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事件

通化事件，又名“通化 二·三事件”，此事件发生于1946年2月3日，指的是在安东省通化（今属吉林）地区，以孙耕尧等人为首的反动分子勾结日本残余势力、国民党和土匪制造的武装暴动，此次事件以暴乱势力失败而告终^[2]。

通化事件指的是在通化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残余反动势力对失败感到不甘心，并试图寻找机会来重新反击的武装暴乱。暴乱策划始于1945年底，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与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密商后发起。但情报员沈殿铠kǎi成功渗透敌方内部，获取了暴动计划的情报，并向军械部长吴云清报告。随后通化省各部开始组织战斗准备。^[2]1946年2月3日凌晨开始了战斗，孙耕尧等人带领日本残余势力、国民党和土匪等组织，突袭中共方重要部门，后暴乱事件在通化人民的和地方组织的有效抵抗下被镇压。^[2][3]

中国现代学者王元年曾在《对通化“二·三”暴乱事件的探讨》一文中评价此次事件为：“蒋日伪合流的一幕丑剧”^[4]

在民国时期，通化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伪满洲国东边道的重要据点。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政府试图接管通化，以分散日本投降部队及其家属，并清剿周围山区的土匪。这导致国民党政府与伪政权人员勾结，试图控制通化并实现其统治目的。^[3]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驻通化并设立司令部。^[3]随着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增强，民主政权逐渐在通化地区建立起来。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在控制区域内接收伪政权，建立新民主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剿匪、维护社会秩序，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通化地委按照指示，进行围剿土匪、稳定社会、清算叛徒、动员群众、减轻租金、降低利息、恢复经济、改革教育等工作，以提高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除封建思想。但残余反动势力不甘失败，以孙耕尧为首的通化县国民党党部决定与关东军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进行勾结，成立了以孙耕晓为总指挥，刘亦天为副指挥，藤田实彦和姜际隆等人为骨干的"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来谋划武装暴动，并计划用此次暴动来推翻中共新建立的人民政权。^[2][3][5]

1945年12月15日，孙耕尧与藤田实彦见面，密商暴动计划，组织规模约2万多人^[注1]的暴乱，准备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通化建立的新政权，建立所谓的“中日联合政府”。1946年1月15日，孙耕尧家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成立了“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同时确定了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以及具体的暴动纲领和目标等内容，并达成了“孙田”暴乱协议。暴动时间被定为1946年2月3日。^[2][6][3]暴乱策划部分包括解除通化市的守备、拘捕政府犯人、发出暴乱信号以及攻击红十字医院等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并清除民主联军伤病员，为接收日本关东军伤员做好准备。^[6][7]

1946年2月2日，沈殿铠被任命为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供给股股长兼警卫连连长。并成功渗透到敌方内部，获得了暴乱组织即将发动暴动的情报，并向军械部长吴云清详细报告了这一情况。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在得知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迅速调集援兵。然而，由于主力部队正在通化周边山区进行剿匪行动，市内只有三个连的兵力可供使用。遂召开了紧急会议来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并指派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负责指挥，迅速逮捕敌方首领孙耕尧等人，并查抄暴乱总指挥部。当晚七时左右，茹参谋长和沈殿铠带领警卫班火速赶到敌特分子姜际隆的住所，成功抓获孙耕尧等12人。掌握敌方情况后，中共通化分省委和专员公署紧急动员各留守部队、机关和工人自卫队参加战斗。^[2][7]

1946年2月3日凌晨，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发出了暴乱信号，标志着“二三事件”开始。孙耕尧等人带领日本残余势力、国民党和土匪等约万余人，突然袭击重要部门，其中包括红十字医院等部门。暴乱组织试图清除民主联军伤病员，并准备接收日本关东军伤员。在激战中，朝鲜义勇军部队和通化干部们奋起反抗，展开激烈战斗。朝鲜义勇军五连奋勇抢救伤员，而红十字医院遭到敌人的残忍袭击，导致150多名伤员惨遭杀害，朝鲜义勇军士兵郑炯锡和通讯员王振福等人英勇抵抗，部分人壮烈牺牲，暴乱分子夺取了部分武器并监禁了一些人员，还威胁被俘人员投降。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部队，成功解救了被困的伤员，并与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会师，共同击溃了敌人的攻击。^[2][6]

同时，暴乱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在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通化支队司令部，战斗异常激烈。在专署大楼，秘书长夏骏青指挥部队抵抗敌人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最终将敌人成功赶出大楼。另一方面，通化支队司令部也成为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经过抵抗，中方成功击退暴乱分子的进攻。同时，江南飞机场、公安局和电报局等地也经历了激烈的战斗。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以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和苏联红军的进驻得到了增援部队的支持，1946年2月3日下午，经过持续10余小时的激烈战斗，通化暴乱最终得到平息。^[2][3]

在清理战场的过程中，市区的百姓自发地拿起棍棒、锹镐等工具，积极参与追捕残余敌人，自发的百姓甚至超过千人。全市人民成功保卫了人民政权。在暴乱平定后，通化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始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开展剿匪和清算工作，恢复经济，改革教育，并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这次事件标志着通化地区的民主政权得以确立，南满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3][8]。

以上参考资料：^[9][2]

以上参考资料：^[9]

1946年4月，所有居住在通化的日本人陆续被遣返回国。随后的1951年，在反革命运动镇压中，逃散到各地的通化暴乱的头目刘亦天、姜际隆、迟文国等30多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这些暴动分子根据法律判处了极刑或有期徒刑，这也标志着中共对通化"二三"暴动的彻底胜利。^[3]

中国现代学者王元年曾在《蒋日伪合流的一幕丑剧——对通化“二·三”暴乱事件的探讨》一文中评价通化事件为：“蒋日伪合流的一幕丑剧”^[4]

中国现代学者王新曾评价此次事件为：“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事件”。^[3]

日本作家加藤康男在《8月15日战争“通化事变”》一书的副标题中评价通化事件为：“日本人不知道的满洲国的悲剧”^[10][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