高宏、高微、高金等十多门课程。^[1]同年，陈彦斌前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担任讲师一职。2006年至2010年。陈彦斌提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3]2006年，陈彦斌著作的作品《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出版。^[3]随后，他于2010年至201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3]2013年11月27日，陈彦斌参加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题目为《中国贫富悬殊的体制原因与改革思路》的讲座。^[2]

2014年，陈彦斌与陈小亮等人合作著作的作品《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发表在《经济研究》中，此外，该作品还获得了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3]2015年至2016年，陈彦斌著作的作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研究》《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对外出版。^[3]

2017年，陈彦斌发表了作品《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能够“稳增长”吗？——基于含有市场预期内生变化的DSGE模型》。^[3]2018年，《经济研究》发表了陈彦斌著作的作品《经济增速放缓下的资产泡沫研究——基于含有高债务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3]2019年至2021年，陈彦斌任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正处级）。^[3]2021年至2023年2月，陈彦斌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党委研工部部长，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其中，他在2022年6月起担任首席专家。^[3]随后，他著作的作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刊登在《经济研究》2022年第11期。^[3]

2023年9月17日，陈彦斌做客经世致用讲坛，作“《道德经》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专题报告。陈彦斌介绍了《道德经》思想与宏观调控理论的相容相济，用《道德经》解读宏观调控九大理念，借鉴《道德经》来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并选择《道德经》部分章节进行细致解读。陈彦斌指出，借鉴《道德经》思想，宏观调控不仅需要敬畏“道”的力量，也需要更加重视“德”的作用。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要强调一般性，也要强调“中国特色”。^[5]随后，2024《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其中提到，中国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赤字率拟按3％安排。陈彦斌认为，5%的增长目标释放出了更积极的“稳增长”信号，兼顾促进就业和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4]

陈彦斌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构建符合国情的Bewley模型（即含有借入约束与异质性个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的重大问题。研究兴趣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产分配等。^[2]在中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提出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理论框架，一国经济可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增长，新理论具有理论一般性和政策普适性。提出了“大宏观”理念，每年发布《宏观政策评价报告》，每季度发布《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与宏观政策展望》研究报告。凝聚中国知名学者，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编写思路、工作方案和教材目录，积极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曾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多次为中国政协机关等部委授课，经常性地受邀参加中财办、发改委和央行等部委专家座谈会。^[3]

陈彦斌的主讲课程为宏观经济学（本、硕、博），中国宏观经济专题。^[1]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是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由中国人民大学陈彦斌教授于2020年11月份首次提出。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的是将稳定政策（逆周期调节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三类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从而打造新的宏观调控理论框架和新的政策实践思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与既有的以稳定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框架存在本质差异。^[3]

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调控理论在古典二分法研究范式的禁锢gù之下，只是重点关注了稳定政策的作用，忽视了对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探讨，在政策实践中三大类政策也往往各行其是。与既有宏观调控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相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内涵更加丰富，较为全面地包含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但通常也只是按照“稳定政策管短期、增长政策管长期、结构政策管结构”的思路进行调控，三者之间是相对割裂的，尚未形成合力。 总体而言，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政策实践层面，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三大类政策长期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陈彦斌教授提出的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旨在加强各政策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从而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明确各类政策的切入点与核心抓手，形成统一合力。“三策合一”既能提高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效率，又能节约宝贵的政策空间，从而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更好地实现经济在短期与长期中的平稳发展。^[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既有宏观调控理论遭遇到了巨大挑战，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难以使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摆脱经济低迷的泥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债务压力持续增加+物价水平结构性分化+部分资产价格存在泡沫化风险”的复杂格局。既有的宏观调控理论主要建立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之上，其核心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促使一个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维持在零附近的状态，从而降低短期内资源的无效或低效配置。然而，上述宏观调控理论和宏观政策框架难以有效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格局。第一，由于经济的短期与长期下行压力并存，导致产出缺口“被动”收窄，若遵循既有宏观调控理论，宏观政策无需较大力度调节，但是这显然难以应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压力。第二，经济下行背景下的高债务压力会对宏观政策形成新的制约，进一步导致宏观政策难以破解当前格局。第三，在物价水平结构性分化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的掣肘下，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3]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能够有效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格局。第一，可以通过加大稳定政策对长期潜在增速缺口的关注， 使之兼顾短期与中长期的最优增长路径，从而中国经济走出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螺旋式下滑的困境。第二，可以加强使用增长政策挖掘资本和劳动两大“老动力”，同时增强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两大“新动力”，防止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第三，可以使用结构政策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结构性问题，切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既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促进增长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更好地破解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3]

担任《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改革》《经济与管理研究》《财贸经济》《经济评论》等期刊编委或学术委员。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担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经济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自科基金会评专家，中组部司局级干部选学班教员，中宣部“马工程”首席专家。担任中国消费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分会会长。^[3]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其中提到，中国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赤字率拟按3％安排。陈彦斌认为，5%的增长目标释放出了更积极的“稳增长”信号，兼顾促进就业和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对于3%的赤字率，陈彦斌认为，这一安排并非一成不变的，后续可以根据财政收入形势和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此外，“新质生产力”成为近段时间以来的热词，并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此，陈彦斌建议，要综合运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