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

许寿裳（1883年2月4日^[2]-1948年2月18日^[3][1]），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2]字季弗，又作季市，号上遂，教育家、文学家。^[1]

1899年春至1902年夏，许寿裳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3]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4]1908年，许寿裳加入光复会。^[12]1909年4月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4]1922年夏，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4]1925年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14]1926年，许寿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4]1943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4]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抵达中国台湾台北市筹备编译馆。^[11]1947年5月4日，许寿裳发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同年“二二八事件”爆发，蒋介石采取了镇压的策略，编译馆被裁撤，^[11]许寿裳被迫转到台湾大学任教。^[15]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寓所惨遭凶杀，年仅66岁。^[3]

许寿裳有《章炳麟传》^[5]《我所认识的鲁迅》^[6]《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专著。^[7]在近现代绍兴史上，许寿裳、鲁迅和蔡元培一起并称为“越中三杰”，^[11][16]他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并在国语运动中力推从“台语复原”到“学习国语”的正确方向，为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8]

1883年2月4日，四爷爷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水澄巷。^[2]1899年春至1902年夏，许寿裳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3]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和鲁迅成为朋友，^[4]许寿裳在日本留学期间，主编《浙江潮》杂志，^[17]1906年和1907年，曾跟鲁迅等在日本东京《民报》社师从章太炎先生。^[13]

1908年，许寿裳与鲁迅一起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12]1909年4月，原本想赴德留学的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4]辛亥革命之后，许寿裳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参事兼译学馆教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江西教育厅长等职。^[14][4]

1922年夏，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4]1925年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14]1926年，许寿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4]1943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4]

1946年，应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赴台湾主持“台湾国立编译馆”工作。编译馆由接收教育处的编审室与教材编辑委员会两个单位合并而成，同年6月25日，许寿裳抵达台北，6月27日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之中。7月13日，编译馆即正式成立。编译馆除全面参与台湾的“心理建设”事业，还与宣传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等部门合作。除去公务，许寿裳还写作了《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与《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著作，宣传鲁迅精神。^[11]

1947年5月4日，许寿裳发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就在许寿裳号召在台湾发起“一个新的五四运动”的同年，“二二八事件”爆发。蒋介石采取了镇压的策略，编译馆被裁撤，^[11]许寿裳被迫转到台湾大学任教。在许寿裳的多方奔走下，原先在编译馆任职的人如李霁野等也随同来到台湾大学，许寿裳将精力转移到教育领域。^[15]1947年8月，台湾大学文学院改为哲学、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其中中文系主任由许寿裳担任。^[15]

1948年2月18日夜，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寓所惨遭凶杀，右颊右颈被柴刀连砍4刀，当场去世，年仅66岁。^[3]

《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人格和思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序》《争面子》《谈“每下愈况”》《〈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孑民先生的生活》《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

资料来源（截至2024年10月23日）^[13][11]

名称	简介	图片
《浙江潮》[17]	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刊，每期60余页、约8万字，论说、学术、谈丛、小说等栏目丰富多彩，其中“学术”还包括了教育、哲理、经济、历史、军事等各个方面[20]

（截至2024年10月23日）

大学是学术机关，教授、系主任及院长都是聘请者，对校长行文不应该用签呈，应改为公函。^[15]

台湾也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注1]。^[11]

台湾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有为各省模范的资格，过去台湾省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也不能抹杀其价值，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13]

1909年，许寿裳结婚。^[21]1918年初夏，许寿裳夫人病故，一个月之内，许寿裳二女儿和三女儿也夭折。^[16]

在近现代绍兴史上，许寿裳、鲁迅和蔡元培一起并称为“越中三杰”。^[16]1922年，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上任后，许寿裳发现女高师复旧势力强大、教学设备简陋、经费少、师资差，于是对学校加以整顿，尽力排除封建教育的陋规，推行西方教育体制。许寿裳在海峡两岸的多所大学任教，开设“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字学”与“传记研究”等课程。^[11]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寿裳在台湾，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以及鲁迅和鲁迅精神，推广和普及国语、国文，致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26]许寿裳作为读音统一会会员，一起确立了注音符号的使用原则。他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并在国语运动中力推从“台语复原”到“学习国语”的正确方向，为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8]

许寿裳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辛亥革命后，受蔡元培之托，许寿裳草拟《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中国。^[8]

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与教育史上，许寿裳就是一位影子人物。他既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的草拟者，也曾参与“读音统一会”的工作，同时，在渡海赴台之后，还极力推动台湾的文教建设。除此之外，许寿裳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例如文字学、小说史以及传记文学研究等，尤其他的《中国传记发展史》更是开先河之作。现代中国的传记文学，由胡适首倡，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走向成熟，则是许寿裳的重要贡献。他的《中国小说史》虽然参考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是体系完全是自创的，构成了对于鲁迅论述的发展。^[17]

许寿裳通晓日、英、德等多国语言，^[26]在许寿裳的学术成果中，最具价值的是传记文学研究和写作。1945年5月，他的《章炳麟传》一书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全面评介了太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是最早的一部章太炎评传。他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这两部回忆录，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同类型著作中首屈一指。^[8]

许寿裳的字，雅逸清秀，刚直清健。他曾受业于章太炎，对古文字研究很深，所以其书法也会偶尔运用一二个古字，自然有机地掺杂其间。他长期追随蔡元培，蔡筹建教育部，他先后在其手下任佥事、科长、参事和司长；1927年蔡元培创办大学院，他又应邀出任秘书长、秘书处主任等，为蔡先生起草文件、代撰诗文是常事，所以他的字结体左低右高，笔画舒展，长横长撇长捺颇多，这些都是蔡元培书法的特点。比如香港未来中国出版社曾于1993年出版《许寿裳诗集》，封面用作衬底的一幅许寿裳诗稿手迹，即与蔡元培的书法相似。^[26]

许寿裳因为其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受到师生的好评，享有很高的威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微信公众号评）^[16]

许寿裳是一位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至汨没于风涛。（学者袁珂评）^[16]

许寿裳道纯德厚、学识渊博、博通经史、雅擅诗文，在教育界有着崇高威望。他通晓日、英、德语，其书法融汇各家，在书坛独树一帜。（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漫读电台评）^[19]

许寿裳是中国近代的先觉者，也是蔡元培推行新教育的得力助手和真诚的实践者。（南方教育时报评）^[11]

许寿裳之死众说纷纭，成了无头公案，当局说是单纯的盗窃引发的刑事纠纷，但不少岛内知识分子则怀疑事关政治。^[3]

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两岁。1902年，他们在日本弘文学院结识，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在文学上的合作，很快成了知己。1909年4月，许寿裳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让鲁迅到学堂任教，缓解了他的经济困难。许寿裳到教育部任参事，力荐鲁迅进入教育部。^[4]1914年至1919年间的6个端午节，许寿裳都要请鲁迅过来或是他到鲁迅那里一起过节。^[27]

1927年夏，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生活拮据。许寿裳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再度力荐了鲁迅，担任“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300元。1926年8月，鲁迅到广东任教，马上设法请中山大学聘许寿裳为教授。鲁迅在上海，许寿裳的女儿患病到上海求医，鲁迅为之奔走医院，担任翻译，颇为热心。1936年鲁迅病重，当年5月许寿裳专程去上海探望。7月1日，他又到上海慰问鲁迅，并动员鲁迅出国治疗。7月10日，许寿裳又看望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的时候，许寿裳在北京，未能送鲁迅最后一程。1937年1月31日，许寿裳南返上海，马上去拜访许广平，并偕往万国公墓，以花圈献于鲁迅墓前，并做绝句诗痛哭老友，诗词的原文为：“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扣晓钟。”^[4]

鲁迅逝世后，他为鲁迅撰写了多部回忆录和专著，四处奔走筹备出版《鲁迅全集》，为人们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提供了可靠的一手材料，也为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被称为最权威的鲁迅研究“通人”。^[26]

1903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求学时题写了一首七绝诗，送给许寿裳，原文为：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1935年，鲁迅再做《亥年残秋偶作》赠许寿裳：“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浓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4]

许寿裳讲授教育学和民治学，满口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译），学生们就送给许寿裳“德谟克拉西”的绰号。^[16]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悲愤之余，许寿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成立“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惨杀案后援会”，办理善后事宜。同年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士在女师大礼堂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烈士追悼大会”。许寿裳为主祭，致悼词，与会者无不热泪盈眶。^[16]

1946年5月13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谈了设立台湾省立编译馆的想法，表示：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导致多数人民说的是日语，看的是日文。中文和汉字反而生疏。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的改造。所以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的书籍报纸，因为汉语掌握程度的关系并不适用，所以书报必须单独编纂，包括中小学文史教本、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适合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并且需要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许寿裳收到信后便答应来台担任省立编译馆馆长，陈仪在信中表示“很高兴”，并为许寿裳来台途中、到台以后诸细节详加交代。^[28]

1946年6月，台湾省立编译馆正式开张。其中人员包括从大陆和在台湾招聘的学者许寿裳、李何林、李霁野等和赖子清等。次年4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奉令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同年5月16日，台湾省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台湾省立编译馆。许寿裳在6月25的日记里写道：“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28]

1948年10月1日的《人物杂志》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孙悟空的来历》的短文。作者就是许寿裳。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许寿裳撰成《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共计二十四章。其中《孙悟空的来历》，就在第十五章“杂谈著作”。《孙悟空的来历》中，许寿裳谈到：“鲁迅对我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是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甚么。”我问孙悟空的来历是否出于印度的传说，他答道亦有可能，但在唐人传奇中，已可寻出其出处。许寿裳的这段文字相当精炼，一下子就将鲁迅与胡适对孙悟空的研究所持不同意见，呈现于读者面前。也将这起早已流传于坊间的学林公案，公开了出来。^[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