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

《芙蓉镇》，原名《遥远的山镇》^[1]，是作家古华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80年7月开始写作^[2]，1981年2月在《当代》杂志第1期刊载后，受到中国各地读者的关注和媒体的热议，同年11月，经过古华的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4]

《芙蓉镇》的创作源自中国山区某县文化馆干部所讲述的当地一名寡妇的冤案。^[5]该小说以胡玉音和秦书田的命运为主要线索，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芙蓉镇女青年胡玉音在小镇摆摊卖米豆腐，生活得到改善盖起了楼房。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胡玉音被打成“新富农”，家破人亡。1969年“文革”开始后，胡玉音在患难中与“五类分子”秦书田相濡以沫，并与之结为夫妻。但却因此获罪，两人被立为反革命犯罪典型，秦书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胡玉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怀孕而监外执行。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胡玉音与秦书田得到平反。该小说将民俗风情、人际关系、爱情波折和政治风云结合在一起，隐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沧桑，通过人物命运对比，再现了极左时期荒谬的社会现实。^[6][7]

《芙蓉镇》是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第一部清算“文革”的长篇小说^[8]，是中国反思小说代表作之一^[9]。它出版后陆续被改编为歌剧、话剧、电影等影视艺术，还曾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种文字出版。^[6]1982年，该小说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4]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10]

《芙蓉镇》原名《遥远的山镇》，但在临发稿之季，书名仍没有确定，当时古华列举了十多个备选书名，包括《舞界山镇》《芙蓉河啊玉叶溪》《山镇青石街》《芙蓉女》《南国山镇》《峡谷山镇》《山镇人家》《青莲镇》《芙蓉玉树》《玉色芙蓉》以及《芙蓉镇》等。《芙蓉镇》的责任编辑龙世辉认为作品写的是湖南，并不是边疆，谈不上遥远，所以《遥远的山镇》并不贴切。《当代》主编秦兆阳认为此前有过以地名作为书名的例子，而且该作品是对山镇群像的刻画，并非局限一人，最后敲定以《芙蓉镇》为书名。^[1]

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更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历史，当代文学在功能上有了历史性的调整，不再局限于伤痕文学对政治动荡时期苦难与创伤的展示，而发展深化为反思文学，力图寻找造成苦难的历史缘由，并对政治原因导致的生活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诞生了一批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它们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表现，来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见解。^[11][9]

古华少年时便喜欢读书，从起初的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后来涉及到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作家的著作，以及各种历史、哲学著作、人物传记等书籍和报刊上的各种逸闻，长年累月的阅读，让他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2]

1978年夏，中国正在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各地都在平反以往因为“左倾”政策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古华前往某山区县采访时，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给古华讲述当地一名寡妇的冤案，该女子前后死了两任丈夫，在宿命思想的影响下，觉得是自己命独而克死了丈夫。古华听了这个故事后，没有太过在意。“文革”前、中期，是古华创作的困惑时期^[13]，“三中全会”召开后，文学在功能上的调整使得它更加触及、探究生活，让古华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回顾总结，因他曾在工作后在五岭山区的小镇居住过十四年^[14]，他开始审视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的生活。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构想，将那个寡妇的故事穿插到一组人物中去，以小镇为背景，将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描述他们在不同时代中的生活，以小社会来写时代变动中的大社会，达到“寓政治风云于民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目的，展现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际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3][2]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复苏，^[4]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峡谷平坝中芙蓉镇，因镇中栽种的“木芙蓉”和“水芙蓉”而得名。芙蓉镇面积不大，逢圩之时就非常热闹，曾有过“三省十八客”客商云集的场面。小镇女青年胡玉音从提竹篮卖糠菜粑粑开始做生意，1963年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大队书记黎满庚的支持下，在小镇摆起了米豆腐摊子，生意很是不错。^[15]

1964年春，“四清”运动开始，胡玉音做生意积攒的钱盖起的楼房落成后，被镇上国营饮食店经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查封，胡玉音也被打成了“新富农”，被规定每天早上清扫青石板街，她的丈夫黎桂桂因此自杀，黎满庚被牵连遭撤职，谷燕山也被停职反省。李国香当上了公社书记，王秋赦则成为了镇大队党支部书记。^[4]

“文革”开始后，胡云音更是饱受欺凌，长期生活在批斗与沉重的苦力劳动中。当上公社书记没多久的李国香被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当做“黑五类”揪出来批斗，1968年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国香的政治派属问题被搞清楚后，又成为了公社革委会主任。胡玉音在劳动中与“五类分子”秦书田相濡以沫结为夫妻后，再次遭到严重的打击。在公社“一批两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两人被立为反革命犯罪典型，秦书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胡云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怀孕而监外执行。^[16]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胡玉音在谷燕山的帮助下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婴，谷燕山因此受到了“停止组织生活”的处分。^[4][17]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胡玉音摘掉了“富农”的帽子，成了青石板街办米豆腐店的服务员，秦书田平反后回到了芙蓉镇，成为县文化馆副馆长，黎满庚恢复了职务，谷燕山成为了芙蓉镇镇委书记。而一直整治他们的王秋赦则因为撤职而成为疯子，李国香和省里一位丧妻的中年干部结婚后调走了。^[18]

胡玉音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说的其他人物都跟她联系在一起，其命运浮沉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她是一位外貌漂亮、内心善良的女性，本与黎满庚青梅竹马，却因为父母身份的问题，没能成为夫妻，她将其归结于宿命的安排，后来通过“灵八字”挑选了老实的黎桂桂作为丈夫，之后又为了争取富裕的生活和自由的婚姻受到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19]她的性格由善良、认命到怀疑，以至后来在逆境中逐渐觉醒走上反抗的道路，透过她的遭遇，清楚的反映了当时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给农村与农民带来的灾难。^[20][21]

李国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商的形象，1958年，就因积极献策放“工商卫星”而成为“全县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的女将，同时她带着极端利己的动机挑选恋爱对象，却因为嫌弃男方“官小”、不想做“后妈”等原因，三十二岁还未成家，后因为与县委财办主任通奸怀孕一事败露被派到芙蓉镇做食品店的经理。到芙蓉镇后她嫉妒胡玉音的生意兴隆和她的美丽，后来她又能准确把握政治风向，与王秋赦一起制造冤案来迫害胡玉音，达到升官的目的，虽短暂遭到批斗，却能够低下头伪装自己，她官复原职后又进一步给予胡玉音、秦书田更残酷的迫害。小说将其歹毒、阴狠、虚伪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21][22]

秦书田原本是县歌舞团的编导，1957年因编演大型风俗歌舞剧《喜歌堂》和发表推陈出新反封建的文章，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但他拒绝承认自己右派”的身份，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请求上级换成“坏分子”帽子。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改变处境时，他便故意装疯卖傻、嬉笑处世，受到迫害时也显得逆来顺受，甚至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来，以此来保全自己，他以坚韧的毅力、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还能主动关怀、照顾胡玉音并与之结为夫妻，又能巧妙维护婚姻的合法性。后在遭到王秋赦、李国香报复时，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又勇敢的表现出反抗精神，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又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 。^[19][22]

王秋赦是个雇农，又没有父母，他从小蹲破庙、住祠堂长大，养成了好吃懒惰的习惯。土改时，由于他的根正苗红被确定为“土改根子”，给他分配了衣服、铺盖、田地，还将镇上一套全木结构的别墅──吊脚楼分给了他。可是由于他大肆挥霍又不事生产，很快就坐吃山空，他的愿望就是一年一次“土改”，一年分一次“浮财”，靠其“贫农”的身份领救济为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成为了“运动根子”，他的身份也使其成为干部们信任的对象，甚至被提拔为芙蓉镇的领导。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的形象，是畸形时代的特殊产物，小说以其发疯作为结局让人警醒。^[19]

谷燕山曾经是一名军人，立过功，负过伤，南下转到芙蓉镇作地方工作后，也没有摆出官老爷的架势，而是为百姓着想，替群众排忧解难。因为他的生理缺陷，他不加避讳的帮助过胡玉音，照顾胡玉音的小摊，参加胡玉音与秦书田的婚礼，后在胡玉音分娩时又对他鼎力相助，并承担起临时丈夫的职责。他是“一镇的人望”，一镇人的靠山，他的存在对芙蓉镇人的生活，起着一种安定、和谐的作用，在小说里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形象。^[20][23]

黎满庚是一个性格矛盾的基层干部，他善良、厚道有是非观念，但在政治压力的影响下，首先背弃了与胡玉音的爱情，后来为了弥补内心的负疚，他决定保护、帮助胡玉音，可是在“四清运动”中，他又辜负了胡玉音的信任，选择告发胡玉音。他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惜损害他人，又因为良心未泯而自我谴责。^[20][24]

杨民高在小说中露面次数不多，但几次关键的运动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决定了胡玉音等人的命运。他作为县商业局的第一把手，县委第一书记，是一位高级干部，他为了自己侄女（即李国香）的婚姻，他以仕途前程要挟黎满庚切断与胡玉音的爱情，后又不做调查取证，将胡玉音、谷燕山等人打成“走资派”，还曾收受了王秋赦的贿赂（二百余斤竹笋），以及后来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蓄意拖延及等等，都体现其自私自利的性格和腐败堕落的官僚作风，以及政治投机商的狡猾。^[23]

《芙蓉镇》以1963年、1964年、1969年、1979年四个年代为核心时间，但涉及到包括解放初的“反右”、1958年的“共产风”、“三年困难时期”后的经济复苏、“四清”运动、“文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25]。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乡情民俗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到“人人防我，我防人人”，而一系列人物命运也由此改变，美丽善良能干的胡玉音家破人亡，多才多艺的秦书田佯狂避祸，正直厚道的谷燕山停职反省；而阴狠歹毒的李国香、好吃懒惰的王秋赦依靠政治运动获取权利逞威作福。从“文革”回溯延伸至“四清”再到“反右”，通过他们的命运浮沉作对比，表明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后的历史进程，再现了极左时期“真善美和假丑恶”“是非红黑”全部颠倒的荒谬历史。同时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即李国香、杨民高在“文革”结束后依然身居高位，且政治投机本性未改。^[26][23][7]

除了对历史的反思外，小说也包含了对人性的探问。李国香、王秋赦的恶劣行径，固然有“极左”政治的因素在内，但也因为其本身的丑陋心理。^[26]李国香将黎满庚和谷燕山对她的置之不理，归根于胡玉音，从而演变成对胡玉音的嫉恨，包括她以后对黎、谷二人的迫害也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恨。她一边追查胡玉音与谷燕山的道德关系、否认秦书田与胡玉音的事实婚姻，自己的个人行为却淫乱不堪。王秋赦则缺少基本的人道与人性原则，“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对他来说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私欲的工具，从而充当“极左政治”的打手与帮凶。这些实质上都是借革命的名义满足自己的私欲。^[27]而与之相对应，则是秦书田、胡玉音、谷燕山等人的“善”，以及他们在高压政治下对人性的坚守。秦书田与胡玉音在极端的环境下仍然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她们同病相怜，互相扶持。谷燕山在政治中勇于承担责任，不避个人风险帮助胡云音。^[23][28]

《芙蓉镇》基本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视角， 它完整和客观的展现了芙蓉镇的历史现实和生活场景，清楚的揭示了人物行状和心理，而且古华作为极左运动的亲历者，使得作品对极左政治运动场景的刻画真实而深刻，同时作品中夹杂了古华本人的直接文本述说，如对“文革”的评价^[注1]，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念。^[30]

《芙蓉镇》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叙述结构，即用传统的情节结构和现代的性格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它以情节线索为经，以人物性格为纬，依照时间顺序来讲述芙蓉镇的故事。但《芙蓉镇》有意识的将人物进行了“善”、“恶”两派的划分， 并且结果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结局，从整体上说仍然没有逃脱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结构模式，不同的只是将矛盾的主体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芙蓉镇》仍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及 “文革文学”的模式和延续。^[23][31]

《芙蓉镇》采用了情节次序与历史时序基本同步的方式，小说分为四个时间单元，其时间跨度是十七年，将事件发展过程排列于时间基座上。但它并未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期间采取近似电影的跳跃手法，写了回溯的六年时间，其中四年穿插在章节中，未写的两年，则用回忆、补叙的手法描述了一些必要的情节。小说把人物经历、人物之间的关系穿插于政治风云变化、人物命运浮沉的关键时刻，以此交代人物行为的诱因和情节发展的契机，将人物活动置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沧桑中，充分概括和评价了各个特殊时期中国农村生活面貌，将人物命运浮沉与国家曲折历程联系起来。^[32][33]

《芙蓉镇》将湘南的山川景物和民俗风情，还有富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人物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完整又独特的生活画面。^[34]其开篇就介绍了一座具有湖湘风情的小城镇，它环境优美，三面环水，是一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因镇中种植的“木芙蓉”和“水芙蓉”而得名。当地人民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注2]，进一步揭示了小镇民风的淳朴和当地的地域风味。^[15]同时小说中的人物，也带有明显的湖湘文化品格，如胡玉音的身上体现了湘女的柔美和刚强，当然她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于宿命“克夫”，也体现着湖湘文化中的巫风色彩。《芙蓉镇》中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地方俗语等为读者展示出了一幅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情民俗画，如贯穿胡玉音、秦书田命运的民歌《喜歌堂》，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风俗习惯。^[35][36]

《芙蓉镇》是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第一部清算“文革”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反思小说代表作之一^[9]。1981年2月在《当代》杂志第1期刊载后，古华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3]《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文汇报》《文艺报》和《当代》等报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报道，同年11月，经过古华的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其后它陆续被改编为歌剧、话剧、电影等影视艺术，还曾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俄文版《芙蓉镇》由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翻译出版后，第一次就印刷了十万册，作为“熊猫丛书”之一的《芙蓉镇》在海外接受情况也比较好，在全球有五百多家图书馆馆藏。^{[37][6][8][1]}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家对文学的认识仍着力于思想层面，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问题。《芙蓉镇》中不仅人物对话使用方言叙述，整个作品的叙述都使用方言的的声韵气口，它借助方言的原生态真实的展现了湘南乡土风情，也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活泼。同时作品中方言与官话两种话语体系并行，如李国香、杨民高的言必称“主义”“组织”的官方套路语言，形成了民间与官方的鲜明对比与反差。《芙蓉镇》使用方言突破了中国乡土文学模式化的叙述，成为新时期作家意识苏醒在语言领域的最早文学表现。^[41]

《芙蓉镇》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但它问世后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故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芙蓉镇》好看不好评。1982年，《芙蓉镇》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对于《芙蓉镇》的研究达到高峰期，各种研究文章层出不穷。至1986年《芙蓉镇》被改编为电影后，关于《芙蓉镇》的单篇研究论文就开始减少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芙蓉镇》遭受了由热转冷的待遇，只有一些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才有提及。^[42][8]

《芙蓉镇》的责任编辑龙世辉首次阅读该书尚未完成的手稿时说：“像古华这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提示左倾错误在农村造成的危害，在中长篇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8]

《芙蓉镇 》发表两个月后，作家沙汀与古华作了一次长谈，他认为：“《芙蓉镇》应该是创作界一个新的成就，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引起广泛注意。”^[43]

汉学家李治华称《芙蓉镇》是“一部罕见的杰作”^[22]，评论家雷达撰文认为，“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8]

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在俄文版《芙蓉镇》序言中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复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芙蓉 镇 》极其深刻地描述了 20多年来的中国农村生活，是一部极为生动而又十分尖锐的作品，是那时期出现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8]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蔡葵在与古华的通信中，称 《芙蓉镇 》“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 ”，因为它 “忠实地艺术地复制了现实生活 ”，作品的描写朴实无华，把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和庄严的东西一起挖掘出来，赤裸裸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44]

学者潘旭澜这样评价《芙蓉镇 》： “将一个小山镇的风俗民情写得如此生动真切，同时与政治风云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曲折的历史轨迹统一得如此巧妙和谐，这是我们30多年来的长篇小说中还不多见的。”^[32]

1981年，古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修订《芙蓉镇》书稿时，有一位内蒙古草原的中学教员来访，他告诉古华他就是书中的“秦书田”，他曾因一本历史小说稿，在“文革”中被批斗，还坐过班房，也被罚扫了六年的街道，与秦书田的遭遇极其相似。^[45]

1982年，《芙蓉镇》被改编为黄梅戏，登上舞台。1984年由张盛良改编，画家钟增亚绘制的《芙蓉镇》连环画，并在1986年荣获“全国第三届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三等奖。^[1]