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共眠

《速求共眠》是阎连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8年3月。

小说讲述了作家阎连科为名利想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拉拢顾长卫和蒋方舟，并亲自进行田野式调查，了解到扑朔迷离的故事，最终电影不了了之的故事。

该书以多声部的结构与叙述，既寓言着对现实的忧虑和感知，又显明的显示着“阎氏小说”的真实与诡异，多变性与实在性。

一天，作家阎连科偶然看到一篇微信文章，讲的是中年农民工李撞与北大女研究生李静的爱情故事。他找到顾长卫、蒋方舟等人商量，想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几人一拍即合。

为了写剧本，阎连科进行了一场田野式的调查：回到家乡采访李撞和乡邻，又在北京找到李撞的儿子、工友和李静，还查阅警察办案的笔录。在调查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不断推翻、不断更新。

关于李撞与李静的纠葛，李撞的说法是这样的：工友麦子与他打赌，“如果与李静约上会，给你2000块”，为了钱，他对李静纠缠不休；到了麦子那里，则变成李撞看上李静家有钱，企图勾引她，之后财色双收；而在女主角李静的口中，起因是李撞拾到她的钱包之后归还，她觉得这个人实在、淳朴，两人一来二往有了感情……

最终，阎连科写成的剧本《速求共眠》，与最初设定的“讲述李撞和李静的畸恋”不同，是另一个版本：李静因留京不成深受打击，和院长提出愿意接受潜规则被拒，之后举着“走近我，速求共眠”的牌子以示对抗，正好遇到李撞。结局是两人恢复理智，友好相处，但已没有爱情的纠葛。面对这样的剧本，顾长卫毫无兴趣，电影不了了之。

chapter 1 闪念chapter 5 卷宗chapter 2 速求共眠（一）chapter 6 速求共眠（二）chapter 3 在レストラソ餐厅chapter 7 一片空白如电影中长时间的黑幕般chapter 4 采访后记 阎连科：走向谢幕的写作 

2013年夏天的一次观影经历让阎连科决定要做一件事：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让自己从贫穷而又自命清高的文学队伍中，一跃跨进电影行业。阎连科找来导演顾长卫、作家蒋方舟、编剧杨薇薇等，开始筹谋创作这部“名利双收”的电影《速求共眠》。后来，这个计划落了空，阎连科奋不顾身追名逐利之途也随之中断。这次逐梦之旅，阎连科并没有浪费，而是写进了长篇小说《速求共眠》中。

阎连科

作为一名写了三十多年的作家，阎连科渴望名利双收，想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他忽悠顾长卫拉赞助，蒋方舟当女主角。于是他拉拢知名导演，青年作家，演员等来看他的剧本，最终导演给了他五十万预支款。为了写剧本，阎连科回到家乡采访李撞和乡邻，又在北京找到李撞的儿子、工友和李静，还查阅警察办案的笔录。在调查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导致真实事件过程扑朔迷离。最终，阎连科写成的剧本《速求共眠》与先前剧情迥异，顾长卫毫无兴趣，电影不了了之。阎连科也因此生了大病，开始反思写作的意义。

《速求共眠》中阎连科对文本创作（作为纯粹性和超越性的语言实践活动）与作为写作者的“人”的价值感、意义感之间互证的关系产生了揶yé揄或反讽，将如此的文化处境、艺术反思和生命体验，转喻为小说充满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的叙事组合。《速求共眠》不再延续作者一贯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彰显，而将他向来极度“信仰” “确认”和“信任”的文字创作、文本虚构、小说叙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一切未知事物洞悉的经验惯性推向深刻犹疑的前台，接受着文本内人物和外读者的反复审判和严峻拷问，无论是“我”对《速求共眠》前文本、正文本、后文本的肯定与否定、改造与重述，还是李撞、李静、李社、洪文鑫、罗麦子等文本内角色和外角色对故事叙述和被叙述的拆解与证伪，小说的质疑、消解和批判的矛头，指向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或文化对象的质地和属性，而是阎连科被自我和他者所赋予的安身立命的“小说家角色”的存在意义，指向作为作家职守的文字写作或小说叙事这一充满现代创造精神的实践活动本身，直至指向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和现代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处境中合法性的存在感追寻。阎连科借助文类跨界和文本抵牾wǔ的叙事修辞蛊惑，深隐着对自我角色、文化语境、人性症候的同情与理解，并在叙事圈套的形式构镜当中，赋予了深切的道德关怀和深邃suì的生命忧思。

阎连科深知文学反思风险，即容易陷入他言重述或肤浅呐喊或浅尝辄止，而他避免此窠kē臼的叙事方法，就是以代入式的叙事机制，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演绎作为自我角色（作家）与世界对话的精神产物的“文本”（生活文本、艺术文本、叙述文本）在生成过程中，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冲突、妥协、共谋、攻讦的“动态或重组”，不断制造着各自“信念与规范”在一致与反差之间的钟摆弧线，由此，《速求共眠》不仅成为关于人与语言、真实、意念、认知等人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抗衡、消解、佐证的“含混艺术场”，这种修辞的含混设置还将虚构与真实、文本与非文本、叙述与文字、作者与第二自我、角色与第二角色相互叠加。

多重叙事的歧义

阎连科在《速求共眠》当中设置了层层的文本世界及其组套关系，掩饰和消解单纯文本叙事所可能的意义单一呈现，而代之以在叙事尽头不断消解既有的叙述真实，进而持续开拓新的叙事可能方向，驱使叙事得以延续。因此，《速求共眠》是以对“真实”的“不断抵近”和“叙述”的“不可靠性”之间的抵牾作为文本叙事的动力，它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或者说将虚构的外延不断扩大，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交叉地带，在“‘似与不似’的剧烈倾斜开始模糊符号和对象的差异”情境下，实现对生活真实、心理真实、艺术真实的远距离描述，但内在却隐藏着阎连科对文学深刻怀疑的态度，同时也包含着他对语言陈述的高度敬畏和虔诚 — —叙述（他者叙述、自我叙述、客观叙述、心理叙述、想象叙述）具有对真实的引诱、对真实的遮蔽、对读者的歧义的幻象效果，表述同样具有对个体内生活、外生活的巨大操控和钳制影响。因而，《速求共眠》的各个版本构成了局部或微观的“真实”，具有显在的主题指向性，彼此之间的断裂与隔绝展示出生活的某个侧面；但《速求共眠》的不断生成衍生、不断被动改造，以及互相消解彼此，又使整体文本的《速求共眠》始终无法褪去“虚构”的幔帐。这种局部真实与整体虚构、自我真实与他者虚构、陈述真实与验证虚构，凸显出阎连科对于小说叙事、语言存在之于生活真相、存在实相之间隐秘关联性的探索 — —他解构了自己一贯的现代批判主义叙事的“显示”功能，而重新将古典主义小说的“讲述”引入小说叙事，让充满个人化情感、立场和导向的“讲述”， “通过对故事的讲述，就站在故事和你 — —读者面前”的“讲述中的那个作家”，即“作者的在场”，与秉持客观、公正、中立的“显示”，即“作者的隐退”，共同存在于文本当中，这也正是《速求共眠》虚构与非虚构边界弱化的叙事成因。同时，阎连科借助于“小说如何言说”、 “小说怎样叙事”所具有的延展能量，抽离了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想象虚构的等级性、疏离性和对立性，而将其嵌置于现实记录和镜像反观的中介，赋予其既可能成为生活的历史寓言，也可能走向生活的未来预言，但操控这一切的，是作家对自我的一次次自省发现，以及对文本世界当中人物的心灵、灵魂、人性和宿命的道之恒与道之玄的开掘。

《速求共眠》有六个显在与隐形版本（纪实小说、微信小说、电影剧本、案卷记录、人物访谈、整体小说），无论是作者在场版的讲述为主型，还是作者隐退型的显示为主型，讲述和显示并非那么纯粹的泾渭分明，相反，每一个文本都有其叙事企图，但文本之间又相互叠加或冲突或稀释或证伪，于是“真实”就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哲学黑洞， “后真实”即“语言叙述”反而取代了实践真实上升为历史叙述、个人叙述、他者叙述乃至自我叙述的唯一形态。但后真实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代名词，相反，它是对本质主义的消解，对相对主义的尊重，它放逐了对生活唯一的、表象的、固化的认知模式，代之以多元的、内在的、动态的观照参悟。于是，《速求共眠》的每个版本都构成了生活真实的一个面向，但没有一个面向能取得权威地位，处处是对“经典叙事”即“核心的网络”的“反叙事”，因为在不存在绝对公共性叙述的个人语境中， “真实”只是个人期望和个人意外的产物，它汲取着适合自我规约的真实要素，摒弃着那些反叛自我渴望的事实细节，并最终塑造着个人化的真实观，固化着自我与外在寻求真实的动力。因此，《速求共眠》的各个版本支撑着人物的丰满和立体，警惕着人物的单调和刻板，最重要的是每个版本都雕刻出一种人的生活姿态和生命存在，暗含着人的未来可能的各种方向，这是后真实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语言、叙述乃至小说的无限潜能，它高于任何个体的认知，囊括和浓缩了世界、生活和人以及抽象概念的多维形态。《速求共眠》当中，阎连科在消解虚构和非虚构界限的同时，更深隐的则是呈现何为真实，或者说后真实为何物，因此他的一切叙述版本既是文本之内的逻辑，又是为文本构建而存在的文本序列，他在小说中如同一位游弋于文本内外的魔法师，将一切的反讽、寓言、叙事、想象、陈述置于可疑或不确定的位置，通过“明显带有某种规避批判锋芒的意图”的叙事实践，在诸多的不确定面向中，呈现出叙述或小说对生活内在深邃的无限抵近和无法抵达。

叙事修辞的蛊惑与精神伦理的重构

阎连科在《速求共眠》当中有意识的压制惯常的对社会历史和现代人性的批判锐度，反省和反观着他人的“批判” — —“你是靠卖咱村人的孬换了名声的。靠卖中国的孬处才有名望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真正割舍通过小说对一切人的存在真实境况进行人文探秘的道德责任，《速求共眠》就成为阎连科嫁接叙事修辞、人文反思和叙事伦理的实验之作，以此缓和主体性理想和生活本相之间的紧张与焦虑，转身为以修辞的营造来实现“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的企图。

首先，《速求共眠》充满非戏剧化、戏剧化和自觉叙述者的叠合及其“含混”的修辞隐喻。在《速求共眠》的小文本事件当中，阎连科是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即以最大程度的中立、公正和客观进行叙述，以无价值暗示、无道德倾向展示生活真实，甚至以访谈和卷宗等零度介入的方式，追溯农民工李撞与北大研究生李静之间的“感情”是否存在、何以可能的原委，将言说的权力交予被叙述人物自己，而文本内外的读者都成为倾听者和裁定者，并在不自觉当中被代入各个版本的叙述语境。但李撞对李静的“非礼”究竟是源于打赌怂恿yǒng、意图杀人劫财的预谋、同情施舍与感恩回报、复仇的险恶与和解，不同叙事主体的陈述事实都在相互抵消，生活真实的基本逻辑陷入混乱破碎，但每一个人的叙述又是符合自我意念和情感道德的逻辑真实，而这种虚构的真实或真实的谎言，则是作者为所有读者打造的一种真实抉择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道德、欲念、想象、体验做出自己的判断，完成读者与文本人物的“共谋”，参与不同版本叙事的意义生成

阎连科的非戏剧化叙事，灼照和撕裂的是生活表象事件下的内在性真实 — —掺杂着心理、道德、人性、欲望、贪婪、阴暗、复仇、理性的不同维度的“个体真实”的同时存在、角逐和挤压，挑战着接受者的生活经验、震惊着接受者的情感自制、革新着接受者的认知模式，他们构成了现代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得以重建或张扬的前提，亟待着对造成混乱境遇的人文现状进行现代性救赎，由此完成以修辞抵达人文精神反思的探幽。同时，在《速求共眠》的大文本事件当中，阎连科却是戏剧化的角色，将自己“变成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文本内外读者所观的不仅是叙述者的所写所言，还包括对叙述人物及其行为本身，这种打破讲述者和被讲述者界限的戏剧化修辞，展示出讲述者和被讲述者所共享的生命体验。

其次，小说修辞的审美距离设置及其寓意。阎连科在《速求共眠》当中设置了多重叙事、文本、人物、结构的审美距离，它使得彼此互相参照构成镜像，由此衍生出间离性、发散性或开放性的主题，使叙事修辞的寓意避免了单一视角而涉及道德、理智、情感、身体和时间的多个领域。小说除却叙述者的阎连科，还有一个不同于作者和叙述者的阎连科，即在叙事中逐渐展开的重新发现自我的隐含读者，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

第二自我阎连科携带着文本内外的读者，远离叙述者的叙述、远离文本角色的自述和转述（如人物访谈和卷宗），使故事人物成为脱离虚构/非虚构的范畴，成为在叙述情境中真实生活的想象人物，这样，任何的叙事就成为不可信的叙述，没有什么可信的叙述者能够为读者提供真实，由此含喻的是对任何叙述的深刻怀疑，以及叙述的表征对于生活与真实介入的虚妄、无力和孱弱。

最后，人格化的议论型叙事设置。《速求共眠》以议论推进叙事前行，并在叙述者的议论、人物的议论、文本内读者的议论当中，来“塑造信念”、 “升华事件”、 “控制情绪”。《速求共眠》当中既有人物角色对文本、事件、自我和其他人物的“戏剧化议论”，也有依托某些场景、细节、对照物或背景的象征的含蓄议论。但议论的“错位”构成了叙事的动力。比如阎连科对文本（纪实小说、电影剧本）的自信与“文本内读者”对作品的否决，最后不得不依靠生活实践的“偶然”寻求和解，错位仍然存在，但文学的尊严得以捍卫；访谈版的阎连科、李撞、李静、罗麦子、洪文鑫的彼此议论，电影剧本版的李静、李撞、张华、麦子、吴国强以及警察等的彼此议论，无论是印象议论、心理议论，还是语言议论、动态议论，议论的错位促使叙事朝着发散性的方向发展，在寻求共通的规范、信念和情绪的统一过程中，人物的虚伪、乖戾、善良、懦弱、阴郁、盲目、冷漠等人性质地得以裸露，且同时投射于每个人物身上，从而避免了人物内涵的单向度，而呈现出人在差异化的生活境遇和叙述语境中内在性的无限丰富、斑驳和芜杂。

《亚洲周刊》：在阎连科作品中，《速求共眠》的阅读感受相当特别且颠覆想像，素日阎连科的每部作品在形式上都会特别讲究，但《速求共眠》小说形式上的自由度超过了他以前的写作。它丢失了以往小说的沉重感，恢复到一种纯粹的阅读趣味上。书中纪实小说、采访、微信文章、审判纪录、剧本以及小说本身多个版本的多声部形式，包括阎连科本人在小说中的出现，表面上非常诡异和魔幻，实际是让真实把虚构给击碎了，同时又是让虚构把真实给击碎了。

出版时间出版社语种ISBN2018年3月23日INK印刻出版公司繁体中文97898638723442019年1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简体中文9787550029903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lóu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

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